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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想过母亲会死。十年前有过一个英国心理医生问我,你守过一个亲人死吗?
当时我摇头。他说他守着父亲死去。五年后,他又守着母亲死去。他对我很看不起,死人的事都没守过,你这个人其实没有经过人生。
我见过陌生人死去,在童年,第一次,才四岁半,我亲眼看见长江上轮渡翻倒在江心,一船的人的脑袋像皮球在江水上面浮着,一眨眼工夫,就削掉一半。五岁时,看见中学街上边两所学校批斗,一位老师被红卫兵用砖头打倒在地上,他的嘴里流出一线血,头里的脑浆也流了出来。那个夏天江岸上每天浮出死尸,我跟在男孩子们身后,跑去看稀奇。尸体鲜活,尸体腐烂发臭,都没有人来认领。长大后,我的一个画家朋友得癌症,我去医院看他,他紧紧抓着我的手,死了。他一直受到公安局审问,几进几出,都是流氓罪,画的画说是有政治问题,还搞裸体行为艺术。
“这些算吗?”我问英国心理医生。
“算,但是跟至亲之死不一样。”
那时我不太认同他的观点,现在我有些懂了。自己的亲人死了,是自己身上那部分与之相联的东西死了,包括与之相关的记忆也会跟着死。谁胆敢说与亲人的记忆永存?
母亲成了一个骷髅头和一堆灰,被坑板原线送回来。火化加冷却,花了一个小时。工作人员用铁铲敲碎骷髅头,他招呼我们几个儿女进入里间,亲自捡骨灰。我看那工作人员的脸,发现他奇丑无比,他凭什么拿着铁铲朝母亲的头猛击?他头上要对遗体轻放小心的标语是做什么的,我马上想到那个举着六十五斤重木板朝母亲头砸去的“文革”造反小子。他和一尺之外那个工作人员一样,下得了手,中国人太多,人连东西都不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时代,都一样。
可这两个人不知,这次他们击碎的不仅是我母亲,还有我。我整个脑子变得混沌不堪,非常疼痛。如果死去,可以救回母亲,我情愿死去。我拾了母亲的左脚和右脚骨头,我手上的铁夹被三嫂接过去了。
我机械地看着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在坑板前低头拾母亲的骨头,后来又进来大姐的女儿、大姐夫、二姐夫、五嫂、守礼哥、二表嫂、莫孃孃和幺舅,他们用铁夹,将母亲的遗骨放在一个小铁筐里。最后,坑板上夹得没有剩一点,工作人员让我们离开。他们把小铁筐里的骨灰倒入绸布里,将绸卷裹好,放入事先由我们选好的双鱼白玉石雕骨灰盒里。
“要移灵仪式吗?”出来一个工作人员问。
大姐问,“是不是外面在做的那种热闹事?好啊!”她看着三哥,三哥看三嫂和二姐。
小姐姐马上投了大姐一票,三哥问了价格,还算合理,就点点头。
我们跟着工作人员转到青纱白花装饰肃穆的仪式厅,四个年轻男子等在门口,像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俊气,一身黑制服白手套,黑领带黑皮鞋。他们将一块红绸布对角系结包着骨灰盒,放在厅堂右侧长方小木桌上。
厅堂正中间有一顶古式福寿轿子,其中一黑制服男子请三哥到右手处一盆子里净手,再转向桌前骨灰盒跪下,净盒,端盒前行到福寿轿前。由轿前右侧的一名男子接住,与左侧一名男子一起,轻放在轿中央位置。
全部人站立在门外,一男子走上前,同时哀乐响起,他手拿一张纸,用重庆普通话念悼词。我印象深刻的句子是:
所有的生命都是一部不平凡的历史,当亲人离别人世的最后时刻,才觉得珍贵,才感到难分难舍。生死无悔,逝者无憾,我们永远把逝者怀念。
悼词念了两分钟,这比大肚猫的一条龙的追悼会像追悼会,没有那么黑色幽默,虽也是众人皆可用的通稿,却一句顶万句,所有人统统哭湿了眼睛。
他们让直系亲属进厅,进行默哀三鞠躬。四个男子挺直腰走方步,请墙上母亲灵像下来,交给次子五哥抱着,让他走前阵,他们双手托着福寿轿,跟着五哥,让三哥跟着轿子,其他人跟着三哥,朝厅堂外走。下了台阶,才用肩膀扛着,神情悲伤,既显大气又显庄重,身后伴有三人乐队吹奏古时哀乐。果然如大姐所说,很是热闹。
他们把骨灰盒移交给三哥,一男子打黑伞,一直护送三哥上大客车。
7
小唐离开小姐姐,跟随我一起钻进守礼哥的车子,他坐好后,很生气地说,“为何你不请我一起坐?我比你年老,你该照顾我。”
我说:“对不起,是守礼哥让我坐的。”
我请莫孃孃进来坐。她说情愿坐大客车,这么低,坐着反而不舒服。大姐对我叫,“为何你不跟我们一起坐大客车?”
二姐对她说:“不关你的事。六妹身体有点不舒服,快点上车吧,我们还要去莲花山,还得去上父亲的墓,告诉他这件事。”
大姐进了大客车,嘴里不高兴地咕哝着。
下火葬场的土路,停了好些车子,路变得窄小。好几辆载着人的三轮车也挤在道上。费了好几分钟才下到正马路上。不一会儿到了莲花山,三哥带着我们去墓区办公室。办公人员查到父亲的墓是双墓,把母亲的骨灰盒接过去了,做登记。
我的脑子还是处于机械状态,仍旧疼痛,我都想不起最后抱一次母亲的骨灰盒,也没有对母亲说一句话。我跟在哥哥姐姐身后,他们做什么,我做什么。
父亲的墓在莲花山公墓左侧半山腰上,1999年6月15日去世,火化后,存放骨灰一年四个月,在第二年10月21日下葬。主要原因是没有选好坟墓。母亲和姐姐哥哥们意见不一致,正巧有父亲浙江老家侄子来重庆,要把父亲的骨灰带回家乡埋葬,说是父亲会赞成,他一直想回家乡。三哥反对,五哥最不肯表态,也说那样每年清明想上父亲的坟,都不可能,一是远,二是没这笔旅行费用。母亲更是反对。关于合墓,母亲也没有表态,弄得一家子人不高兴,大姐嘴快,问母亲,你是想和别人合墓吧。母亲说,只想一个人待,或许将骨灰扔进长江吧。过了好几天,她说,“合墓吧,免得你爸爸孤单,离他老家那么远。”
听说南山莲花山公墓不错,母亲跟着儿女们去看了,印象不错。
第二次,由大姐二姐去选具体坟位,她们选了一个靠山顶的地方,面朝长江,为的是父亲的魂,可以顺江而下回家乡。守墓人在一边说,“那坟旺女儿。”
“不旺儿子,对吧?”二姐说。
“对你们好。”守墓人说。
“那不行,得一碗水端平。”大姐说,“我们家有两个儿子,也得旺。”
守墓人说,“你们心好,会有好报。”于是他帮着找一个位于半山腰的面朝长江的坟,旺儿女。最后选好黄道吉日,尘埃落定,我专程飞回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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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想过母亲会死。十年前有过一个英国心理医生问我,你守过一个亲人死吗?
当时我摇头。他说他守着父亲死去。五年后,他又守着母亲死去。他对我很看不起,死人的事都没守过,你这个人其实没有经过人生。
我见过陌生人死去,在童年,第一次,才四岁半,我亲眼看见长江上轮渡翻倒在江心,一船的人的脑袋像皮球在江水上面浮着,一眨眼工夫,就削掉一半。五岁时,看见中学街上边两所学校批斗,一位老师被红卫兵用砖头打倒在地上,他的嘴里流出一线血,头里的脑浆也流了出来。那个夏天江岸上每天浮出死尸,我跟在男孩子们身后,跑去看稀奇。尸体鲜活,尸体腐烂发臭,都没有人来认领。长大后,我的一个画家朋友得癌症,我去医院看他,他紧紧抓着我的手,死了。他一直受到公安局审问,几进几出,都是流氓罪,画的画说是有政治问题,还搞裸体行为艺术。
“这些算吗?”我问英国心理医生。
“算,但是跟至亲之死不一样。”
那时我不太认同他的观点,现在我有些懂了。自己的亲人死了,是自己身上那部分与之相联的东西死了,包括与之相关的记忆也会跟着死。谁胆敢说与亲人的记忆永存?
母亲成了一个骷髅头和一堆灰,被坑板原线送回来。火化加冷却,花了一个小时。工作人员用铁铲敲碎骷髅头,他招呼我们几个儿女进入里间,亲自捡骨灰。我看那工作人员的脸,发现他奇丑无比,他凭什么拿着铁铲朝母亲的头猛击?他头上要对遗体轻放小心的标语是做什么的,我马上想到那个举着六十五斤重木板朝母亲头砸去的“文革”造反小子。他和一尺之外那个工作人员一样,下得了手,中国人太多,人连东西都不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时代,都一样。
可这两个人不知,这次他们击碎的不仅是我母亲,还有我。我整个脑子变得混沌不堪,非常疼痛。如果死去,可以救回母亲,我情愿死去。我拾了母亲的左脚和右脚骨头,我手上的铁夹被三嫂接过去了。
我机械地看着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在坑板前低头拾母亲的骨头,后来又进来大姐的女儿、大姐夫、二姐夫、五嫂、守礼哥、二表嫂、莫孃孃和幺舅,他们用铁夹,将母亲的遗骨放在一个小铁筐里。最后,坑板上夹得没有剩一点,工作人员让我们离开。他们把小铁筐里的骨灰倒入绸布里,将绸卷裹好,放入事先由我们选好的双鱼白玉石雕骨灰盒里。
“要移灵仪式吗?”出来一个工作人员问。
大姐问,“是不是外面在做的那种热闹事?好啊!”她看着三哥,三哥看三嫂和二姐。
小姐姐马上投了大姐一票,三哥问了价格,还算合理,就点点头。
我们跟着工作人员转到青纱白花装饰肃穆的仪式厅,四个年轻男子等在门口,像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俊气,一身黑制服白手套,黑领带黑皮鞋。他们将一块红绸布对角系结包着骨灰盒,放在厅堂右侧长方小木桌上。
厅堂正中间有一顶古式福寿轿子,其中一黑制服男子请三哥到右手处一盆子里净手,再转向桌前骨灰盒跪下,净盒,端盒前行到福寿轿前。由轿前右侧的一名男子接住,与左侧一名男子一起,轻放在轿中央位置。
全部人站立在门外,一男子走上前,同时哀乐响起,他手拿一张纸,用重庆普通话念悼词。我印象深刻的句子是:
所有的生命都是一部不平凡的历史,当亲人离别人世的最后时刻,才觉得珍贵,才感到难分难舍。生死无悔,逝者无憾,我们永远把逝者怀念。
悼词念了两分钟,这比大肚猫的一条龙的追悼会像追悼会,没有那么黑色幽默,虽也是众人皆可用的通稿,却一句顶万句,所有人统统哭湿了眼睛。
他们让直系亲属进厅,进行默哀三鞠躬。四个男子挺直腰走方步,请墙上母亲灵像下来,交给次子五哥抱着,让他走前阵,他们双手托着福寿轿,跟着五哥,让三哥跟着轿子,其他人跟着三哥,朝厅堂外走。下了台阶,才用肩膀扛着,神情悲伤,既显大气又显庄重,身后伴有三人乐队吹奏古时哀乐。果然如大姐所说,很是热闹。
他们把骨灰盒移交给三哥,一男子打黑伞,一直护送三哥上大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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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唐离开小姐姐,跟随我一起钻进守礼哥的车子,他坐好后,很生气地说,“为何你不请我一起坐?我比你年老,你该照顾我。”
我说:“对不起,是守礼哥让我坐的。”
我请莫孃孃进来坐。她说情愿坐大客车,这么低,坐着反而不舒服。大姐对我叫,“为何你不跟我们一起坐大客车?”
二姐对她说:“不关你的事。六妹身体有点不舒服,快点上车吧,我们还要去莲花山,还得去上父亲的墓,告诉他这件事。”
大姐进了大客车,嘴里不高兴地咕哝着。
下火葬场的土路,停了好些车子,路变得窄小。好几辆载着人的三轮车也挤在道上。费了好几分钟才下到正马路上。不一会儿到了莲花山,三哥带着我们去墓区办公室。办公人员查到父亲的墓是双墓,把母亲的骨灰盒接过去了,做登记。
我的脑子还是处于机械状态,仍旧疼痛,我都想不起最后抱一次母亲的骨灰盒,也没有对母亲说一句话。我跟在哥哥姐姐身后,他们做什么,我做什么。
父亲的墓在莲花山公墓左侧半山腰上,1999年6月15日去世,火化后,存放骨灰一年四个月,在第二年10月21日下葬。主要原因是没有选好坟墓。母亲和姐姐哥哥们意见不一致,正巧有父亲浙江老家侄子来重庆,要把父亲的骨灰带回家乡埋葬,说是父亲会赞成,他一直想回家乡。三哥反对,五哥最不肯表态,也说那样每年清明想上父亲的坟,都不可能,一是远,二是没这笔旅行费用。母亲更是反对。关于合墓,母亲也没有表态,弄得一家子人不高兴,大姐嘴快,问母亲,你是想和别人合墓吧。母亲说,只想一个人待,或许将骨灰扔进长江吧。过了好几天,她说,“合墓吧,免得你爸爸孤单,离他老家那么远。”
听说南山莲花山公墓不错,母亲跟着儿女们去看了,印象不错。
第二次,由大姐二姐去选具体坟位,她们选了一个靠山顶的地方,面朝长江,为的是父亲的魂,可以顺江而下回家乡。守墓人在一边说,“那坟旺女儿。”
“不旺儿子,对吧?”二姐说。
“对你们好。”守墓人说。
“那不行,得一碗水端平。”大姐说,“我们家有两个儿子,也得旺。”
守墓人说,“你们心好,会有好报。”于是他帮着找一个位于半山腰的面朝长江的坟,旺儿女。最后选好黄道吉日,尘埃落定,我专程飞回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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