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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君”。
地只祭祀
凡在地之神，都属于地只祭祀，包括最为隆重的社祀，对境内山川的祭祀，对五祀的祭祀，和年终的蜡祭。
社祀
土地生育万物，人类以土地为基础生存繁衍，农业民族依靠土地的生殖能力耕种收获，对土地的崇拜，是中国“社”崇拜的源头。《说文》示部：“社，地主也，从示、土。”《礼记·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阴气也。”《礼记·礼运曰》：“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礼行于社而百货可级焉。”所谓“列地利”，即列举地之利于人者，进行祭祀，以表达报本反始，不忘其本的含义。通过对“社”的祭祀，获得土地神的庇佑，使农业丰收，财货丰赡，可能是社祀最初的目的。
山川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将名山大川作为地方保护神祭祀，故而此种祭祀在地域范围上有所划定。《左传·哀公六年》载：“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所谓“望”，就是其国土的范围，望祭则是祭祀诸侯国境内山川的一种方法。《左传·昭公十七年》载：“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雒与三涂。九月丁卯,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陆浑人弗知,师从之。庚午,遂灭陆浑，”注曰：“洛与三途皆在成周，故请于周。”可见在春秋时期的命祀系统中，诸侯若要跨地而祭，则需要告知对方。
五祀
《论语·八俏》中记载：“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於天，无所祷也。’”从“奥”与“灶”相对的情况来看，“奥”可能就是“中溜”。但春秋时期并没有将“室、灶、门、户、行”并称为五祀的记载，战国时期众多出土楚简中也只是单独祭祀其中一种至四种，各自的祭祀方法还有所不同，直至战国晚期的包山二号楚墓才出现了分别写有“室、灶、门、户、行”的五块小木牌。此五种家宅神合称“五祀”，可能要到战国晚期才正式形成。因此，春秋时期的五祀，指的应该是对五行之神的祭祀。
蜡祭
蜡祭是对与农业相关的神祗的合祭，通常在年末进行，故而举行蜡祭的月份也被称作腊月。由于蜡祭带有农业祭祀的特性，所以参与蜡祭的不仅仅是贵族家族成员，还有广大的平民。《礼记·杂记》记载：“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见春秋时期的蜡祭是国人都可以参与的盛大祭祀仪式。
人鬼祭祀
凡人死而受祭者，都属于人鬼祭祀，包括对先祖的祭祀和对厉鬼的祭祀。
祭祀先祖
春秋时期，有血缘关系的己死亡的先祖被供奉在各自的庙中，以昭穆次序排列，以此为基础进行“禘、祫、尝、烝、告朔”的常规祭祀。
禘、祫
禘和祫都是合祭宗庙之主的大祭祀。文献中春秋时期的禘有两种，一是致新死者之主于庙，也称吉禘；一是郊天之时以先祖配享，也称大禘。
尝、烝
尝和烝都是谷物成熟后对先祖的常规祭祀。尝指尝新，又称荐新，是每年七月新谷成熟后献给宗庙的祭祀。烝是每年十月，所有谷物都成熟之后献给宗庙的祭祀。
告朔
春秋时期，每年十二月，诸侯接受周天子赐予的第二年的历书，并将之藏于太祖之庙，此后每月朔日杀一饩羊来祭祀先祖，并在祭祀仪式结束后开始处理政务。这种仪式就叫做“告朔”，即所谓“颁告朔于邦国”。
祭祀厉鬼
春秋时期，人们认为人非正常死亡之后若没有后人祭祀，就会变成厉鬼为祸一方。为了防止厉鬼作乱，就要对厉鬼进行祭祀或禳祓。
在史书中，关于祭祀仪式的记载，战国时期较之春秋时期少了很多。与之相对的，战国时期出现了专门记录祭祀仪式的“礼书”。《仪礼》、《礼记》、《周礼》中记载了郊祭、社祭、宗庙祭祀的祭法。
与出土文献和其他传世文献相对比，可以看出《仪礼》保留了一部分卿大夫日常生活中的祭祀仪式。《礼记》是对《仪礼》的讲解和补充，其中包含很多战国及以后经师对“礼义”的发挥。
传世文献对祭祀仪式的记载不甚了了，而自上世纪以来各种出土文献的面世，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其中金文、楚系简及各国都城遗址中，保留的战国祭祀仪式相关信息比较丰富。
从时间上看，战国时期的祭祀仪式从早期持续到晚期；从地域上看，东有齐国，南有楚国、曾国、越国，北有中山国；从祭祀对象上看，大多数是祭祀有血缘关系的先祖，也有祭祀无血缘关系的他国诸侯或有功之臣子。
楚国仍然保留了类似春秋时期的天神、地只、人鬼的三大祭祀系统，并有了不同于中原祭祀系统的地域特色。
楚简中可以看出，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至神“天”，楚地祭祀系统中的至高神是“太”；太以下有诸司神、昼夜神。楚地也祭祀社，并出现了二社、三社等合祭社的祭祀仪式；四方、五祀系统逐渐形成；楚人祭祀的山川神都是楚地境内的名山大川，符合春秋时期“祭不越望”的制度。楚人祭祀先祖时，分为远祖和五世。祝融、老童、鬻熊为楚先，熊丽至武王为荆王，文王以下则将五代先祖合祭，称为五世。死而无后者也要进行祭祀，以免他们化为厉鬼为祸一方。非楚王血脉的番氏则祭祀番氏家族的番先和五世，说明祖先祭祀仍然保留着强烈的血缘排他性。
祭祀的目的不外乎三个方面——祭祀天神，是为崇德报本；祭祀地只，是为政教合一；祭祀人鬼，是为慎终追远。
古人称天神为“帝”或“上帝” ，他们相信天有“意志” ，是主宰自然界和人的命运的至高无上的神。因此他们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不断地进行占卜，如建造房屋、祈求好年成、求雨等。
地神虽然法力没有天神那么高超，但是也非常重要。所谓“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由于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对于老百姓来说，土地就是一切，就像哺育他们成长的乳母一般亲切，而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土地是最能将百姓笼络住的东西，因此祭地的政治意味也更加浓厚。
古人相信人死后“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鬼神能对活人产生作用，因此祭祀鬼神一方面是使其灵魂得到安定，另一方面，祭祀是求福佑，人们理所当然地相信，自己的祖先肯定会保佑其子孙。所以祭祖也在封建王朝中体现了其强大的伦理功能，它凝聚并维系着家族、宗族乃至整个民族。
战国时期各国都城普遍出现了两城制，多数是宗庙祭祀区与大城一同建立在前，小城内则是后建的宫殿区。秦雍都较为特殊，它建立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秦迁都之后成为了专门用于祭祀的区域。
众生祭坛就是其中之一，古时蜀地先民流亡至此，恰逢洪水之期。
“救君”。
地只祭祀
凡在地之神，都属于地只祭祀，包括最为隆重的社祀，对境内山川的祭祀，对五祀的祭祀，和年终的蜡祭。
社祀
土地生育万物，人类以土地为基础生存繁衍，农业民族依靠土地的生殖能力耕种收获，对土地的崇拜，是中国“社”崇拜的源头。《说文》示部：“社，地主也，从示、土。”《礼记·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阴气也。”《礼记·礼运曰》：“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礼行于社而百货可级焉。”所谓“列地利”，即列举地之利于人者，进行祭祀，以表达报本反始，不忘其本的含义。通过对“社”的祭祀，获得土地神的庇佑，使农业丰收，财货丰赡，可能是社祀最初的目的。
山川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将名山大川作为地方保护神祭祀，故而此种祭祀在地域范围上有所划定。《左传·哀公六年》载：“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所谓“望”，就是其国土的范围，望祭则是祭祀诸侯国境内山川的一种方法。《左传·昭公十七年》载：“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雒与三涂。九月丁卯,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陆浑人弗知,师从之。庚午,遂灭陆浑，”注曰：“洛与三途皆在成周，故请于周。”可见在春秋时期的命祀系统中，诸侯若要跨地而祭，则需要告知对方。
五祀
《论语·八俏》中记载：“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於天，无所祷也。’”从“奥”与“灶”相对的情况来看，“奥”可能就是“中溜”。但春秋时期并没有将“室、灶、门、户、行”并称为五祀的记载，战国时期众多出土楚简中也只是单独祭祀其中一种至四种，各自的祭祀方法还有所不同，直至战国晚期的包山二号楚墓才出现了分别写有“室、灶、门、户、行”的五块小木牌。此五种家宅神合称“五祀”，可能要到战国晚期才正式形成。因此，春秋时期的五祀，指的应该是对五行之神的祭祀。
蜡祭
蜡祭是对与农业相关的神祗的合祭，通常在年末进行，故而举行蜡祭的月份也被称作腊月。由于蜡祭带有农业祭祀的特性，所以参与蜡祭的不仅仅是贵族家族成员，还有广大的平民。《礼记·杂记》记载：“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见春秋时期的蜡祭是国人都可以参与的盛大祭祀仪式。
人鬼祭祀
凡人死而受祭者，都属于人鬼祭祀，包括对先祖的祭祀和对厉鬼的祭祀。
祭祀先祖
春秋时期，有血缘关系的己死亡的先祖被供奉在各自的庙中，以昭穆次序排列，以此为基础进行“禘、祫、尝、烝、告朔”的常规祭祀。
禘、祫
禘和祫都是合祭宗庙之主的大祭祀。文献中春秋时期的禘有两种，一是致新死者之主于庙，也称吉禘；一是郊天之时以先祖配享，也称大禘。
尝、烝
尝和烝都是谷物成熟后对先祖的常规祭祀。尝指尝新，又称荐新，是每年七月新谷成熟后献给宗庙的祭祀。烝是每年十月，所有谷物都成熟之后献给宗庙的祭祀。
告朔
春秋时期，每年十二月，诸侯接受周天子赐予的第二年的历书，并将之藏于太祖之庙，此后每月朔日杀一饩羊来祭祀先祖，并在祭祀仪式结束后开始处理政务。这种仪式就叫做“告朔”，即所谓“颁告朔于邦国”。
祭祀厉鬼
春秋时期，人们认为人非正常死亡之后若没有后人祭祀，就会变成厉鬼为祸一方。为了防止厉鬼作乱，就要对厉鬼进行祭祀或禳祓。
在史书中，关于祭祀仪式的记载，战国时期较之春秋时期少了很多。与之相对的，战国时期出现了专门记录祭祀仪式的“礼书”。《仪礼》、《礼记》、《周礼》中记载了郊祭、社祭、宗庙祭祀的祭法。
与出土文献和其他传世文献相对比，可以看出《仪礼》保留了一部分卿大夫日常生活中的祭祀仪式。《礼记》是对《仪礼》的讲解和补充，其中包含很多战国及以后经师对“礼义”的发挥。
传世文献对祭祀仪式的记载不甚了了，而自上世纪以来各种出土文献的面世，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其中金文、楚系简及各国都城遗址中，保留的战国祭祀仪式相关信息比较丰富。
从时间上看，战国时期的祭祀仪式从早期持续到晚期；从地域上看，东有齐国，南有楚国、曾国、越国，北有中山国；从祭祀对象上看，大多数是祭祀有血缘关系的先祖，也有祭祀无血缘关系的他国诸侯或有功之臣子。
楚国仍然保留了类似春秋时期的天神、地只、人鬼的三大祭祀系统，并有了不同于中原祭祀系统的地域特色。
楚简中可以看出，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至神“天”，楚地祭祀系统中的至高神是“太”；太以下有诸司神、昼夜神。楚地也祭祀社，并出现了二社、三社等合祭社的祭祀仪式；四方、五祀系统逐渐形成；楚人祭祀的山川神都是楚地境内的名山大川，符合春秋时期“祭不越望”的制度。楚人祭祀先祖时，分为远祖和五世。祝融、老童、鬻熊为楚先，熊丽至武王为荆王，文王以下则将五代先祖合祭，称为五世。死而无后者也要进行祭祀，以免他们化为厉鬼为祸一方。非楚王血脉的番氏则祭祀番氏家族的番先和五世，说明祖先祭祀仍然保留着强烈的血缘排他性。
祭祀的目的不外乎三个方面——祭祀天神，是为崇德报本；祭祀地只，是为政教合一；祭祀人鬼，是为慎终追远。
古人称天神为“帝”或“上帝” ，他们相信天有“意志” ，是主宰自然界和人的命运的至高无上的神。因此他们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不断地进行占卜，如建造房屋、祈求好年成、求雨等。
地神虽然法力没有天神那么高超，但是也非常重要。所谓“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由于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对于老百姓来说，土地就是一切，就像哺育他们成长的乳母一般亲切，而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土地是最能将百姓笼络住的东西，因此祭地的政治意味也更加浓厚。
古人相信人死后“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鬼神能对活人产生作用，因此祭祀鬼神一方面是使其灵魂得到安定，另一方面，祭祀是求福佑，人们理所当然地相信，自己的祖先肯定会保佑其子孙。所以祭祖也在封建王朝中体现了其强大的伦理功能，它凝聚并维系着家族、宗族乃至整个民族。
战国时期各国都城普遍出现了两城制，多数是宗庙祭祀区与大城一同建立在前，小城内则是后建的宫殿区。秦雍都较为特殊，它建立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秦迁都之后成为了专门用于祭祀的区域。
众生祭坛就是其中之一，古时蜀地先民流亡至此，恰逢洪水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