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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史志办召开座谈会，使我们能有这次交流文史工作体会、切磋文心雕龙技艺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想到一些有关自己从事文字、文史工作的阅历和体会，写出来，就正于年鉴处陈云老师、邓永定老师、周磊老师，以及在座各位行家里手，并求教于史志办领导严崇明主任、徐建红主任。
我的故乡，是在苏南丹徒县一个紧邻长江支泓的小埭子。高祖是从安徽携家逃荒来到苏南的移民。母亲于1952年11月生下我。因为是男孩，母亲宠爱，自己也为奇。水乡习俗，每逢盛夏炎日，七八岁了，还只围个布兜肚儿，满村埭串溜游玩。
我的祖上是当地大户。在人多地少的江南水乡买有24亩水田，在苏北如皋的宋家桥开有几间门面杂货店。“富贵之门，仁义存焉”曾祖父很为当地穷人做过一些济贫施棺的好事。抗日战争中，祖父作为有爱国心的开明士绅，把家中变成了当地新四军区委的歇脚处。
因为人多地少缘故，有点像皖南徽州民俗，稍有出息男人，从私塾结业，必须外出谋生。我父亲是热血青年，十几岁跟随同乡人到上海，在宁波人钱庄做伙计。淞沪抗战后蹲过提篮桥日本人监狱。1940年回乡结婚，我母亲才18岁。同年，新四军从皖南东进江苏，他参加了革命，宣传抗日救国，参与组织民兵大队，操练武艺。
1942年日寇在苏南扫荡清乡，他渡江来到如皋宋家桥。我大伯在那里为新四军筹集粮草。因父亲读过私塾，便介绍他改良当地私塾，从事抗日教学，一边为苏中四分区江海报写稿。1946年粟裕组织苏中战役时，他参加皋南战役担架队，手臂被蒋军飞机扔的硫磺弹烧伤，落下伤疤。1947年初参加北撤，在冬日的黄海滩跋涉七天七夜，到达东台以北的台北县，在那里参加苏皖边区九分区举办的文研会。
不久，北撤中止。他无处可去，不声不响回到宋家桥，而那里已是国民党还乡团的天下。他不得已在还乡团乡长家做了几个月家庭教师，胡宗南攻占延安后，又被迫参演一个什么戏剧，假扮朱德总司令撤离模样，没有台词，在台上走了过场。他的这一过失，为他日后坎坷埋下祸根。
过了些日子，有好心人告诉父亲，在敌乡公所看到一份拟杀人员名单，上面有他。于是，父亲为一个熟识的、推独轮小车贩猪去上海的人背纤，悄然离开宋家桥，重返上海。在那里，他与人合伙，开了一爿废品店，用微薄收入养活了好几位因蒋军占领丹徒，而撤离老家来上海避难的职业革命者。直到陈粟大军解放上海，父亲才回归故乡。
1949年5月，镇江市公安局来文调父亲去当公安干部，可母亲藏起父亲的挂包钢笔，不允许分别七年的夫君再次离去。就这样，1949年9月，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父亲回到苏北如皋，担当了建设乡朱陈小学校长。作为积极分子，他被抽调参加新区土改与复查，在吃辛苦与被感激中，圆满完成丈田分地。回学校后，有一次，一位上级找他谈话，勉励他争取入党，同时流露对他所骑的三厢三飞英国产自行车有兴趣。他悟不明白，没有响应。
1958年春节前，小教系统集中在如城整风反右。他诚信县教育局领导动员报告，写贴大字报，给党提意见。他依据土改复查中看到情况，说建国后农民仍然很苦，生活不如城市居民。有人揭发他是在说“毛主席不关心农民”于是，逐级报批，他得了经县里五人小组批准的“中右”头衔，撤销校长，调往如皋县东南角最偏远的丁堰乡德武小学担任临时负责人。他在那里一呆就是41年，除了1966－1968年短暂调离，直到66岁退休之后，他一直生活在淳朴的德武村民中间。
父亲为了“政历问题”在“文革”中受到批判。最苦闷时候，也曾抱怨他的上级“有事有人”除此之外，他没有对党和政府发过一句怨言。1979年，县教育局专人复查，撤销“中右”结论，发文平反。退休后，小妹替职，父亲积极参与学校所在村组劳动，担任仓库保管员，还向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84年父亲由退休改离休，户口从农业转回定量，重享国家工作人员待遇，直到1999年5月5日因病治疗失当，猝死于南通附属医院。
父亲的“政历问题”影响到我。父亲的淳厚为人传承到我。
1959年暑假，父亲为8岁的我穿好衣服，蹬着自行车，把我从江南老家带到苏北德武小学。生活上，他把我当女儿养，给我买的全是花衣服；学习上，他把我当儿子教，要求我样样走在同龄儿前面。我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从尿床儿学会做饭洗衣。他既当爸又当妈，用粗劣的针脚，为我缝衣补鞋。那时农民穷，书费学费收缴困难。每当父亲夜出收费，我就用蘸红钢笔帮他批改好全部学生作业本，伏睡在煤油灯下等他归来。
办大食堂的几年，父亲不开伙，从丁堰镇买了白铁皮提筒，跟附近农民一同排队打饭吃。食堂越办越糟，打的稀饭照见人，一些人得了浮肿病。父亲总是鼓励我：“日子虽然苦，比起农民还好些。”最紧张时，几块山芋干，或者一片榨过油的花生饼，照样对付一顿。1962年暑假后，11岁的我升了红桥小学五年级，来回4公里，仍然提着搪瓷盒上学，里面装的玉米糁儿粥是我午饭。不知怎的，伴随着艰苦生活，我的语文特长反而像荒原上的苦菜花，逐渐萌芽生长。1963年，六年级的我参加丁堰区“学习董加耕”征文，12岁写出2000来字作文，得了二等奖。
1964年我从红桥高小毕业，作为丁堰区的唯一，考取江苏省如皋中学初中部。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李德琪老师、写一手好字的袁发盛老师，给我很多启发，我在英语和语文上逐渐显现出可以造就的潜力。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毛主席语录的诵读，使我明白许多道理。大字报的写作，锻炼了我的文笔。旨在促进班上“井冈山”与“红旗”实行“大联合”、复课闹革命的大字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受到初二（1）班班主任周荣祥老师极口称赞。
由于父亲“政历问题”1966年8月我已经当选为班上5名赴京代表之一、接受毛主席检阅的资格，被学校红卫兵团取消。同一原因，1968年8月，我被取消“推荐”升高中资格，由学校红卫兵团光荣批准为回乡务农知青。我参加了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吹笛子，拉二胡，创作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表演唱，起草大队支书报告稿。公社秘书鞠九广老师，安排我写通讯报道，聆听新华日报记者培训。在他面命手教下，1969年10月，我写的民兵工作报道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处理一切，刊登在新江海报上。这成为我走上以文立身道路的开端。
1969年12月，我作为父亲的独子，依靠用钢针刺破手指，毛笔蘸血，在手帕写下“我要当兵”如愿以偿来到陆军第34师侦察连。在农村连团也入不了，在部队三个月入团，当通信员；又7个月，18周岁未满入党，当文书；一年后抽调到淮南市支左办公室帮助工作。林彪事件爆炸后，响应中央号召，通读毛泽东选集和马列六本书，就此打下从事文字工作根基。我抽空写作通讯报道。一篇反映党内团结的消息以大字标题刊登在淮南日报头版，一篇反映夜训备战的报道刊登在安徽日报。不久，我被抽调到12军军部侦察处帮助工作，依靠在那里搜集的资料，我编成了34师侦察连英雄战史。1974年夏，全军批林批孔，我正在巢湖训练武装泅渡，部队抽调我参加南京军区战士宣讲团，到滁县山界给参加反坦克集训的团以上干部演讲。几乎同时，连队在巢湖进行武装泅渡汇报表演，当场淹死一人。如果我不出来讲演，这被淹死的人应当是我，因为我游泳技术最差，又最不肯回避当逃兵。此事过后，我对以文立身的信念更坚定了。
由于父亲“政历问题”连队上报我提干的报告被师部直工科否决。那时高校招生已经恢复。我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全套青年自学丛书，认真弥补没上高中的学历。1975年春，我退伍回到丁堰公社德武村。同年9月，依靠一篇作文和几句英语对话，加之做政审材料的顾国光老师省略了我父亲“政历问题”我被推荐来到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做工农兵学员。想到那么多人没轮到上大学机会，我一天不敢懈怠，一课不敢马虎。一篇反映南京知青上山下乡的报道发表在新华日报，两篇书评发表在南京师院学报，一篇影评发表在工农兵评论，一篇文评、一篇杂文发表在江苏文艺。毕业考试古汉语得了满分，古代文学成绩也在前列。
1978年8月，我成了新恢复的扬州师范学院南通分院中文科教员。我深知从大学毕业生到大学教员之间差距，马不停蹄、夜以继日攻读几乎全套文科经典，同时筹划实现文艺理论考研梦想。但是天不悯人，我在高校教职只呆了三年三个月，就被骗调到新恢复的南通盐业公司。我调整心态，随遇而安：“不能做学问，可以搞创作！”身在企业，我却保留高校教员习惯，每晚观书写字到子夜，30年如一日。参与企业活动，随时笔录在册，择其尤为重要者，写投稿件到媒体。在盐业，我从秘书干起，现在是纪委副书记、机关党支书、董事会秘书。从1986年以来24年中层正科级不动，至今没进入领导班子，但我仍是单位下班最迟、用力最勤的一员。支撑精神意志的，就是我所从事的文史工作，及其所取得的成果。
1989年我参加南通市志办集训，开始投入南通方志事业。在何晓宁、达少华等老师指点下，我于1993年春完成南通市志？盐业卷初稿撰写。又经17年奋斗，完成总约140余万字南通盐业志编撰工程。全书正文28章117节，外加卷首卷尾，收录数表118表、名录88表，地图134幅，彩照360帧，黑白照140帧，记录南通制盐业从公元前194年发生，到公元2005年消灭的2199年历史。出版后将为南通地方文化研究，提供基础性、渊源性历史资料集成。
1998年我参加南通市年鉴办集训，开始投入南通年鉴事业。在徐建红、何晓宁、陈云等老师指点下，我完成了从南通年鉴1998到南通年鉴2010“盐业”词条写作，同时分年专题介绍几乎全部当代南通盐业企业。遵循老师教导，我明白了词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继承性与创新性、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辅成关系，习惯了筛词炼句，尽力去掉“的、地、得”、“着、了、过”追求言简意赅、了无长物的简约文风。若干年后，读者单从这些词条，也能了解当今时代党和政府是在怎样地经营和管理着... -->>
南通市史志办召开座谈会，使我们能有这次交流文史工作体会、切磋文心雕龙技艺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想到一些有关自己从事文字、文史工作的阅历和体会，写出来，就正于年鉴处陈云老师、邓永定老师、周磊老师，以及在座各位行家里手，并求教于史志办领导严崇明主任、徐建红主任。
我的故乡，是在苏南丹徒县一个紧邻长江支泓的小埭子。高祖是从安徽携家逃荒来到苏南的移民。母亲于1952年11月生下我。因为是男孩，母亲宠爱，自己也为奇。水乡习俗，每逢盛夏炎日，七八岁了，还只围个布兜肚儿，满村埭串溜游玩。
我的祖上是当地大户。在人多地少的江南水乡买有24亩水田，在苏北如皋的宋家桥开有几间门面杂货店。“富贵之门，仁义存焉”曾祖父很为当地穷人做过一些济贫施棺的好事。抗日战争中，祖父作为有爱国心的开明士绅，把家中变成了当地新四军区委的歇脚处。
因为人多地少缘故，有点像皖南徽州民俗，稍有出息男人，从私塾结业，必须外出谋生。我父亲是热血青年，十几岁跟随同乡人到上海，在宁波人钱庄做伙计。淞沪抗战后蹲过提篮桥日本人监狱。1940年回乡结婚，我母亲才18岁。同年，新四军从皖南东进江苏，他参加了革命，宣传抗日救国，参与组织民兵大队，操练武艺。
1942年日寇在苏南扫荡清乡，他渡江来到如皋宋家桥。我大伯在那里为新四军筹集粮草。因父亲读过私塾，便介绍他改良当地私塾，从事抗日教学，一边为苏中四分区江海报写稿。1946年粟裕组织苏中战役时，他参加皋南战役担架队，手臂被蒋军飞机扔的硫磺弹烧伤，落下伤疤。1947年初参加北撤，在冬日的黄海滩跋涉七天七夜，到达东台以北的台北县，在那里参加苏皖边区九分区举办的文研会。
不久，北撤中止。他无处可去，不声不响回到宋家桥，而那里已是国民党还乡团的天下。他不得已在还乡团乡长家做了几个月家庭教师，胡宗南攻占延安后，又被迫参演一个什么戏剧，假扮朱德总司令撤离模样，没有台词，在台上走了过场。他的这一过失，为他日后坎坷埋下祸根。
过了些日子，有好心人告诉父亲，在敌乡公所看到一份拟杀人员名单，上面有他。于是，父亲为一个熟识的、推独轮小车贩猪去上海的人背纤，悄然离开宋家桥，重返上海。在那里，他与人合伙，开了一爿废品店，用微薄收入养活了好几位因蒋军占领丹徒，而撤离老家来上海避难的职业革命者。直到陈粟大军解放上海，父亲才回归故乡。
1949年5月，镇江市公安局来文调父亲去当公安干部，可母亲藏起父亲的挂包钢笔，不允许分别七年的夫君再次离去。就这样，1949年9月，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父亲回到苏北如皋，担当了建设乡朱陈小学校长。作为积极分子，他被抽调参加新区土改与复查，在吃辛苦与被感激中，圆满完成丈田分地。回学校后，有一次，一位上级找他谈话，勉励他争取入党，同时流露对他所骑的三厢三飞英国产自行车有兴趣。他悟不明白，没有响应。
1958年春节前，小教系统集中在如城整风反右。他诚信县教育局领导动员报告，写贴大字报，给党提意见。他依据土改复查中看到情况，说建国后农民仍然很苦，生活不如城市居民。有人揭发他是在说“毛主席不关心农民”于是，逐级报批，他得了经县里五人小组批准的“中右”头衔，撤销校长，调往如皋县东南角最偏远的丁堰乡德武小学担任临时负责人。他在那里一呆就是41年，除了1966－1968年短暂调离，直到66岁退休之后，他一直生活在淳朴的德武村民中间。
父亲为了“政历问题”在“文革”中受到批判。最苦闷时候，也曾抱怨他的上级“有事有人”除此之外，他没有对党和政府发过一句怨言。1979年，县教育局专人复查，撤销“中右”结论，发文平反。退休后，小妹替职，父亲积极参与学校所在村组劳动，担任仓库保管员，还向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84年父亲由退休改离休，户口从农业转回定量，重享国家工作人员待遇，直到1999年5月5日因病治疗失当，猝死于南通附属医院。
父亲的“政历问题”影响到我。父亲的淳厚为人传承到我。
1959年暑假，父亲为8岁的我穿好衣服，蹬着自行车，把我从江南老家带到苏北德武小学。生活上，他把我当女儿养，给我买的全是花衣服；学习上，他把我当儿子教，要求我样样走在同龄儿前面。我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从尿床儿学会做饭洗衣。他既当爸又当妈，用粗劣的针脚，为我缝衣补鞋。那时农民穷，书费学费收缴困难。每当父亲夜出收费，我就用蘸红钢笔帮他批改好全部学生作业本，伏睡在煤油灯下等他归来。
办大食堂的几年，父亲不开伙，从丁堰镇买了白铁皮提筒，跟附近农民一同排队打饭吃。食堂越办越糟，打的稀饭照见人，一些人得了浮肿病。父亲总是鼓励我：“日子虽然苦，比起农民还好些。”最紧张时，几块山芋干，或者一片榨过油的花生饼，照样对付一顿。1962年暑假后，11岁的我升了红桥小学五年级，来回4公里，仍然提着搪瓷盒上学，里面装的玉米糁儿粥是我午饭。不知怎的，伴随着艰苦生活，我的语文特长反而像荒原上的苦菜花，逐渐萌芽生长。1963年，六年级的我参加丁堰区“学习董加耕”征文，12岁写出2000来字作文，得了二等奖。
1964年我从红桥高小毕业，作为丁堰区的唯一，考取江苏省如皋中学初中部。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李德琪老师、写一手好字的袁发盛老师，给我很多启发，我在英语和语文上逐渐显现出可以造就的潜力。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毛主席语录的诵读，使我明白许多道理。大字报的写作，锻炼了我的文笔。旨在促进班上“井冈山”与“红旗”实行“大联合”、复课闹革命的大字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受到初二（1）班班主任周荣祥老师极口称赞。
由于父亲“政历问题”1966年8月我已经当选为班上5名赴京代表之一、接受毛主席检阅的资格，被学校红卫兵团取消。同一原因，1968年8月，我被取消“推荐”升高中资格，由学校红卫兵团光荣批准为回乡务农知青。我参加了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吹笛子，拉二胡，创作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表演唱，起草大队支书报告稿。公社秘书鞠九广老师，安排我写通讯报道，聆听新华日报记者培训。在他面命手教下，1969年10月，我写的民兵工作报道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处理一切，刊登在新江海报上。这成为我走上以文立身道路的开端。
1969年12月，我作为父亲的独子，依靠用钢针刺破手指，毛笔蘸血，在手帕写下“我要当兵”如愿以偿来到陆军第34师侦察连。在农村连团也入不了，在部队三个月入团，当通信员；又7个月，18周岁未满入党，当文书；一年后抽调到淮南市支左办公室帮助工作。林彪事件爆炸后，响应中央号召，通读毛泽东选集和马列六本书，就此打下从事文字工作根基。我抽空写作通讯报道。一篇反映党内团结的消息以大字标题刊登在淮南日报头版，一篇反映夜训备战的报道刊登在安徽日报。不久，我被抽调到12军军部侦察处帮助工作，依靠在那里搜集的资料，我编成了34师侦察连英雄战史。1974年夏，全军批林批孔，我正在巢湖训练武装泅渡，部队抽调我参加南京军区战士宣讲团，到滁县山界给参加反坦克集训的团以上干部演讲。几乎同时，连队在巢湖进行武装泅渡汇报表演，当场淹死一人。如果我不出来讲演，这被淹死的人应当是我，因为我游泳技术最差，又最不肯回避当逃兵。此事过后，我对以文立身的信念更坚定了。
由于父亲“政历问题”连队上报我提干的报告被师部直工科否决。那时高校招生已经恢复。我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全套青年自学丛书，认真弥补没上高中的学历。1975年春，我退伍回到丁堰公社德武村。同年9月，依靠一篇作文和几句英语对话，加之做政审材料的顾国光老师省略了我父亲“政历问题”我被推荐来到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做工农兵学员。想到那么多人没轮到上大学机会，我一天不敢懈怠，一课不敢马虎。一篇反映南京知青上山下乡的报道发表在新华日报，两篇书评发表在南京师院学报，一篇影评发表在工农兵评论，一篇文评、一篇杂文发表在江苏文艺。毕业考试古汉语得了满分，古代文学成绩也在前列。
1978年8月，我成了新恢复的扬州师范学院南通分院中文科教员。我深知从大学毕业生到大学教员之间差距，马不停蹄、夜以继日攻读几乎全套文科经典，同时筹划实现文艺理论考研梦想。但是天不悯人，我在高校教职只呆了三年三个月，就被骗调到新恢复的南通盐业公司。我调整心态，随遇而安：“不能做学问，可以搞创作！”身在企业，我却保留高校教员习惯，每晚观书写字到子夜，30年如一日。参与企业活动，随时笔录在册，择其尤为重要者，写投稿件到媒体。在盐业，我从秘书干起，现在是纪委副书记、机关党支书、董事会秘书。从1986年以来24年中层正科级不动，至今没进入领导班子，但我仍是单位下班最迟、用力最勤的一员。支撑精神意志的，就是我所从事的文史工作，及其所取得的成果。
1989年我参加南通市志办集训，开始投入南通方志事业。在何晓宁、达少华等老师指点下，我于1993年春完成南通市志？盐业卷初稿撰写。又经17年奋斗，完成总约140余万字南通盐业志编撰工程。全书正文28章117节，外加卷首卷尾，收录数表118表、名录88表，地图134幅，彩照360帧，黑白照140帧，记录南通制盐业从公元前194年发生，到公元2005年消灭的2199年历史。出版后将为南通地方文化研究，提供基础性、渊源性历史资料集成。
1998年我参加南通市年鉴办集训，开始投入南通年鉴事业。在徐建红、何晓宁、陈云等老师指点下，我完成了从南通年鉴1998到南通年鉴2010“盐业”词条写作，同时分年专题介绍几乎全部当代南通盐业企业。遵循老师教导，我明白了词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继承性与创新性、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辅成关系，习惯了筛词炼句，尽力去掉“的、地、得”、“着、了、过”追求言简意赅、了无长物的简约文风。若干年后，读者单从这些词条，也能了解当今时代党和政府是在怎样地经营和管理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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