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笔下文学 www.bixiawenxue.org，东唐再续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原终成未竟之业。辽太祖亲自选定的继承人是长子耶律倍。他为太子设计了汉式教育，从这点可以推断，在阿保机看来，要实现入主中原的雄图大业，关键在于汉化。
也就是说，一代开国之君辽太祖阿保机为其创立的大契丹国设计了汉化之路。这一选择，固然是其个人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之表现，但也应当与契丹长期历史发展有关。与拓跋鲜卑相似，在建立王朝之前，契丹是一个长期附塞的民族。唐朝前中期，两度在契丹设立羁縻州府，契丹与中原关系密切。虽然回鹘崛起后，契丹一度依附回鹘，但在回鹘汗国瓦解后很快恢复了对唐朝的贡献，汉地社会对契丹的影响也逐渐加深。《辽史·萧敌鲁传》云：“五世祖曰胡母里，遥辇氏时尝使唐，唐留之幽州。一夕，折关遁归国，由是遂为决狱官。”据蔡美彪考证，此系契丹专任司法官之始置，这应当归功于唐制的影响。又据《太祖纪赞》，阿保机之祖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其父撒剌的“始置铁冶，教民鼓铸”，其叔述澜“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己有广土众民之志”。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汉地政治传统的接受恐怕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诚然，从文化角度而言，辽初汉化的确并不明显。不过，文化上汉化的实际程度，与政治上的汉化主张并不必然完全同步。精英人物的政治理念，不必完全受限于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对于有为之君，尤其是作为开国君主的阿保机，我们不应以常人度之。
当然，主张汉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草原的政治与文化因素。辽太祖应当很清楚，其政权毕竟是一个契丹、而非汉人政权。上文提到，神册五年制契丹大字，又《皇子表》谓迭剌制契丹小字，而迭剌死于阿保机之前，因此，小字的创造也在太祖时期。虽然契丹大小字均系参照汉字而成，国书的创制也与中原王朝政治有关，但这同时说明，阿保机的契丹意识还是相当强烈的。此外，在上引辽太祖与后唐使臣和姚坤的对话中，阿保机最后谈到了汉语问题，他说：“吾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这清楚表明，太祖深刻地认识到大契丹国的军事基础正是契丹骑兵，而要保持契丹骑兵的军事优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保持其原有文化传统，保留其原有政治组织。同时，为了保证少数族王朝的安全，必须保证契丹人的忠诚，而这也有赖于契丹人身份意识的强化。因此，辽朝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元的复杂局面。如何避免汉化危及王朝安全，如何使汉化与草原本位间保持足够的张力，不仅是阿保机，也是所有异族统治者面临的难题。
诚然，阿保机的选择并非所有异族统治者的共同选择。但至少表明，异族精英并非天然地排斥汉化。汉化与否，是非汉族王朝统治者无法回避的一个艰难抉择，也是决定王朝走向及命运的政治决策之一。
那么总结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契丹雄主耶律阿保机对于中原有相当强烈的“野望”，并且愿意在很多必要的方面进行汉化，这使得契丹迅速强大，并在耶律德光主政之时几乎掌握了中原王朝的生死存亡。按照本书中李曜对北方游牧政权的看法：“漠北草原之上，若有一族兴盛而无掣肘者，中原必危。”以及“塞北之地，中原未必不可图，所虑者，纵胜而难固也，战而胜之可矣，胜而守之，则实非上策。因势利导，智者之谋，使二强相争，则中原之幸；使三足鼎立，则中原必盛；使群狼竞食，则中原万世不替也。”[无风注：详见卷三“宗室秦王”第214章：秦王之尊(廿八)。]可见，李曜对契丹的迅速强大绝不会坐视不理，作为“一代儒宗”[当然仅指本书剧情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条最关键的“治国、平天下”不可能只做一半，因此迅速强大的契丹，是今后他必然要处心积虑设计引导、限制乃至掌控的一个重要方向，着墨于此，绝非离题。
第214章秦王之尊(卅三)
“右相今日擒我，意欲如何处置？”
李曜笑了一笑，道：“不如何，只请将军随某走上一遭，然后回长安客居一段日子，待将军见过长安官场、民间之变化，便会知晓，某这‘守正’，究竟是何等用意。”
黄崇嘏忽然插嘴道：“右相白龙鱼服，还敢身临敌巢，委实英雄过人，不过说到守正，某此前游学之时，却听到有人对右相的农商并举等措施颇有微词，以为右相出身商贾之家，因此重商轻农，看似公允，实毁我朝基业，不知右相可有道理以教。”
李曜见她风姿卓绝，也自然而然地升起一些好感，不过黄崇嘏扮作男装多年，比当初王笉在语言和动作地细节上更还要高妙，因此李曜也未曾看出她的真身，只是当做某个蜀中游学青年。不过李曜作为现代人穿越客，除处置公务御下严格之外，平时为人一贯随和，因此招呼憨娃儿押着王宗范一同返回剑门关北边唐军范围之后，一边就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
李曜道：“某以为，对‘抑工商’一事，世人多须再认识一次。”
黄崇嘏微微诧异，心道：“他倒不先撇清自己的嫌疑，难道根本不在意商贾出身？不过，对抑制工商又有何必要再认识一次？”
李曜久居上位，此时只是解释罢了，却也没打算看她的反应，便已经继续道：“重视农业，确确实实是历朝历代先贤的共同特征。这是由我华夏历代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而决定的。在农业决定生存的前提下，广泛地重视农业的思想不但不足为奇，反而显得非常正常，否则的话，倒是不正常了。因此，重农思想一直成为历朝历代的主导思想。”
李曜的话虽然用词有些“怪异”，但黄崇嘏仍然听懂了他的意思，点头道：“诚然，那右相为何独出其外？”
李曜笑着摆手：“莫急，某还未曾说完。”然后又道：“抑工商的思想也是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纵观历代经济思想之发展，确实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朝代中，曾表现得相当突出。但某以为，这种抑工商的观念，更多的则是作为一种治国政策表现出来，并且并不是始终和重农相提并论。也就是说，重农并不一定抑工商，作为一种政策和作为一种代表思想是有区别的。作为一种治国的政策方略，是朝廷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维护农耕生产乃至民族生存的方式。因此，抑工商往往在论令官书中反映得多。”
李曜轻轻一叹，摇摇头：“从历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轨迹之中可以发现，战国以前没有明显的抑商倾向。以‘农战’为中心思想而被人称为极端的重农主义者商鞅，虽对商业采取不鼓励态度，但主要是在减低商业对农业的压迫上，而不是绝对地抑制或轻视商业。观点鲜明的重农主义者荀卿，虽主张抑工商，却也不根本否定工商的作用。秦汉以后，尽管重农思想仍占绝对优势，轻商言论仍然若断若续地出现在一些儒家言论中，但重视工商业的言论有日益增强的趋势，重视工商业活动的先贤不断出现，在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著作中，商业的作用已逐渐引起重视。司马迁将工商业的地位提高到与农虞并重；桑弘羊虽抑私商，但他对官商的发展尤其重视，以致有人称他为‘重商论者’；汉末王符提出农工商皆有本末论；晋初傅玄与稍后的李重主张士农工商各有固定职业，并提出商人可贱而商业决不可废的观点；南北朝时的农学家贾思勰对地主兼营商业的活动也津津乐道。”
黄崇嘏被这番新式言论弄得有些愕然，不过仍大致听懂了他的意思，只是理解上并不透彻，总觉得这话只说了一小半。
李曜仿佛看出她的心思，一边带着憨娃儿与王宗范往北转回，一边继续道：“即使主张‘抑工商’的先贤，他们也不是要废弃工商的社会职能。他们清楚地知道，工商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但是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物质财富的生产主要是由农业来承担，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必须要有大量的人口集中于农业生产，才能保证国家的需要和社会的安定。然而，从事农业之人，‘四时之间，无日休息’，且法律也尊农夫，但农夫最终却‘贫贱’。相反，由于利益的驱使，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又不如倚市门’，由于商人能‘操其奇嬴’，‘所卖必信’，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弃农经商，朝廷虽然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最终还是出现了‘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的局面，使大量的人口向工商转移，损害了农业的发展。因此，主张‘抑工商’的先贤认为‘工商众则国贫’，即从事工商的人多了就造成国贫，他们主张‘省商贾之数’，即减少从事工商的人数，来发展农业。他们的‘抑工商’只在于抑制工商人数的过快发展，而并非抑制工商业本身的发展。因此，这种‘抑工商’的思想，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产物，是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的。只有到生产力发展至一定程度，‘抑工商’才成为一种保守的思想。”
黄崇嘏总算找到一个可以开口的机会，问道：“那么，右相之所以选择农商并举，莫不是认为如今，这‘生产力’便已经发展到了必要的程度了？”
李曜哈哈一笑，道：“你这样说，大致上倒也没错，只是细节上还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抑工商’作为一种治国国策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或‘观念’，在我大唐以前的历朝历代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一种主导政策得到贯彻和执行。秦统一后实行‘上农除末’的政策。汉代则把抑商政策推到极致，朝廷著令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不得仕宦为吏。’魏晋时期，朝廷从政策上抑制工商业的发展，‘抑末’发展到‘贱末’，甚至朝廷还颁布侮辱性的法令，使工商业者‘一是着白履，一是着黑履’。这种抑工商的政策都是针对私人工商业的，而对国营工商业，历代政府都采取专查、垄断、均输、平准的方式加以调控，使其发展，以利于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特权人物的享乐需要。尽管这种国营工商业效率低下，对农耕生产方式的破坏力很小，但它终究支撑着历代工商业的延续和发展。因此，某以为在理解抑工商政策时，必须把‘抑私’与‘扬公’区别开来。”
黄崇嘏第一次听到这种公私分开而论的观点，不禁觉得新奇。其实这种观点对于生活在国有、私有并行发展时期中国的李曜来说，就太寻常了，什么“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争论，在他穿越之前的中国，不知道争论了多少年。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曜思索着道：“抑工商是一种政策而不是一种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观念或思潮，因而带有公开的强制性，它只会对某一朝代、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影响力，而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则比较小。相反，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作为一种观念或思潮，却始终在历朝历代社会中潜意识地发展着，甚至成为支配百姓的一种思想意识……某曾经细细思量，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抑工商作为国策而工商却屡抑不止，且代有发展，原因就在于此。汉时晁错就曾意识到这一点，他嗟叹道：‘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他的这句话道出了一个真理：即‘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这也表明，历代皇帝或者朝廷人为地制定的一些政策，虽然能起作用于一时，但时代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黄崇嘏吃了一惊，又奇道：“方才那句话，就是‘君主们……”那句，怎的听来这般怪异？”
李曜笑着摆手：“那是极西之地某国一位贤者的话，乃是译文，因此听来有些怪异。”
黄崇嘏点点头，却仍问：“可右相刚才这话，仍未回答某之前那个问题。”
李曜哈哈一笑：“你倒是执着得很，不过也好，治学当严谨，求真须执着。”
他略微顿了一顿，组织了一下语言，道：“我大唐仍然把‘抑工商’作为国策。开国之初，为了恢复战乱后遭到破坏的经济，朝廷对于商贾所进行的商业活动，在时间、空间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和控制，商贾被称为‘贼类’、‘杂类’。法律规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高宗时，‘禁工商不得乘马’，‘有市籍者不得官，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亦不得官。’还规定工商杂类人口只准穿白衣。不许商贾人仕，同时亦不准有官阶的人入市，以表示对商人的贬抑。如贞观元年十月敕：‘五品以上，不得入市’。‘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上，素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市’。就是到了以后，一些士流仍坚持‘工商之子不当仕’的原则，朝廷还利用经济措施，抑制工商业的发展。武德元年，朝廷按资产定户征收户税，商贾等级即被列为上等户。代宗大历四年，敕令更对商贾加税二等。安史之乱后，朝廷财政上捉襟见肘，在江淮、蜀汉等地大肆掠夺富商，所有‘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资，所有财货畜产，或五分纳一，谓之率贷，所收百万计，盖权时之宜。其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数税之。自是，商旅无利多失业矣。’朝廷还对商贾的买卖也加以课税，甚至税及死者，商贾受到严重苛剥。两税法实行之初，法令规定：‘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第二年，又‘以军兴，十一而税商’。由于朝廷采取的抑工商政策，因此，唐初之时，商人的地位很低。这一点可以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的诏令和太宗贞观年间对房玄龄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初制工商不得仕进。’这个，想必你该知晓。”
黄崇嘏点点头：“自然知晓……太宗初定品官，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员。顾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述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然否？”
“不错。”李曜点点头：“朝廷实行抑工商的政策，但在世家名流乃至民间，与抑工商国策相左的重商思潮和观念，却在暗中得到了发展，特别是中朝以后，发展更为明显。可以说在学术上开启了对商业重新认识之先。这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抑工商观念的猛烈冲击使然。另一方面则是一些有一定政治远见的士大夫，包括一些儒家代表人物，勇敢地正视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抛弃传统的抑商轻商观念，从而使商品经济观念在社会上得到了加强。”
这下又出现了一些新奇词汇，幸而黄崇嘏聪慧异常，前后联系，才能大致理解。
李曜却并未在意这些细枝末节，只是继续道：“这种重视商品经济发展的观念和思潮，在国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名流之中，公开反对工商业者很少，而赞美商业者日益增多。譬如陆宣公(陆贽)，就认为国家的任务是使‘商农工贾、各有所专’，使他们能‘咸安其分’；以儒家道统继承者自居的韩愈，不仅主张农工商并重，并为在盐专卖中受到损失的富商大贾鸣不平，还为蓬勃兴起的海外贸易唱赞歌。正统的儒家先贤陆韩的观念尚且发生了如此之大的转变，其他先贤就可想而知了。我朝著名能臣刘晏，则公开地利用商品经济原则来改革财政，发展社会经济。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为商品经济发展唱赞歌的思想和观念非常盛行，并且成了名流思想中的一个主流。”
黄崇嘏笑道：“莫非正是如此，右相才敢如此肆无忌惮？”
李曜见她笑得狡黠，也不禁好笑，但却申明：“这虽是一点，但重视商品经济的思潮或观念，却不仅仅在名流之中引起巨大回响，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是一大冲击。当时社会上一反传统的瞧不起经商的观念，把经商看成是人们的一个重要职业，甚至是主要职业。因而从事商业经营的人非常多，稍有一点才能和资力的人，大都去服牛骆马，以周四方，贾郡国无所不至，以贩运有广大销路的远方异域的特殊商品，使‘奇怪时来，珍异物聚’。这种经商热的情况，在许多诗作中都有反映。”
他举例道：“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居人尽东西，道路侵垅亩。采玉上山岭，采宝入水府。”
黄崇嘏读诗未必比李曜少，尤其对唐诗，更加熟悉，当下便接口道：“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欲发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停杯共说远行期，入蜀经蛮远别离。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宁为贩宝翁。”
李曜哈哈一笑，赞了几句，黄崇嘏谦谢了。李曜便又道：“可见，商品经济观念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一种思潮，以至于‘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原来孜孜耕种的农人，现在被日益勃兴的商品经济观念大潮所裹挟，转而经商谋利。你看他们那种孜孜谋利的形象，‘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诚可谓维妙维肖。”
黄崇嘏点头，心中也不禁被李曜说动。
“至于商人怎样经商谋利，也有许多生动的描写。元稹在《估客乐》中说：‘估客无住者，有利身即行……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颜色转光净，饮食亦甘馨。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这其中‘求利莫求名’一语，既是他对长期实行抑商政策造成对商人的压抑的宣泄，同时也表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意识观念发生了大的转变，经商牟利不再需要遮掩了。”
黄崇嘏闻言一震，迟疑道：“这……是商贾之辈地位提高之像。”
李曜猛一击掌，大声道：“不错！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城乡中寻常百姓的商品经济观念日浓，而且连朝廷官吏对商业与商人的态度也有明显改变。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末胜于本’这一现实，并且能审时度势的放松对商业的各种限制，以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譬如贞元九年，诏曰‘通商惠人，国之令典’。宪宗元和十三年，裴相公(裴度)至蔡州发现夜禁引起人民不满，就下令‘不复以昼夜为限，于是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在政治上，朝廷也破除唐初对商人‘必不可超授官秩’的作法，使得许多商人‘尽居缨冕之流’。在经济上，朝廷也减轻对商人的重剥苛征，一度出现‘官家不税商’，‘关梁自无征’之况。因此，商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一方面，商人获利丰厚，‘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所费百钱，已得十倍赢’，‘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以至于使得许多商贾成为国中巨富。如裴先‘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王元宝都中巨富，‘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泥之。……又以铜线穿钱，于后园花径中，贵其泥雨不滑也’。”
黄崇嘏叹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李曜对这种态度不以为然，正色道：“经商能致富，商业活动自然成为受人羡慕的职业，商人贾客自然精神舒畅，怡乐自得。所谓‘生为估家乐，判尔乐一生’，‘行止皆有乐’等说，未必没有道理。”
黄崇嘏微微皱眉，她非是商人世家出身，多少仍有些抵触。
李曜却也不以为然，只是道：“掌握了巨量资财的商人，必然要求政治上获得更高的地位，更多的权力。此时的朝廷便顺应时势的发展，为商人参与政治开了路引，从而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商人作官、官吏经商的官商一家的现象。当然，这种官商一家的现象，并非出现于我朝，其实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西汉时，晁错就对这种现象发表议论说：‘因其富厚，交通五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不过我朝发展得尤盛。富商大贾为了给自己的商业经营带来稳定的意想不到的便利和效益，不惜以重金行贿，钻营勾结权贵豪门。元稹诗中所谓‘先向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就是指此而言。有些巨商，干脆输钱捐官，如江陵巨商郭七郎输钱数百万，买到了横州刺史的官。穆宗时，‘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刘禹锡曾对这一商人贾客经商谋利富比封君，贿赂公卿的现象作过描写。他说：‘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眩俗杂良苦，乘时取重轻……徼福祷涛神，施财游化域。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
黄崇嘏简直有些弄不清李曜的立场了，他作为朝廷右相，说起朝廷的丑闻居然一点也不避讳，连怪异都没法形容了，简直就是诡异。
不料李曜似乎全未发觉黄崇嘏面色有异，仍然说得极是兴起，甚至有些眉飞色舞：“许多官吏面对经商能获厚利的机会，自然跃跃欲试，遂直接参与经商活动，或与商人合伙，或自行经营。于是各级官吏经商谋利之风愈演愈烈，上至王府朝廷中的百官公卿，下到地方上的藩镇州府，都争先恐后地设置行铺邸店，服鬻求利。如金吾大将军、光元节度使王宗，乘时贸易，富拟王者。朝廷屡发敕令禁止官吏经商，如天宝九年诏曰：‘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德宗大历十四年的赦书说：‘王公百官，……如闻坊市之内，置邸铺贩鬻，与人争利，并宜禁断。’武宗的敕文中也曾说：‘如闻朝列衣冠，或承华胃，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地方上的军政大吏如节度观察等，也多做生意，‘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各托军用，实私其利息。’朝廷也深知商品经济观念影响深远，官吏经商已举世滔滔，积重难返，遂不得不承认现实，变更法令，改为所有官吏在乡村及坊市开设邸店，经纪求利，一律按照百姓例差科，不得有特殊优待。这实际上是取消了以前的禁令，默许官吏经商。例如：‘诸使、诸军、诸司人在乡村及坊市店舍经纪，准前后敕文，收与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应属诸军、诸使司等在乡村及坊市店铺经纪者，宜与百姓一例差科，更不得妄有影占。’都是其中明证。”
黄崇嘏终于忍耐不住，道：“正是由于官商合一，互为依托，致使国家商税日蹙，不法商贾获利丰厚。白居易曾说，由于盐商等‘皆多藏私利，别营稗贩，少出官利，唯求隶名，居无征徭，行无榷税，身则庇于盐籍，利尽入于私室。此乃下有耗于农商，上无益于管权明矣’。这种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使得‘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他认为，商盐获利丰厚是与盐商直属朝廷管理的体制有关的。因此在《盐商妇》一诗中写道：‘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桑绩……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
李曜见她居然知道这一点，颇为意外，不过却并不反感，反而笑道：“说得是，继续说。”
黄崇嘏脾气上来，也不管会不会得罪了这位朝廷右相，继续道：“这种官商结合的经营方式，既不能保证政府垄断全部收入，又不能对商人的利益进行调节，造成盐税流失于私人手中与农商利益的巨大反差。因此，他把利归商人作为政令失度的主要标志，认为‘使幸人奸党，得以自资’者，此乃‘政之疵，国之蠹也’。因此，他认为朝廷兴利除弊的首要任务就是‘沙汰奸商，使下无侥幸之人’，破除这种官商合一，互为利用的管理体制。”
李曜见她一脸正气地说来，不禁笑了起来，点头道：“白乐天公的见解是有一定的合理性。”见黄崇嘏对这个评价似有不服，摆手制止，道：“不错，商品经济观念的发展，几乎摧折了官定的‘抑工商’国策的影响，从而使工商者的地位不仅能堂而皇之地‘尽居缨冕之流’，而且力过吏势，横行天下，‘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成为‘上客’。有些巨富甚至敢与君王同座论事，如富商邹凤炽，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又曾谒见高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其绢未竭……”
对于农工商问题，李曜的思考不是一年两年了，对于其中的情况也算思考得比较透彻，他现在所做的，按照后世一句名言来讲，其实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要知道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土地兼并的加速，促进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那么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通过经商敛集了巨量货币财富的商人，一方面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消费，把大量的货币投入市场，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农产品、手工业品，促进了市场的活跃与货币流通的加速周转；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触角伸进最重要的财富代表——土地之中，进行土地买卖。
这样，土地急速集中，占有少量土地的小农加速丧失土地而破产，成为游离于土地之外的要素，被迫抛入市场，或受雇于大土地主，成为庄园中的佃客或租佃人，或卷入城市，成为手工业生产的后备军和补充人，这样又为庄园主和手工业主提供了再生产的前提，加速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发生和成长。中唐以后，大土地庄园迅速形成，国家被迫采用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的措施，这表明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已成必然趋势，不可阻挡。在唐以前，商品经济也间有发展，土地兼并之势也很厉害，但始终未形成中唐以后的大土地所有制形式，国家利用政权的力量从宏观上能够进行有效地干预和调节，其原因就在于中唐以前的商品经济发展，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看，还没有产生突破性的力量。
原终成未竟之业。辽太祖亲自选定的继承人是长子耶律倍。他为太子设计了汉式教育，从这点可以推断，在阿保机看来，要实现入主中原的雄图大业，关键在于汉化。
也就是说，一代开国之君辽太祖阿保机为其创立的大契丹国设计了汉化之路。这一选择，固然是其个人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之表现，但也应当与契丹长期历史发展有关。与拓跋鲜卑相似，在建立王朝之前，契丹是一个长期附塞的民族。唐朝前中期，两度在契丹设立羁縻州府，契丹与中原关系密切。虽然回鹘崛起后，契丹一度依附回鹘，但在回鹘汗国瓦解后很快恢复了对唐朝的贡献，汉地社会对契丹的影响也逐渐加深。《辽史·萧敌鲁传》云：“五世祖曰胡母里，遥辇氏时尝使唐，唐留之幽州。一夕，折关遁归国，由是遂为决狱官。”据蔡美彪考证，此系契丹专任司法官之始置，这应当归功于唐制的影响。又据《太祖纪赞》，阿保机之祖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其父撒剌的“始置铁冶，教民鼓铸”，其叔述澜“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己有广土众民之志”。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汉地政治传统的接受恐怕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诚然，从文化角度而言，辽初汉化的确并不明显。不过，文化上汉化的实际程度，与政治上的汉化主张并不必然完全同步。精英人物的政治理念，不必完全受限于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对于有为之君，尤其是作为开国君主的阿保机，我们不应以常人度之。
当然，主张汉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草原的政治与文化因素。辽太祖应当很清楚，其政权毕竟是一个契丹、而非汉人政权。上文提到，神册五年制契丹大字，又《皇子表》谓迭剌制契丹小字，而迭剌死于阿保机之前，因此，小字的创造也在太祖时期。虽然契丹大小字均系参照汉字而成，国书的创制也与中原王朝政治有关，但这同时说明，阿保机的契丹意识还是相当强烈的。此外，在上引辽太祖与后唐使臣和姚坤的对话中，阿保机最后谈到了汉语问题，他说：“吾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这清楚表明，太祖深刻地认识到大契丹国的军事基础正是契丹骑兵，而要保持契丹骑兵的军事优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保持其原有文化传统，保留其原有政治组织。同时，为了保证少数族王朝的安全，必须保证契丹人的忠诚，而这也有赖于契丹人身份意识的强化。因此，辽朝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元的复杂局面。如何避免汉化危及王朝安全，如何使汉化与草原本位间保持足够的张力，不仅是阿保机，也是所有异族统治者面临的难题。
诚然，阿保机的选择并非所有异族统治者的共同选择。但至少表明，异族精英并非天然地排斥汉化。汉化与否，是非汉族王朝统治者无法回避的一个艰难抉择，也是决定王朝走向及命运的政治决策之一。
那么总结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契丹雄主耶律阿保机对于中原有相当强烈的“野望”，并且愿意在很多必要的方面进行汉化，这使得契丹迅速强大，并在耶律德光主政之时几乎掌握了中原王朝的生死存亡。按照本书中李曜对北方游牧政权的看法：“漠北草原之上，若有一族兴盛而无掣肘者，中原必危。”以及“塞北之地，中原未必不可图，所虑者，纵胜而难固也，战而胜之可矣，胜而守之，则实非上策。因势利导，智者之谋，使二强相争，则中原之幸；使三足鼎立，则中原必盛；使群狼竞食，则中原万世不替也。”[无风注：详见卷三“宗室秦王”第214章：秦王之尊(廿八)。]可见，李曜对契丹的迅速强大绝不会坐视不理，作为“一代儒宗”[当然仅指本书剧情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条最关键的“治国、平天下”不可能只做一半，因此迅速强大的契丹，是今后他必然要处心积虑设计引导、限制乃至掌控的一个重要方向，着墨于此，绝非离题。
第214章秦王之尊(卅三)
“右相今日擒我，意欲如何处置？”
李曜笑了一笑，道：“不如何，只请将军随某走上一遭，然后回长安客居一段日子，待将军见过长安官场、民间之变化，便会知晓，某这‘守正’，究竟是何等用意。”
黄崇嘏忽然插嘴道：“右相白龙鱼服，还敢身临敌巢，委实英雄过人，不过说到守正，某此前游学之时，却听到有人对右相的农商并举等措施颇有微词，以为右相出身商贾之家，因此重商轻农，看似公允，实毁我朝基业，不知右相可有道理以教。”
李曜见她风姿卓绝，也自然而然地升起一些好感，不过黄崇嘏扮作男装多年，比当初王笉在语言和动作地细节上更还要高妙，因此李曜也未曾看出她的真身，只是当做某个蜀中游学青年。不过李曜作为现代人穿越客，除处置公务御下严格之外，平时为人一贯随和，因此招呼憨娃儿押着王宗范一同返回剑门关北边唐军范围之后，一边就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
李曜道：“某以为，对‘抑工商’一事，世人多须再认识一次。”
黄崇嘏微微诧异，心道：“他倒不先撇清自己的嫌疑，难道根本不在意商贾出身？不过，对抑制工商又有何必要再认识一次？”
李曜久居上位，此时只是解释罢了，却也没打算看她的反应，便已经继续道：“重视农业，确确实实是历朝历代先贤的共同特征。这是由我华夏历代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而决定的。在农业决定生存的前提下，广泛地重视农业的思想不但不足为奇，反而显得非常正常，否则的话，倒是不正常了。因此，重农思想一直成为历朝历代的主导思想。”
李曜的话虽然用词有些“怪异”，但黄崇嘏仍然听懂了他的意思，点头道：“诚然，那右相为何独出其外？”
李曜笑着摆手：“莫急，某还未曾说完。”然后又道：“抑工商的思想也是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纵观历代经济思想之发展，确实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朝代中，曾表现得相当突出。但某以为，这种抑工商的观念，更多的则是作为一种治国政策表现出来，并且并不是始终和重农相提并论。也就是说，重农并不一定抑工商，作为一种政策和作为一种代表思想是有区别的。作为一种治国的政策方略，是朝廷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维护农耕生产乃至民族生存的方式。因此，抑工商往往在论令官书中反映得多。”
李曜轻轻一叹，摇摇头：“从历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轨迹之中可以发现，战国以前没有明显的抑商倾向。以‘农战’为中心思想而被人称为极端的重农主义者商鞅，虽对商业采取不鼓励态度，但主要是在减低商业对农业的压迫上，而不是绝对地抑制或轻视商业。观点鲜明的重农主义者荀卿，虽主张抑工商，却也不根本否定工商的作用。秦汉以后，尽管重农思想仍占绝对优势，轻商言论仍然若断若续地出现在一些儒家言论中，但重视工商业的言论有日益增强的趋势，重视工商业活动的先贤不断出现，在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著作中，商业的作用已逐渐引起重视。司马迁将工商业的地位提高到与农虞并重；桑弘羊虽抑私商，但他对官商的发展尤其重视，以致有人称他为‘重商论者’；汉末王符提出农工商皆有本末论；晋初傅玄与稍后的李重主张士农工商各有固定职业，并提出商人可贱而商业决不可废的观点；南北朝时的农学家贾思勰对地主兼营商业的活动也津津乐道。”
黄崇嘏被这番新式言论弄得有些愕然，不过仍大致听懂了他的意思，只是理解上并不透彻，总觉得这话只说了一小半。
李曜仿佛看出她的心思，一边带着憨娃儿与王宗范往北转回，一边继续道：“即使主张‘抑工商’的先贤，他们也不是要废弃工商的社会职能。他们清楚地知道，工商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但是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物质财富的生产主要是由农业来承担，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必须要有大量的人口集中于农业生产，才能保证国家的需要和社会的安定。然而，从事农业之人，‘四时之间，无日休息’，且法律也尊农夫，但农夫最终却‘贫贱’。相反，由于利益的驱使，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又不如倚市门’，由于商人能‘操其奇嬴’，‘所卖必信’，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弃农经商，朝廷虽然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最终还是出现了‘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的局面，使大量的人口向工商转移，损害了农业的发展。因此，主张‘抑工商’的先贤认为‘工商众则国贫’，即从事工商的人多了就造成国贫，他们主张‘省商贾之数’，即减少从事工商的人数，来发展农业。他们的‘抑工商’只在于抑制工商人数的过快发展，而并非抑制工商业本身的发展。因此，这种‘抑工商’的思想，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产物，是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的。只有到生产力发展至一定程度，‘抑工商’才成为一种保守的思想。”
黄崇嘏总算找到一个可以开口的机会，问道：“那么，右相之所以选择农商并举，莫不是认为如今，这‘生产力’便已经发展到了必要的程度了？”
李曜哈哈一笑，道：“你这样说，大致上倒也没错，只是细节上还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抑工商’作为一种治国国策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或‘观念’，在我大唐以前的历朝历代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一种主导政策得到贯彻和执行。秦统一后实行‘上农除末’的政策。汉代则把抑商政策推到极致，朝廷著令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不得仕宦为吏。’魏晋时期，朝廷从政策上抑制工商业的发展，‘抑末’发展到‘贱末’，甚至朝廷还颁布侮辱性的法令，使工商业者‘一是着白履，一是着黑履’。这种抑工商的政策都是针对私人工商业的，而对国营工商业，历代政府都采取专查、垄断、均输、平准的方式加以调控，使其发展，以利于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特权人物的享乐需要。尽管这种国营工商业效率低下，对农耕生产方式的破坏力很小，但它终究支撑着历代工商业的延续和发展。因此，某以为在理解抑工商政策时，必须把‘抑私’与‘扬公’区别开来。”
黄崇嘏第一次听到这种公私分开而论的观点，不禁觉得新奇。其实这种观点对于生活在国有、私有并行发展时期中国的李曜来说，就太寻常了，什么“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争论，在他穿越之前的中国，不知道争论了多少年。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曜思索着道：“抑工商是一种政策而不是一种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观念或思潮，因而带有公开的强制性，它只会对某一朝代、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影响力，而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则比较小。相反，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作为一种观念或思潮，却始终在历朝历代社会中潜意识地发展着，甚至成为支配百姓的一种思想意识……某曾经细细思量，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抑工商作为国策而工商却屡抑不止，且代有发展，原因就在于此。汉时晁错就曾意识到这一点，他嗟叹道：‘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他的这句话道出了一个真理：即‘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这也表明，历代皇帝或者朝廷人为地制定的一些政策，虽然能起作用于一时，但时代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黄崇嘏吃了一惊，又奇道：“方才那句话，就是‘君主们……”那句，怎的听来这般怪异？”
李曜笑着摆手：“那是极西之地某国一位贤者的话，乃是译文，因此听来有些怪异。”
黄崇嘏点点头，却仍问：“可右相刚才这话，仍未回答某之前那个问题。”
李曜哈哈一笑：“你倒是执着得很，不过也好，治学当严谨，求真须执着。”
他略微顿了一顿，组织了一下语言，道：“我大唐仍然把‘抑工商’作为国策。开国之初，为了恢复战乱后遭到破坏的经济，朝廷对于商贾所进行的商业活动，在时间、空间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和控制，商贾被称为‘贼类’、‘杂类’。法律规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高宗时，‘禁工商不得乘马’，‘有市籍者不得官，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亦不得官。’还规定工商杂类人口只准穿白衣。不许商贾人仕，同时亦不准有官阶的人入市，以表示对商人的贬抑。如贞观元年十月敕：‘五品以上，不得入市’。‘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上，素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市’。就是到了以后，一些士流仍坚持‘工商之子不当仕’的原则，朝廷还利用经济措施，抑制工商业的发展。武德元年，朝廷按资产定户征收户税，商贾等级即被列为上等户。代宗大历四年，敕令更对商贾加税二等。安史之乱后，朝廷财政上捉襟见肘，在江淮、蜀汉等地大肆掠夺富商，所有‘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资，所有财货畜产，或五分纳一，谓之率贷，所收百万计，盖权时之宜。其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数税之。自是，商旅无利多失业矣。’朝廷还对商贾的买卖也加以课税，甚至税及死者，商贾受到严重苛剥。两税法实行之初，法令规定：‘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第二年，又‘以军兴，十一而税商’。由于朝廷采取的抑工商政策，因此，唐初之时，商人的地位很低。这一点可以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的诏令和太宗贞观年间对房玄龄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初制工商不得仕进。’这个，想必你该知晓。”
黄崇嘏点点头：“自然知晓……太宗初定品官，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员。顾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述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然否？”
“不错。”李曜点点头：“朝廷实行抑工商的政策，但在世家名流乃至民间，与抑工商国策相左的重商思潮和观念，却在暗中得到了发展，特别是中朝以后，发展更为明显。可以说在学术上开启了对商业重新认识之先。这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抑工商观念的猛烈冲击使然。另一方面则是一些有一定政治远见的士大夫，包括一些儒家代表人物，勇敢地正视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抛弃传统的抑商轻商观念，从而使商品经济观念在社会上得到了加强。”
这下又出现了一些新奇词汇，幸而黄崇嘏聪慧异常，前后联系，才能大致理解。
李曜却并未在意这些细枝末节，只是继续道：“这种重视商品经济发展的观念和思潮，在国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名流之中，公开反对工商业者很少，而赞美商业者日益增多。譬如陆宣公(陆贽)，就认为国家的任务是使‘商农工贾、各有所专’，使他们能‘咸安其分’；以儒家道统继承者自居的韩愈，不仅主张农工商并重，并为在盐专卖中受到损失的富商大贾鸣不平，还为蓬勃兴起的海外贸易唱赞歌。正统的儒家先贤陆韩的观念尚且发生了如此之大的转变，其他先贤就可想而知了。我朝著名能臣刘晏，则公开地利用商品经济原则来改革财政，发展社会经济。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为商品经济发展唱赞歌的思想和观念非常盛行，并且成了名流思想中的一个主流。”
黄崇嘏笑道：“莫非正是如此，右相才敢如此肆无忌惮？”
李曜见她笑得狡黠，也不禁好笑，但却申明：“这虽是一点，但重视商品经济的思潮或观念，却不仅仅在名流之中引起巨大回响，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是一大冲击。当时社会上一反传统的瞧不起经商的观念，把经商看成是人们的一个重要职业，甚至是主要职业。因而从事商业经营的人非常多，稍有一点才能和资力的人，大都去服牛骆马，以周四方，贾郡国无所不至，以贩运有广大销路的远方异域的特殊商品，使‘奇怪时来，珍异物聚’。这种经商热的情况，在许多诗作中都有反映。”
他举例道：“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居人尽东西，道路侵垅亩。采玉上山岭，采宝入水府。”
黄崇嘏读诗未必比李曜少，尤其对唐诗，更加熟悉，当下便接口道：“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欲发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停杯共说远行期，入蜀经蛮远别离。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宁为贩宝翁。”
李曜哈哈一笑，赞了几句，黄崇嘏谦谢了。李曜便又道：“可见，商品经济观念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一种思潮，以至于‘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原来孜孜耕种的农人，现在被日益勃兴的商品经济观念大潮所裹挟，转而经商谋利。你看他们那种孜孜谋利的形象，‘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诚可谓维妙维肖。”
黄崇嘏点头，心中也不禁被李曜说动。
“至于商人怎样经商谋利，也有许多生动的描写。元稹在《估客乐》中说：‘估客无住者，有利身即行……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颜色转光净，饮食亦甘馨。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这其中‘求利莫求名’一语，既是他对长期实行抑商政策造成对商人的压抑的宣泄，同时也表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意识观念发生了大的转变，经商牟利不再需要遮掩了。”
黄崇嘏闻言一震，迟疑道：“这……是商贾之辈地位提高之像。”
李曜猛一击掌，大声道：“不错！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城乡中寻常百姓的商品经济观念日浓，而且连朝廷官吏对商业与商人的态度也有明显改变。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末胜于本’这一现实，并且能审时度势的放松对商业的各种限制，以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譬如贞元九年，诏曰‘通商惠人，国之令典’。宪宗元和十三年，裴相公(裴度)至蔡州发现夜禁引起人民不满，就下令‘不复以昼夜为限，于是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在政治上，朝廷也破除唐初对商人‘必不可超授官秩’的作法，使得许多商人‘尽居缨冕之流’。在经济上，朝廷也减轻对商人的重剥苛征，一度出现‘官家不税商’，‘关梁自无征’之况。因此，商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一方面，商人获利丰厚，‘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所费百钱，已得十倍赢’，‘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以至于使得许多商贾成为国中巨富。如裴先‘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王元宝都中巨富，‘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泥之。……又以铜线穿钱，于后园花径中，贵其泥雨不滑也’。”
黄崇嘏叹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李曜对这种态度不以为然，正色道：“经商能致富，商业活动自然成为受人羡慕的职业，商人贾客自然精神舒畅，怡乐自得。所谓‘生为估家乐，判尔乐一生’，‘行止皆有乐’等说，未必没有道理。”
黄崇嘏微微皱眉，她非是商人世家出身，多少仍有些抵触。
李曜却也不以为然，只是道：“掌握了巨量资财的商人，必然要求政治上获得更高的地位，更多的权力。此时的朝廷便顺应时势的发展，为商人参与政治开了路引，从而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商人作官、官吏经商的官商一家的现象。当然，这种官商一家的现象，并非出现于我朝，其实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西汉时，晁错就对这种现象发表议论说：‘因其富厚，交通五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不过我朝发展得尤盛。富商大贾为了给自己的商业经营带来稳定的意想不到的便利和效益，不惜以重金行贿，钻营勾结权贵豪门。元稹诗中所谓‘先向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就是指此而言。有些巨商，干脆输钱捐官，如江陵巨商郭七郎输钱数百万，买到了横州刺史的官。穆宗时，‘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刘禹锡曾对这一商人贾客经商谋利富比封君，贿赂公卿的现象作过描写。他说：‘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眩俗杂良苦，乘时取重轻……徼福祷涛神，施财游化域。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
黄崇嘏简直有些弄不清李曜的立场了，他作为朝廷右相，说起朝廷的丑闻居然一点也不避讳，连怪异都没法形容了，简直就是诡异。
不料李曜似乎全未发觉黄崇嘏面色有异，仍然说得极是兴起，甚至有些眉飞色舞：“许多官吏面对经商能获厚利的机会，自然跃跃欲试，遂直接参与经商活动，或与商人合伙，或自行经营。于是各级官吏经商谋利之风愈演愈烈，上至王府朝廷中的百官公卿，下到地方上的藩镇州府，都争先恐后地设置行铺邸店，服鬻求利。如金吾大将军、光元节度使王宗，乘时贸易，富拟王者。朝廷屡发敕令禁止官吏经商，如天宝九年诏曰：‘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德宗大历十四年的赦书说：‘王公百官，……如闻坊市之内，置邸铺贩鬻，与人争利，并宜禁断。’武宗的敕文中也曾说：‘如闻朝列衣冠，或承华胃，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地方上的军政大吏如节度观察等，也多做生意，‘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各托军用，实私其利息。’朝廷也深知商品经济观念影响深远，官吏经商已举世滔滔，积重难返，遂不得不承认现实，变更法令，改为所有官吏在乡村及坊市开设邸店，经纪求利，一律按照百姓例差科，不得有特殊优待。这实际上是取消了以前的禁令，默许官吏经商。例如：‘诸使、诸军、诸司人在乡村及坊市店舍经纪，准前后敕文，收与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应属诸军、诸使司等在乡村及坊市店铺经纪者，宜与百姓一例差科，更不得妄有影占。’都是其中明证。”
黄崇嘏终于忍耐不住，道：“正是由于官商合一，互为依托，致使国家商税日蹙，不法商贾获利丰厚。白居易曾说，由于盐商等‘皆多藏私利，别营稗贩，少出官利，唯求隶名，居无征徭，行无榷税，身则庇于盐籍，利尽入于私室。此乃下有耗于农商，上无益于管权明矣’。这种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使得‘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他认为，商盐获利丰厚是与盐商直属朝廷管理的体制有关的。因此在《盐商妇》一诗中写道：‘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桑绩……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
李曜见她居然知道这一点，颇为意外，不过却并不反感，反而笑道：“说得是，继续说。”
黄崇嘏脾气上来，也不管会不会得罪了这位朝廷右相，继续道：“这种官商结合的经营方式，既不能保证政府垄断全部收入，又不能对商人的利益进行调节，造成盐税流失于私人手中与农商利益的巨大反差。因此，他把利归商人作为政令失度的主要标志，认为‘使幸人奸党，得以自资’者，此乃‘政之疵，国之蠹也’。因此，他认为朝廷兴利除弊的首要任务就是‘沙汰奸商，使下无侥幸之人’，破除这种官商合一，互为利用的管理体制。”
李曜见她一脸正气地说来，不禁笑了起来，点头道：“白乐天公的见解是有一定的合理性。”见黄崇嘏对这个评价似有不服，摆手制止，道：“不错，商品经济观念的发展，几乎摧折了官定的‘抑工商’国策的影响，从而使工商者的地位不仅能堂而皇之地‘尽居缨冕之流’，而且力过吏势，横行天下，‘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成为‘上客’。有些巨富甚至敢与君王同座论事，如富商邹凤炽，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又曾谒见高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其绢未竭……”
对于农工商问题，李曜的思考不是一年两年了，对于其中的情况也算思考得比较透彻，他现在所做的，按照后世一句名言来讲，其实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要知道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土地兼并的加速，促进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那么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通过经商敛集了巨量货币财富的商人，一方面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消费，把大量的货币投入市场，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农产品、手工业品，促进了市场的活跃与货币流通的加速周转；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触角伸进最重要的财富代表——土地之中，进行土地买卖。
这样，土地急速集中，占有少量土地的小农加速丧失土地而破产，成为游离于土地之外的要素，被迫抛入市场，或受雇于大土地主，成为庄园中的佃客或租佃人，或卷入城市，成为手工业生产的后备军和补充人，这样又为庄园主和手工业主提供了再生产的前提，加速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发生和成长。中唐以后，大土地庄园迅速形成，国家被迫采用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的措施，这表明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已成必然趋势，不可阻挡。在唐以前，商品经济也间有发展，土地兼并之势也很厉害，但始终未形成中唐以后的大土地所有制形式，国家利用政权的力量从宏观上能够进行有效地干预和调节，其原因就在于中唐以前的商品经济发展，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看，还没有产生突破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