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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足以满足她们的胃口，她们还是会心怀怨怼；如果敞开了给，赏赐这一块必然出现一个巨大的缺口，到时候这个缺口又怎么去堵？
秦王在将士们心目中的威望，是在一次次赏罚分明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这种威望想要建立起来很难，但想要毁掉却再简单不过。
因此，不论如何权衡，以秦王的性格，几乎都会严词拒绝。
想到这里，李鸿运开始尝试着对秦王的行为进行纠正。
秦王严词拒绝了两名妃子的要求，给他们的答复是：宝货皆已籍奏，官当授贤才有功者。
也就是说，府库中的财货，早就已经论功行赏分给有功的将士，封存上奏，至于官衔也要授予贤才有功的人，不能给这两位贵妃的亲属。
而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两名贵妃对秦王怀恨在心。
在完成这一切之后，李鸿运的视野中，闪过了秦王的记忆碎片。
记忆碎片中有两个内容：第一是梁高祖曾下令，秦王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所有事务都可以自行处分。
而秦王此时的官职中，有一项是“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洛阳显然属于他的管辖范围。
第二则是秦王在出征之前，梁高祖曾经答应他，平定洛阳之后，珍宝都赐给将士。
显然，秦王知道梁高祖敕书的效力，但既然梁高祖已经做过这两次承诺，那么他认为，即便日后对峙起来，自己也有说辞。
现实也确实如他所料。
回到长安城后，梁高祖并未责罚秦王，毕竟之前他已经对秦王做出了承诺。
之前虽然写了敕书、同意将府库中的财宝分给那些贵妃，也只是因为他被吹了枕旁风，一时昏了头。
此时秦王顶撞了他一些，却也让他的头脑清醒了过来，于是这件事情就被压了下去。
“嗯？”
李鸿运再度意识到这里似乎出现了偏差。
因为明显与历史记载的内容不符。
按照史料记载，尹德妃和张婕妤回到长安城后立刻告状，而梁高祖则是大怒，责问秦王：“朕的敕书难道还不如你的教吗？”
至于之前给秦王的那些承诺，梁高祖不说，秦王自然也不敢提，否则那不是当面打当爹的脸吗？
只能叩头谢罪。
而梁高祖仍旧怒气不息，等秦王走后才对裴寂说道：“朕这个儿子，在外面领兵日久，都被那些读书人给带坏了！不是当年那个乖巧懂事的二郎了！”
眼前的场景再度与史书有了差别，意味着李鸿运要再度运用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判断哪一种才更有可能。
如果从情理判断，史料记载反而更加不可信一些。
梁高祖毕竟也是梁朝的开国之君，看看这办的都是什么事？
先是给秦王承诺，让他打下洛阳之后可以将这些财宝全都分给将士，结果两个爱妃一吹枕边风，他就又改变了主意，甚至还亲自写了敕书让这两个贵妃去抢将士们的财宝。
这样也就算了，在被秦王顶回来之后，两个贵妃向他哭诉，梁高祖的第一反应是勃然大怒，还将秦王叫回来怒骂。
虽说皇帝的敕令比不上秦王的教，这说出去让他这个当皇帝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但问题在于，这件事情本来也是他不占理。
洛阳之战打得那么惨烈，事先早就跟将士们说过，打下洛阳之后会将里面的财宝全都封赏给将士。
如果打下来之后却不能兑现承诺，让将士们怎么想？
梁朝起于乱世，军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梁高祖这样一位开国之君会想不到这一点？
这怎么想，都不太合理。
那么，梁高祖是一个赏罚不明的人吗？
李鸿运仔细想了想，如果从各种史料记载上来看，他还真是……
要确定梁高祖的这个行为是否符合他的人设，要从两点来看。
第一是，他在其他方面的行为，是否暴露了他赏罚不明的特点。第二是，他对于这些在外征战的将士们，是不是有所轻视。
而很遗憾，这两个问题的答桉，都是肯定的。
梁高祖的赏罚，不能说是秉公执法吧，也只能说是胡搞瞎搞了。
武德七年，梁高祖恢复了九品中正制，将这个已经应该被科举制取代、以门第取士的腐朽制度重新搬了回来；
梁高祖还大封宗室，童孺皆为王，史书记载“自楚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
梁高祖还大面积封官许愿，最多是甚至一日口授两千余人，历史在这一刻似乎直接跨越到了齐朝，让百姓们提前体验了一把“冗官”的快乐。
而这些，显然都是他赏罚不明的左证。
还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在玄武门之变中，所有开国功臣几乎全都集中在秦王的手下，而皇帝身边的人呢？是一帮前朝遗老、王公贵胃。
而在史料中，几乎看不到太多梁高祖对有功之臣的封赏，那些当时的名将，也说不出几个真正是在梁高祖麾下的。
往往是秦王打仗，然后递上来捷报，梁高祖给秦王封赏，然后底下的将士们跟着秦王一起喝汤。
根据史料记载，梁高祖虽然是梁朝名义上的开国之君，但其实，他基本上没有打过仗。
自从来到长安之后，就是秦王一直在南征北战，开疆拓土。
而这在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里面，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更早一些的楚就不说了，开国之君几乎参与了所有重大战役；再往后的齐、盛两朝，开国之君也都是一刀一枪打出来的。
齐朝的太祖、太宗两位，虽然一位欺负孤儿寡母，一位驴车漂移，但前者毕竟是禁军大将，还是武林高手，能在那样的乱世站稳脚跟、开创一个王朝，军事才能母庸置疑；后者虽然在驴车漂移，但也确确实实曾经指挥过灭国之战。
再看与梁朝同时期的割据势力，王世充和窦建德等人，也都是亲自指挥上阵的。
唯独梁高祖，完全没有任何统兵的经历。
他的骑术、射术或许不错，但很显然，要说行军打仗，他恐怕并不擅长。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有秦王在，那皇帝又何必亲自以身犯险呢？
好问题。
那么可以去拿这个问题，去问问楚、齐、盛三朝的开国之君。
这三朝开国时也有许多名将，那为什么他们不将灭国的事情交给手下大将，自己安安稳稳地坐镇都城享福呢？
梁高祖的这种行为，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不愿，要么是不能。
不愿，是说他不想去战场上风餐露宿，觉得那样太辛苦；不能，是说他没有那么高明的统兵才能，很清楚自己不是这块料。
但不管是哪一种可能，对于一位开国之君来说，这样在后方偷懒还沾沾自喜的行为，都是十分愚蠢的。
因为权力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
并不是说你当了皇帝就自然地有了权力，而是所有人都认为你该是皇帝的时候，你才有权力。
而在乱世之中，能打胜仗，就是唯一的道理。
从这一事实能看出来，梁高祖要么是能力不足，要么就是政治智慧不够。
如果他真的能像盛太祖一样，亲临前线与将士们一同作战，并建立威望，那么秦王想要搞一个玄武门之变，恐怕也根本不可能成功。
所以，从两点内容来看，梁高祖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为他几乎从没上过战场，没见过洛阳城外战事的惨烈，不知道那些将领和士兵为了攻陷这座城池付出了多少鲜血和牺牲，所以自然不觉出尔反尔、从府库中拿出许多珍宝赏赐给自己的贵妃是什么大事。
因为他赏罚不明，对身边亲近之人，尤其是那些前朝遗老、贵族宗室大行封赏，而完全不考虑由此产生的“宗室、官员冗杂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的问题，那么纵容两名贵妃去要珠宝、官位和田地，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考虑一番之后，李鸿运做出决定。
他操控梁高祖做出了符合史书记载的行为，让梁朝向着玄武门之变又迈近了关键一步。
，根本不足以满足她们的胃口，她们还是会心怀怨怼；如果敞开了给，赏赐这一块必然出现一个巨大的缺口，到时候这个缺口又怎么去堵？
秦王在将士们心目中的威望，是在一次次赏罚分明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这种威望想要建立起来很难，但想要毁掉却再简单不过。
因此，不论如何权衡，以秦王的性格，几乎都会严词拒绝。
想到这里，李鸿运开始尝试着对秦王的行为进行纠正。
秦王严词拒绝了两名妃子的要求，给他们的答复是：宝货皆已籍奏，官当授贤才有功者。
也就是说，府库中的财货，早就已经论功行赏分给有功的将士，封存上奏，至于官衔也要授予贤才有功的人，不能给这两位贵妃的亲属。
而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两名贵妃对秦王怀恨在心。
在完成这一切之后，李鸿运的视野中，闪过了秦王的记忆碎片。
记忆碎片中有两个内容：第一是梁高祖曾下令，秦王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所有事务都可以自行处分。
而秦王此时的官职中，有一项是“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洛阳显然属于他的管辖范围。
第二则是秦王在出征之前，梁高祖曾经答应他，平定洛阳之后，珍宝都赐给将士。
显然，秦王知道梁高祖敕书的效力，但既然梁高祖已经做过这两次承诺，那么他认为，即便日后对峙起来，自己也有说辞。
现实也确实如他所料。
回到长安城后，梁高祖并未责罚秦王，毕竟之前他已经对秦王做出了承诺。
之前虽然写了敕书、同意将府库中的财宝分给那些贵妃，也只是因为他被吹了枕旁风，一时昏了头。
此时秦王顶撞了他一些，却也让他的头脑清醒了过来，于是这件事情就被压了下去。
“嗯？”
李鸿运再度意识到这里似乎出现了偏差。
因为明显与历史记载的内容不符。
按照史料记载，尹德妃和张婕妤回到长安城后立刻告状，而梁高祖则是大怒，责问秦王：“朕的敕书难道还不如你的教吗？”
至于之前给秦王的那些承诺，梁高祖不说，秦王自然也不敢提，否则那不是当面打当爹的脸吗？
只能叩头谢罪。
而梁高祖仍旧怒气不息，等秦王走后才对裴寂说道：“朕这个儿子，在外面领兵日久，都被那些读书人给带坏了！不是当年那个乖巧懂事的二郎了！”
眼前的场景再度与史书有了差别，意味着李鸿运要再度运用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判断哪一种才更有可能。
如果从情理判断，史料记载反而更加不可信一些。
梁高祖毕竟也是梁朝的开国之君，看看这办的都是什么事？
先是给秦王承诺，让他打下洛阳之后可以将这些财宝全都分给将士，结果两个爱妃一吹枕边风，他就又改变了主意，甚至还亲自写了敕书让这两个贵妃去抢将士们的财宝。
这样也就算了，在被秦王顶回来之后，两个贵妃向他哭诉，梁高祖的第一反应是勃然大怒，还将秦王叫回来怒骂。
虽说皇帝的敕令比不上秦王的教，这说出去让他这个当皇帝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但问题在于，这件事情本来也是他不占理。
洛阳之战打得那么惨烈，事先早就跟将士们说过，打下洛阳之后会将里面的财宝全都封赏给将士。
如果打下来之后却不能兑现承诺，让将士们怎么想？
梁朝起于乱世，军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梁高祖这样一位开国之君会想不到这一点？
这怎么想，都不太合理。
那么，梁高祖是一个赏罚不明的人吗？
李鸿运仔细想了想，如果从各种史料记载上来看，他还真是……
要确定梁高祖的这个行为是否符合他的人设，要从两点来看。
第一是，他在其他方面的行为，是否暴露了他赏罚不明的特点。第二是，他对于这些在外征战的将士们，是不是有所轻视。
而很遗憾，这两个问题的答桉，都是肯定的。
梁高祖的赏罚，不能说是秉公执法吧，也只能说是胡搞瞎搞了。
武德七年，梁高祖恢复了九品中正制，将这个已经应该被科举制取代、以门第取士的腐朽制度重新搬了回来；
梁高祖还大封宗室，童孺皆为王，史书记载“自楚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
梁高祖还大面积封官许愿，最多是甚至一日口授两千余人，历史在这一刻似乎直接跨越到了齐朝，让百姓们提前体验了一把“冗官”的快乐。
而这些，显然都是他赏罚不明的左证。
还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在玄武门之变中，所有开国功臣几乎全都集中在秦王的手下，而皇帝身边的人呢？是一帮前朝遗老、王公贵胃。
而在史料中，几乎看不到太多梁高祖对有功之臣的封赏，那些当时的名将，也说不出几个真正是在梁高祖麾下的。
往往是秦王打仗，然后递上来捷报，梁高祖给秦王封赏，然后底下的将士们跟着秦王一起喝汤。
根据史料记载，梁高祖虽然是梁朝名义上的开国之君，但其实，他基本上没有打过仗。
自从来到长安之后，就是秦王一直在南征北战，开疆拓土。
而这在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里面，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更早一些的楚就不说了，开国之君几乎参与了所有重大战役；再往后的齐、盛两朝，开国之君也都是一刀一枪打出来的。
齐朝的太祖、太宗两位，虽然一位欺负孤儿寡母，一位驴车漂移，但前者毕竟是禁军大将，还是武林高手，能在那样的乱世站稳脚跟、开创一个王朝，军事才能母庸置疑；后者虽然在驴车漂移，但也确确实实曾经指挥过灭国之战。
再看与梁朝同时期的割据势力，王世充和窦建德等人，也都是亲自指挥上阵的。
唯独梁高祖，完全没有任何统兵的经历。
他的骑术、射术或许不错，但很显然，要说行军打仗，他恐怕并不擅长。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有秦王在，那皇帝又何必亲自以身犯险呢？
好问题。
那么可以去拿这个问题，去问问楚、齐、盛三朝的开国之君。
这三朝开国时也有许多名将，那为什么他们不将灭国的事情交给手下大将，自己安安稳稳地坐镇都城享福呢？
梁高祖的这种行为，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不愿，要么是不能。
不愿，是说他不想去战场上风餐露宿，觉得那样太辛苦；不能，是说他没有那么高明的统兵才能，很清楚自己不是这块料。
但不管是哪一种可能，对于一位开国之君来说，这样在后方偷懒还沾沾自喜的行为，都是十分愚蠢的。
因为权力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
并不是说你当了皇帝就自然地有了权力，而是所有人都认为你该是皇帝的时候，你才有权力。
而在乱世之中，能打胜仗，就是唯一的道理。
从这一事实能看出来，梁高祖要么是能力不足，要么就是政治智慧不够。
如果他真的能像盛太祖一样，亲临前线与将士们一同作战，并建立威望，那么秦王想要搞一个玄武门之变，恐怕也根本不可能成功。
所以，从两点内容来看，梁高祖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为他几乎从没上过战场，没见过洛阳城外战事的惨烈，不知道那些将领和士兵为了攻陷这座城池付出了多少鲜血和牺牲，所以自然不觉出尔反尔、从府库中拿出许多珍宝赏赐给自己的贵妃是什么大事。
因为他赏罚不明，对身边亲近之人，尤其是那些前朝遗老、贵族宗室大行封赏，而完全不考虑由此产生的“宗室、官员冗杂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的问题，那么纵容两名贵妃去要珠宝、官位和田地，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考虑一番之后，李鸿运做出决定。
他操控梁高祖做出了符合史书记载的行为，让梁朝向着玄武门之变又迈近了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