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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则是心里一个劲地在保佑：“可别再穿帮了呀，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可没有时间和精力再来解释这些问题。”
可是张维翰是什么人呀，那可是个有心计的人，他隐隐地感觉到，这个徐大和张非似乎和自己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是多远呢，他说不清。于是，他就随便问了一句：“我知道你们这回来是受了孙司令的委托，那么，上面知道吗？”
“你说得是蒋介石啊，他能不知道吗！”徐大光知道当时国民党的空军委员会委员长是蒋介石，这么大的事情，他应该是知道的。
没想到，一听说蒋介石的名字，范筑先“夸”的一声就站了起来，一个标准的立正。就连单间外的所有国民党军官，听说了蒋介石的名字，筷子一丢，也是一个立正，表现出极度虔诚的样子。
徐大说得是没错呀，他可不知道所有的国民党人士对蒋介石是这个的样子。心里就有点儿后悔，坏了，自己也穿帮了，蒋介石的名字是不能直呼的。
所以他也跟着站了起来，黄河里尿泡随大流，以免引起更大的误会。
张非也只好跟着徐大站了起来。
张维翰和韩行为了尊重所有的国民党人，所以也只能跟着站了起来。
张维翰心里默默地想道：这个徐大到底是个什么人呢？看来，他真不是国民党里的人。那么到底是哪一派的人呢？他说不清，只是隐隐地感觉到有一股熟悉的味道。
范筑先见徐大说错了话，也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对大家随便地摆了摆手说：“喝多了，喝多了，大家都坐下，都坐下。”
大家这才放松了身子，重新坐了下来。
喝完了这几杯酒后，话就进入正题了，范筑先说：“上峰命令我们支援武汉大会战，你们不来，那就是一句空话。我们既然占领了飞机场，你们空军又来支援了我们，下一步我们就可以看到武汉了。徐司令有什么高见，我们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徐大微微地点了点头，不慌不忙地说：“我哪有什么高见啊，我来到了这里，只是奉了孙司令的命令，听从韩行，听从南征军的调遣。不过，范司令既然叫我说说，那我也就只有发表一下个人的意见了。
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攻击济南的日军，彻底打烂日军的指挥系统，叫他们乱成一团，才没有时间和精力再顾及我们南征。第二步，南征武汉还有一个大障碍，就是徐州的小鬼子航空兵，他们控制着周围几千里的地方，如果夺取不了这里的制空权，进军武汉也是一句空话。
如果徐州的制空权夺到了，那么第三步就按照你们的计划，可以空降伞兵了，到那时候，才是真正地支援了武汉大会战。当然，那场战役将更加复杂，更加需要智慧，因为我们的兵力有限，只能是在最恰当的时间，最恰当的地点，最恰当的时机打击最需要我们打击的敌人。伞兵空降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儿，正好我们有飞机，当务之急，是抓紧进行实战空降训练。”
范筑先首先大叫一声，然后鼓掌道：“好！说到点子上了，和我们想的一样。”
张维翰说：“这三步，哪一步也离不开空军，特别是制空权，主要是指望你们了。”
韩行听了，也是连连地点头，心里说：“不亏为真正的军事专家，我和你相比，不过也就是一个稍微懂点儿军事知识的小混混而已。”
韩行又说道：“日军留下来的，还有12架飞机。另外还有大批的油料和炸弹，以及一些空军用的物资，可够我们的战机用一阵子的了。”
徐大说：“你们看看是不是可以这样，这些小鬼子的飞机，操作起来也并不复杂，是不是开个短期航校，培养一下我们自己的飞行员，来操作这些飞机。至于小鬼子留下来的汽油为航空汽油，而我们用的则是航空煤油，不是一个油类，还好，这些航空煤油我们都带来了。”
范筑先又大叫一声：“好，那就麻烦徐司令了，抓紧办一个航校，培养我们的飞行员，就用我们中国的飞行员，驾驶着日本的飞机，来打击日本人吧。至于那些汽油吗，你们不用，就让日本飞机用呗，反正就是用了，也不感谢那些日本人。”
范筑先说完了这句有点儿幽默的话，引起了大家的一阵嘻笑。
喝完庆功酒后，各部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准备。飞机场的周围，每天都有飞机起落，那是运8—运输机运载着伞兵在进行着实际的空降训练。
还有就是，快速航校也开课了，每天都有新驾驶员驾驶着日本飞机升起来，落下去，在空中飞几圈。战争时期，一切都破了例，新驾驶员今天开课，明天就要飞上蓝天去实践。
也就是在这几天内，范筑先的各路部队二万多人，正在向济南市、津浦沿线发起着连续不断的进攻，目的是骚扰敌人，使敌人弄不清我们的主要进攻目标到底是在哪里。
在这支队伍里，就有一支“娃娃兵”，也叫抗日挺进大队，大队长是范树民，也就是范筑先的小儿子。
范树民于1920年生于山东馆陶县，也许是由于父亲范筑先的影响吧，从小就喜欢使枪弄棒,识全了字后，尤其好读古代小说，特别是《水浒传》《岳飞全传》《隋唐演义》，深受小说中英雄人物事迹的影响，与志趣相同的少年嬉戏时，常与岳云、罗成小英雄相比，经常不离口的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范筑先到了聊城就任县长后，范树民也随着父亲来到了聊城，在聊城第二中学上学。
这时候的聊城，正是多事之秋，日本人疯狂入侵，而国民党和日本人签订了《何梅协定》，强迫撤出华北驻军，搞所谓的华北自治，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北平爱国学生有感于国难深重，已经到了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爆发了“一二.九”救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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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则是心里一个劲地在保佑：“可别再穿帮了呀，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可没有时间和精力再来解释这些问题。”
可是张维翰是什么人呀，那可是个有心计的人，他隐隐地感觉到，这个徐大和张非似乎和自己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是多远呢，他说不清。于是，他就随便问了一句：“我知道你们这回来是受了孙司令的委托，那么，上面知道吗？”
“你说得是蒋介石啊，他能不知道吗！”徐大光知道当时国民党的空军委员会委员长是蒋介石，这么大的事情，他应该是知道的。
没想到，一听说蒋介石的名字，范筑先“夸”的一声就站了起来，一个标准的立正。就连单间外的所有国民党军官，听说了蒋介石的名字，筷子一丢，也是一个立正，表现出极度虔诚的样子。
徐大说得是没错呀，他可不知道所有的国民党人士对蒋介石是这个的样子。心里就有点儿后悔，坏了，自己也穿帮了，蒋介石的名字是不能直呼的。
所以他也跟着站了起来，黄河里尿泡随大流，以免引起更大的误会。
张非也只好跟着徐大站了起来。
张维翰和韩行为了尊重所有的国民党人，所以也只能跟着站了起来。
张维翰心里默默地想道：这个徐大到底是个什么人呢？看来，他真不是国民党里的人。那么到底是哪一派的人呢？他说不清，只是隐隐地感觉到有一股熟悉的味道。
范筑先见徐大说错了话，也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对大家随便地摆了摆手说：“喝多了，喝多了，大家都坐下，都坐下。”
大家这才放松了身子，重新坐了下来。
喝完了这几杯酒后，话就进入正题了，范筑先说：“上峰命令我们支援武汉大会战，你们不来，那就是一句空话。我们既然占领了飞机场，你们空军又来支援了我们，下一步我们就可以看到武汉了。徐司令有什么高见，我们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徐大微微地点了点头，不慌不忙地说：“我哪有什么高见啊，我来到了这里，只是奉了孙司令的命令，听从韩行，听从南征军的调遣。不过，范司令既然叫我说说，那我也就只有发表一下个人的意见了。
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攻击济南的日军，彻底打烂日军的指挥系统，叫他们乱成一团，才没有时间和精力再顾及我们南征。第二步，南征武汉还有一个大障碍，就是徐州的小鬼子航空兵，他们控制着周围几千里的地方，如果夺取不了这里的制空权，进军武汉也是一句空话。
如果徐州的制空权夺到了，那么第三步就按照你们的计划，可以空降伞兵了，到那时候，才是真正地支援了武汉大会战。当然，那场战役将更加复杂，更加需要智慧，因为我们的兵力有限，只能是在最恰当的时间，最恰当的地点，最恰当的时机打击最需要我们打击的敌人。伞兵空降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儿，正好我们有飞机，当务之急，是抓紧进行实战空降训练。”
范筑先首先大叫一声，然后鼓掌道：“好！说到点子上了，和我们想的一样。”
张维翰说：“这三步，哪一步也离不开空军，特别是制空权，主要是指望你们了。”
韩行听了，也是连连地点头，心里说：“不亏为真正的军事专家，我和你相比，不过也就是一个稍微懂点儿军事知识的小混混而已。”
韩行又说道：“日军留下来的，还有12架飞机。另外还有大批的油料和炸弹，以及一些空军用的物资，可够我们的战机用一阵子的了。”
徐大说：“你们看看是不是可以这样，这些小鬼子的飞机，操作起来也并不复杂，是不是开个短期航校，培养一下我们自己的飞行员，来操作这些飞机。至于小鬼子留下来的汽油为航空汽油，而我们用的则是航空煤油，不是一个油类，还好，这些航空煤油我们都带来了。”
范筑先又大叫一声：“好，那就麻烦徐司令了，抓紧办一个航校，培养我们的飞行员，就用我们中国的飞行员，驾驶着日本的飞机，来打击日本人吧。至于那些汽油吗，你们不用，就让日本飞机用呗，反正就是用了，也不感谢那些日本人。”
范筑先说完了这句有点儿幽默的话，引起了大家的一阵嘻笑。
喝完庆功酒后，各部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准备。飞机场的周围，每天都有飞机起落，那是运8—运输机运载着伞兵在进行着实际的空降训练。
还有就是，快速航校也开课了，每天都有新驾驶员驾驶着日本飞机升起来，落下去，在空中飞几圈。战争时期，一切都破了例，新驾驶员今天开课，明天就要飞上蓝天去实践。
也就是在这几天内，范筑先的各路部队二万多人，正在向济南市、津浦沿线发起着连续不断的进攻，目的是骚扰敌人，使敌人弄不清我们的主要进攻目标到底是在哪里。
在这支队伍里，就有一支“娃娃兵”，也叫抗日挺进大队，大队长是范树民，也就是范筑先的小儿子。
范树民于1920年生于山东馆陶县，也许是由于父亲范筑先的影响吧，从小就喜欢使枪弄棒,识全了字后，尤其好读古代小说，特别是《水浒传》《岳飞全传》《隋唐演义》，深受小说中英雄人物事迹的影响，与志趣相同的少年嬉戏时，常与岳云、罗成小英雄相比，经常不离口的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范筑先到了聊城就任县长后，范树民也随着父亲来到了聊城，在聊城第二中学上学。
这时候的聊城，正是多事之秋，日本人疯狂入侵，而国民党和日本人签订了《何梅协定》，强迫撤出华北驻军，搞所谓的华北自治，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北平爱国学生有感于国难深重，已经到了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爆发了“一二.九”救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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