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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怎么样?”蔡芬芬道:“价格也肯定公道,比如这瓶酒的出厂价在70元左右,零售价一般卖到150元。”梁建叹道:“利润空间很大啊,怪不得你们老板要给你们发奥迪代步了啊。”
蔡芬芬笑道:“开奥迪又算不了什么本事,向表哥这样当官才是本事呢。”梁健道:“我算什么官,一个副科级,是世界上最小的官了。”蔡芬芬道:“世界上最小的官是班主任。表哥,你说我这种酒到镜州市能不能打开销路?”梁健道:“应该会有一定的市场,镜州市喝葡萄酒的人还真不少。”蔡芬芬道:“那就好,老板要开拓市场,让我在几个城市中选择,我毫不犹豫选择了镜州市,到时候一定要请你多多关照啊!”
梁健这才明白蔡芬芬酒葫芦里到底是卖什么药了!她如此热情地来看望他,原来是想让他关照她的葡萄酒生意。意识到这点,梁健就警觉了起来。
春节期间,梁健一直呆在老家,陪着父亲和母亲。到了年初二,就开始走亲访友。他只去了外婆和舅舅家,其他都免了,由父母去走。其间,也有来家里做客的,他就不得不招待一番。不少人都说,“我们家里终于出当官的了”。梁健开初还很不习惯,听得多了也就不计较了。
有一个亲戚,跟他年龄相仿,问他,当了领导是不是有专车,吃饭是不是可以签单,娱乐是不是常去唱歌、洗脚和按摩,都有人买单?反正都是些声色犬马的事,梁健这些也都经历过,但他回答说:“怎么在你眼里,做公务员就是整天享受?”那亲戚道:“不是为了享受,那还当什么公务员啊?”梁健没有再跟他争辩下去,找个理由溜了。
有几天中午太阳特别好,暖洋洋照在身上特别舒服。梁健就泡了杯茶,拉个椅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一边静下来思考镇长金凯歌出给他的题目:如何实施镇上的权力制衡?
梁健思来想去,绕不开一个问题:那就是找什么由头启动镇上权力制衡的制度建设?他还用随身带的笔记本电脑,查询了网上的资料。一般情况下,搞党政权力之间的界限划分,都是由党委一把手倡议的,只有一把手有这个意识了,这个工作才能开展。事实上,也是党委书记要体现自己的民主意识,最后有关制度搞出来,也是党委书记的政绩。如果党委书记一把手,喜欢揽权、弄权,那么这种权力制衡的制度根本就搞不起来。
在中国的组织制度中,党委是领导政府的。领导政府怎么领导呢?那就是政府做什么事情,还不是要听党委的指挥?如果党委想插手,你还真不好拒绝!毕竟他领导你嘛!考虑了这些情况,梁健就感觉到要在十面镇搞党政权力的制衡制度,是在困难重重,因为镇党委书记钟涛,从没觉得自己手中的权力多了,而向来认为手中的权力还不够。
春节期间,梁健还意外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来自项瑾。
自从项瑾的高官老爸将她从镜州市带走之后,项瑾就没有过消息。梁健不是没有项瑾的电话,而是出于心理上的某种原因,他不想主动联系她。他记得,项瑾告诉过他,等他到了省厅一级,她就嫁给他,而且她会一直等着他。梁健始终觉得,这有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难以”上下而求索。
况且那天晚上他与余悦有了肌肤之亲,他就更加不想联系项瑾,心理始终有种歉疚的感觉。尽管他也知道,项瑾与他不会是第一次,但他与余悦的关系,却让他有种背叛了项瑾的感觉。
项瑾这次短信中的一段话,却让他如释重负。项瑾道:“春节快乐。回来之后,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变化,因此,我可能不能等你那么久了。以后我们始终是朋友,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话,尽管说。”
这话说得已经很清楚了,梁健与项瑾以前的一切都告一段落。
梁健直至目前都是一乡镇副科级干部,而项瑾父亲是京城高官,连市委书记都要亲自作陪,梁健自然明白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尽管项瑾说过,会等他,但他也知道,这不过是一时冲动,说说罢了。梁健对于项瑾从心底里有种喜欢,但对于项瑾的家庭,包括她的父亲,他就不一定了。因此,从心底里梁健也害怕项瑾一直对自己有那样的期待,他反而会觉得很累。
而今,项瑾主动提出,与他的关系,不会进一步发展,他反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如释重负归如释重负,除此之外,他还有的也是一种失落。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背着一样重物觉得累,而这件重物一取下,又觉得无聊和空落,也许这就是人性吧。
梁健站在院子里的梨树下面,喊道:“好吧,梁健,你还是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吧!”
:“价格怎么样?”蔡芬芬道:“价格也肯定公道,比如这瓶酒的出厂价在70元左右,零售价一般卖到150元。”梁建叹道:“利润空间很大啊,怪不得你们老板要给你们发奥迪代步了啊。”
蔡芬芬笑道:“开奥迪又算不了什么本事,向表哥这样当官才是本事呢。”梁健道:“我算什么官,一个副科级,是世界上最小的官了。”蔡芬芬道:“世界上最小的官是班主任。表哥,你说我这种酒到镜州市能不能打开销路?”梁健道:“应该会有一定的市场,镜州市喝葡萄酒的人还真不少。”蔡芬芬道:“那就好,老板要开拓市场,让我在几个城市中选择,我毫不犹豫选择了镜州市,到时候一定要请你多多关照啊!”
梁健这才明白蔡芬芬酒葫芦里到底是卖什么药了!她如此热情地来看望他,原来是想让他关照她的葡萄酒生意。意识到这点,梁健就警觉了起来。
春节期间,梁健一直呆在老家,陪着父亲和母亲。到了年初二,就开始走亲访友。他只去了外婆和舅舅家,其他都免了,由父母去走。其间,也有来家里做客的,他就不得不招待一番。不少人都说,“我们家里终于出当官的了”。梁健开初还很不习惯,听得多了也就不计较了。
有一个亲戚,跟他年龄相仿,问他,当了领导是不是有专车,吃饭是不是可以签单,娱乐是不是常去唱歌、洗脚和按摩,都有人买单?反正都是些声色犬马的事,梁健这些也都经历过,但他回答说:“怎么在你眼里,做公务员就是整天享受?”那亲戚道:“不是为了享受,那还当什么公务员啊?”梁健没有再跟他争辩下去,找个理由溜了。
有几天中午太阳特别好,暖洋洋照在身上特别舒服。梁健就泡了杯茶,拉个椅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一边静下来思考镇长金凯歌出给他的题目:如何实施镇上的权力制衡?
梁健思来想去,绕不开一个问题:那就是找什么由头启动镇上权力制衡的制度建设?他还用随身带的笔记本电脑,查询了网上的资料。一般情况下,搞党政权力之间的界限划分,都是由党委一把手倡议的,只有一把手有这个意识了,这个工作才能开展。事实上,也是党委书记要体现自己的民主意识,最后有关制度搞出来,也是党委书记的政绩。如果党委书记一把手,喜欢揽权、弄权,那么这种权力制衡的制度根本就搞不起来。
在中国的组织制度中,党委是领导政府的。领导政府怎么领导呢?那就是政府做什么事情,还不是要听党委的指挥?如果党委想插手,你还真不好拒绝!毕竟他领导你嘛!考虑了这些情况,梁健就感觉到要在十面镇搞党政权力的制衡制度,是在困难重重,因为镇党委书记钟涛,从没觉得自己手中的权力多了,而向来认为手中的权力还不够。
春节期间,梁健还意外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来自项瑾。
自从项瑾的高官老爸将她从镜州市带走之后,项瑾就没有过消息。梁健不是没有项瑾的电话,而是出于心理上的某种原因,他不想主动联系她。他记得,项瑾告诉过他,等他到了省厅一级,她就嫁给他,而且她会一直等着他。梁健始终觉得,这有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难以”上下而求索。
况且那天晚上他与余悦有了肌肤之亲,他就更加不想联系项瑾,心理始终有种歉疚的感觉。尽管他也知道,项瑾与他不会是第一次,但他与余悦的关系,却让他有种背叛了项瑾的感觉。
项瑾这次短信中的一段话,却让他如释重负。项瑾道:“春节快乐。回来之后,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变化,因此,我可能不能等你那么久了。以后我们始终是朋友,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话,尽管说。”
这话说得已经很清楚了,梁健与项瑾以前的一切都告一段落。
梁健直至目前都是一乡镇副科级干部,而项瑾父亲是京城高官,连市委书记都要亲自作陪,梁健自然明白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尽管项瑾说过,会等他,但他也知道,这不过是一时冲动,说说罢了。梁健对于项瑾从心底里有种喜欢,但对于项瑾的家庭,包括她的父亲,他就不一定了。因此,从心底里梁健也害怕项瑾一直对自己有那样的期待,他反而会觉得很累。
而今,项瑾主动提出,与他的关系,不会进一步发展,他反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如释重负归如释重负,除此之外,他还有的也是一种失落。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背着一样重物觉得累,而这件重物一取下,又觉得无聊和空落,也许这就是人性吧。
梁健站在院子里的梨树下面,喊道:“好吧,梁健,你还是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