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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不合法。”万国侯欠了欠身子，“但它合情。要知道，所有生物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一个人可以尽量不趋利，但是，当避害都不能实现的时候，复仇有什么错？倘若一个人已经被恶人逼得没有退路了，你还想要他铭记人性本善吗？”
陶无天张了张嘴，他想要说些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同态复仇是受害者自己的选择，原谅或不原谅，都是受害者的权力。在旁观者看来，宽恕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宽恕是不能被强求的，也强求不来。”万国侯轻轻地弹了一下野花的茎干，蜜蜂立刻飞走了。
“我看过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当然明白‘同态复仇’的概念演变。然而，即便是贝卡里亚，也不得不承认一个观点──罪刑适应。说的更通俗些，就是你犯下多大的罪过，就得承担多高的刑罚。”
“那也是由法律来执行的，而不是私人。”陶无天忍不住反驳道。
“法律的确是解决当下社会争端的明确规范，可惜大多数时候，它和正义并没有根本的联系。法律要权衡各方的利益，而对个人来说，这并无多大意义。”万国侯面带着绅士般的笑容，可说出来的话却是这样冷漠尖锐。
陶无天回过神来，提起了鱼竿，鱼饵又毫不意外地消失了。他叹了口气，然后重新装上鱼饵，再将钓钩抛入水中。
“我懂你的意思了。”陶无天表情苦涩地说，“你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
万国侯摸了摸胡子，“作为回报，您是不是也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
“你想问什么？”陶无天挺起胸膛，竭力保持着庄重威严。
“您的腿，是怎么受伤的？”
陶无天听到这句话，握着鱼竿的手突然颤抖了起来，他的握姿看上去有些古怪，仿佛手上握着的是一把枪。
杨萧是最初参与审问韩诺惟的人之一，在韩城中心医院的那间病房里，他清楚地记下了南泽雨提出的所有问题，以及韩诺惟醒来后第一时间的回答。但按照这份笔记所记录的情况来看，韩诺惟是不可能被定罪的。所以，后来侦查人员发现的大量物证，多少让杨萧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在他看来，只要再去找韩诺惟录一份认罪的口供，这件案子就可以完结了。
可他没有想到的是，南泽雨却阻止了他的二次审讯。不仅如此，南泽雨还告诉他，韩诺惟一定会翻供，而这将导致案件的的侦查期延长。
南泽雨再三叮嘱杨萧，说这是杨萧参与的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大案”，绝对不能节外生枝，否则会影响杨萧的前途。当然，这也会间接对他这个师父产生不好的影响。
接着，没过多久，南泽雨就从县局借走了杨萧的审问记录，说是要跟韩诺惟的笔录进行核对，然而，他却“不小心”弄丢了杨萧的笔记本。
杨萧并不笨，他很快就察觉到了南泽雨的“别有用心”，尽管，他其实并不怎么相信韩诺惟是凶手。但他仍然感到十分为难：陶无法不断对县局施压，逼迫他们尽快给韩诺惟判刑；同时，一些媒体也开始怀疑，警方是否因证据不足而不敢将此案移交检察院；再加上南泽雨毕竟是他的师父，他如果在第一个大案上就跟师父闹翻了，以后会很难在局里立足。
2002年12月下旬，韩诺惟被判刑，进了阴阳关。此案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也与南泽雨和杨萧再无关系。
可杨萧的心里却十分难受。因为他此前无意中看到了县局里存档的韩诺惟的那份笔录，他清楚地知道南泽雨做了什么。
韩城是个小地方，无论是陶无法，还是南泽雨，他都根本得罪不起。更何况，得罪了南泽雨，就等于得罪了县局里大多数和南泽雨交好的人。而且，作为一个新人，就算他揭发了南泽雨，也很可能会没人相信吧。
恰好这时，陶无天对这件“已经完结”的案件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同时，他还是为数不多的不喜欢南泽雨的人之一。杨萧心想，即便自己对陶无天讲南泽雨的不是，陶无天也不会扭头就告诉南泽雨。
思来想去，杨萧决定把实情都告诉陶无天。杨萧对这位1985年就进入公安系统、又参与破获了好几起大案的前辈是非常尊重的。他天真地希望陶无天可以和南泽雨沟通，劝说其主动交代错误，毕竟，案发时，他是受害者陶白荷的男朋友，他做出这些事，也是情有可原的。
2003年3月的一天，杨萧主动来找陶无天。那一天，两人在路边的一家小饭馆里喝掉了三箱啤酒。
“说起来好笑，03年1月底，公安部刚颁发了‘五条禁令’，其中有一条是‘严禁在工作时间饮酒’。这条禁令本身没什么问题，可讽刺的是，我和杨萧是刑警，刑警哪有什么明确的工作时间？”陶无天苦笑了一声，攥紧了手里的鱼竿。
“我和杨萧喝酒时，不知道被谁看见了，还举报给了上面，这下，整个县局都知道这事了。”
“包括南厅长？”
陶无天沉重地吁了一口气。
在那之后，又过了一周，杨萧接到了一个电话，是韩孟昶打来的，对方要求私下跟杨萧面谈一次。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预感，杨萧出发前，把这件事告诉了我。”
“天叔，您和杨萧的这种行为，算不算违规？”
但这句略带调侃的话却没能调节下气氛，“杨萧告诉我，韩孟昶想通过他，查看一下陶家的监控录像带。他不能帮这个忙，但对方是他以前的老师，对他也很照顾，他就不忍心将话说得太死。于是我劝他，跟韩孟昶好好谈谈，假如对方能提供证明韩诺惟清白的证物，那是最好的了。那样，我们也不用太为难。
“杨萧去见韩孟昶以后，我也接到个电话，是白荷打来叫我去吃饭的。我哪里有心情，找了个借口就推掉了。结果，白荷在电话里抱怨了起来，说原定的一家人聚餐，结果一个也不来。我一听这话有名堂，一问才知道，南泽雨也说临时有事情，局里要忙。可是，当我冲到杨萧的科室时，并没有看见南泽雨。要知道，南泽雨在03年1月就已经去省厅报道了，局里早没有他办公桌了，他加什么班？如果说他是要跟杨萧忙案子，那就更扯淡了。杨萧去见韩孟昶了，南泽雨一个人忙什么？更别说，韩诺惟都被判刑了，他还想翻案吗？”
陶无天忽然停了下来，他用力地绷紧了嘴巴，直绷得唇色发白。
确实不合法。”万国侯欠了欠身子，“但它合情。要知道，所有生物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一个人可以尽量不趋利，但是，当避害都不能实现的时候，复仇有什么错？倘若一个人已经被恶人逼得没有退路了，你还想要他铭记人性本善吗？”
陶无天张了张嘴，他想要说些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同态复仇是受害者自己的选择，原谅或不原谅，都是受害者的权力。在旁观者看来，宽恕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宽恕是不能被强求的，也强求不来。”万国侯轻轻地弹了一下野花的茎干，蜜蜂立刻飞走了。
“我看过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当然明白‘同态复仇’的概念演变。然而，即便是贝卡里亚，也不得不承认一个观点──罪刑适应。说的更通俗些，就是你犯下多大的罪过，就得承担多高的刑罚。”
“那也是由法律来执行的，而不是私人。”陶无天忍不住反驳道。
“法律的确是解决当下社会争端的明确规范，可惜大多数时候，它和正义并没有根本的联系。法律要权衡各方的利益，而对个人来说，这并无多大意义。”万国侯面带着绅士般的笑容，可说出来的话却是这样冷漠尖锐。
陶无天回过神来，提起了鱼竿，鱼饵又毫不意外地消失了。他叹了口气，然后重新装上鱼饵，再将钓钩抛入水中。
“我懂你的意思了。”陶无天表情苦涩地说，“你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
万国侯摸了摸胡子，“作为回报，您是不是也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
“你想问什么？”陶无天挺起胸膛，竭力保持着庄重威严。
“您的腿，是怎么受伤的？”
陶无天听到这句话，握着鱼竿的手突然颤抖了起来，他的握姿看上去有些古怪，仿佛手上握着的是一把枪。
杨萧是最初参与审问韩诺惟的人之一，在韩城中心医院的那间病房里，他清楚地记下了南泽雨提出的所有问题，以及韩诺惟醒来后第一时间的回答。但按照这份笔记所记录的情况来看，韩诺惟是不可能被定罪的。所以，后来侦查人员发现的大量物证，多少让杨萧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在他看来，只要再去找韩诺惟录一份认罪的口供，这件案子就可以完结了。
可他没有想到的是，南泽雨却阻止了他的二次审讯。不仅如此，南泽雨还告诉他，韩诺惟一定会翻供，而这将导致案件的的侦查期延长。
南泽雨再三叮嘱杨萧，说这是杨萧参与的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大案”，绝对不能节外生枝，否则会影响杨萧的前途。当然，这也会间接对他这个师父产生不好的影响。
接着，没过多久，南泽雨就从县局借走了杨萧的审问记录，说是要跟韩诺惟的笔录进行核对，然而，他却“不小心”弄丢了杨萧的笔记本。
杨萧并不笨，他很快就察觉到了南泽雨的“别有用心”，尽管，他其实并不怎么相信韩诺惟是凶手。但他仍然感到十分为难：陶无法不断对县局施压，逼迫他们尽快给韩诺惟判刑；同时，一些媒体也开始怀疑，警方是否因证据不足而不敢将此案移交检察院；再加上南泽雨毕竟是他的师父，他如果在第一个大案上就跟师父闹翻了，以后会很难在局里立足。
2002年12月下旬，韩诺惟被判刑，进了阴阳关。此案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也与南泽雨和杨萧再无关系。
可杨萧的心里却十分难受。因为他此前无意中看到了县局里存档的韩诺惟的那份笔录，他清楚地知道南泽雨做了什么。
韩城是个小地方，无论是陶无法，还是南泽雨，他都根本得罪不起。更何况，得罪了南泽雨，就等于得罪了县局里大多数和南泽雨交好的人。而且，作为一个新人，就算他揭发了南泽雨，也很可能会没人相信吧。
恰好这时，陶无天对这件“已经完结”的案件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同时，他还是为数不多的不喜欢南泽雨的人之一。杨萧心想，即便自己对陶无天讲南泽雨的不是，陶无天也不会扭头就告诉南泽雨。
思来想去，杨萧决定把实情都告诉陶无天。杨萧对这位1985年就进入公安系统、又参与破获了好几起大案的前辈是非常尊重的。他天真地希望陶无天可以和南泽雨沟通，劝说其主动交代错误，毕竟，案发时，他是受害者陶白荷的男朋友，他做出这些事，也是情有可原的。
2003年3月的一天，杨萧主动来找陶无天。那一天，两人在路边的一家小饭馆里喝掉了三箱啤酒。
“说起来好笑，03年1月底，公安部刚颁发了‘五条禁令’，其中有一条是‘严禁在工作时间饮酒’。这条禁令本身没什么问题，可讽刺的是，我和杨萧是刑警，刑警哪有什么明确的工作时间？”陶无天苦笑了一声，攥紧了手里的鱼竿。
“我和杨萧喝酒时，不知道被谁看见了，还举报给了上面，这下，整个县局都知道这事了。”
“包括南厅长？”
陶无天沉重地吁了一口气。
在那之后，又过了一周，杨萧接到了一个电话，是韩孟昶打来的，对方要求私下跟杨萧面谈一次。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预感，杨萧出发前，把这件事告诉了我。”
“天叔，您和杨萧的这种行为，算不算违规？”
但这句略带调侃的话却没能调节下气氛，“杨萧告诉我，韩孟昶想通过他，查看一下陶家的监控录像带。他不能帮这个忙，但对方是他以前的老师，对他也很照顾，他就不忍心将话说得太死。于是我劝他，跟韩孟昶好好谈谈，假如对方能提供证明韩诺惟清白的证物，那是最好的了。那样，我们也不用太为难。
“杨萧去见韩孟昶以后，我也接到个电话，是白荷打来叫我去吃饭的。我哪里有心情，找了个借口就推掉了。结果，白荷在电话里抱怨了起来，说原定的一家人聚餐，结果一个也不来。我一听这话有名堂，一问才知道，南泽雨也说临时有事情，局里要忙。可是，当我冲到杨萧的科室时，并没有看见南泽雨。要知道，南泽雨在03年1月就已经去省厅报道了，局里早没有他办公桌了，他加什么班？如果说他是要跟杨萧忙案子，那就更扯淡了。杨萧去见韩孟昶了，南泽雨一个人忙什么？更别说，韩诺惟都被判刑了，他还想翻案吗？”
陶无天忽然停了下来，他用力地绷紧了嘴巴，直绷得唇色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