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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之”。代宗大历末，李承为淮南、淮西黜陟使，在“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屯田靖卤，岁收十倍。”除桂州、楚州外，关中也置有屯田，如《唐大诏令集》载：“自顷关中，□乏牛力，封圻千里，半是丘荒，置屯田已来，皆变良沃。”无论是边地，还是内地屯田，一般都“取荒闲无籍广占之地”。
营田的设置也是既有边地，又有内地，而且也都取无主之旷地。如穆宗时，灵武、邠宁多旷土，王起“奏立营田。”灵武、邻宁即西北边地。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李曜河中节度使府所下辖的屯田和营田，便是这些。
从经营方式看，屯田与营田的经营都是既有雇佣经营，又有地租经营。
军士屯田与营田由于经营者都是军士，且经营目的以供应军需为主，所以军士屯田、营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如唐律军防令规定：“防人在防，守固之外，唯得修理军器城隍公廨屋宇，各量防人多少，于当处侧近，给空闲地，逐水陆所宜，斟酌营种，并杂蔬菜，以充粮贮，及充防人等食，此非正役，不责全功。”军士屯田、营田以充军士之食，不责全功，也就说明军士耕垦主要是自给自足。然而，除供军需外，有时也要将多余部分上交朝廷。百姓屯田、营田无非最终也都是为了增加朝廷收入，这就使得二者在经营方式上可能产生一致性。
唐代百姓屯田采用过雇佣经营的方式。如果屯田百姓使用朝廷提供的耕牛耕种，朝廷则给佣金每人每年“钱六百三十，米七斛二斗，”而如果是“私出资费，数又倍之。”这里，屯田百姓与朝廷之间显然是一种雇佣关系。在雇佣关系下，屯田者的收入可以不受旱涝灾害的影响，显然有利于百姓的一面；这样，朝廷的利益势必受到影响，因此后来难免有人感叹，实行民屯以来，资费数倍，人不敷出，“无益军储，与天宝以前屯田事殊。”其实，百姓屯田采用雇佣经营的方式自汉代已经开始，汉代的屯田客其为佣工，月给值1千。所以，唐代屯田采用雇佣方式应是对汉代的继承。
唐代百姓屯田采用过地租经营的方式。如德宗贞元元年十一月诏：天下屯田，“以诸色人及百姓情愿者，使之营佃，收获数多，本道刺史特加褒升。”可见，屯田地不仅可以租佃给百姓，而且收租多的刺史还可得到褒升。至于租额的多少，史载开成年间，“诸屯以地良薄与岁之丰凶为三等，具民田岁获多少，取中熟为率。”即租额与土地的肥瘠及收成情况相关，一般分成三等，比照民田的中等收获量纳租。由于屯田土地的肥瘠程度显然不如民田，所以，屯田地租额参照民田，租额相对是高了点；不过这是与屯田属于朝廷所有，朝廷要负责屯田地的水利建设、提供屯田者耕牛、耕具、种子等劳动资料有关。
唐代的营田经营也采用过雇佣经营的方式。如百姓营田，“每人月给钱八千，粮食在外。”这是自有唐以来朝廷雇佣百姓营田的情况。
这两组文书，从其内容看，营田使派发营田百姓谷物时是以家庭为单位，按照性别、年龄给予营田户分发各种谷物。这说明营田者与朝廷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
唐代后期朝廷经常募兵营田，所募食粮健儿亦即官健。唐代的官健营田也具有一定的雇佣性质，如宣宗大中三年八月之《收复河湟德音》诏文载：
奏凤翔、邡宁、灵武、泾原四道长吏，能各于镇守处，遣官健耕垦营田，即度支给赐牛粮种子，每年量得斛斗多少，便充军粮，亦不限约定数，三州七关，镇守官健，每人给衣粮两分，一分依常年例支给，一分度支加给，仍二年一替换。
给予官健每人衣粮两份，说明官健的劳动也具有一定的雇佣性。由于雇佣关系的发展，到了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
唐代的营田也采用过地租经营的形式。如“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唐后期经营营田的高赀户直属户部，向户部纳租，说明营田也采用了地租经营的方式。
屯田与营田都有转化为民田的情况。如前所述，屯田、营田的经营者、经营方式都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同样，其土地性质也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唐代，随着土地私有经济的充分发展，屯田、营田都有转化为民田的现象。
玄宗年间，即有赐屯田予百姓的现象。如开元八年，令屯田中有百姓挂籍之地，在百姓还回后，割还其土地；并令将屯田地中的熟田，给予“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自辨功力，能营种者”耕种。开元二十五年，又令陈、许、豫、寿等四州的屯田，“并定其地量，给逃还及贫下百姓”。开元二十六年，又令“京兆府界内，应新开稻田，并宜散给贫丁、及逃还百姓，以为永业。”代宗大历年间，又令华州地区的屯田，“并宜给与贫下百姓。”唐代中后期，将部分屯田还授给百姓，主要是因为在雇佣经营下朝廷所得不如在私田下朝廷的收益。
唐代后期，营田也有转化为民田的现象。如宣宗年间，西北三州七关附近的营田户可以耕垦五年不加赋，五年以后，“重定户籍，便任为永业”。
唐代后期屯田、营田向民田转化，一方面反映了唐后期土地兼并、私有化的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社会动乱的情况下，朝廷的控制力也相对减弱。
至于屯田与营田虽属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但历来易被人们所混淆，除了上述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外，还有以下原因：
一是文献中记载屯田、营田的用语有时比较模糊。
屯田与其它形式的田地一样都需要经营，所以文献中常常会有“营屯田”之语出现。如《北史》载：李贤在河州“大营屯田，以省运漕。”《隋书》载：北齐河清年间，令“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统之。”《新唐书》载：贞观年间，刘仁轨“遂营屯田，以经略高丽。”此外，在记述屯田、营田两种事物时，文献中常常运用“屯营田”之简语来表达。如《续通典》载：北宋“景德二年，令缘边有屯营田州，军长吏并兼制置诸营田屯田事，旧兼使者如故。”《宋史》载：徽宗大观二年十二月诏，“留屯营田，以实塞下，国家设官置吏，专总其事。”“营屯田”与“屯营田”之语多次在史籍中出现，很容易让人认为屯田、营田为一回事。
前文已言，屯田以屯为单位组织生产，屯是屯田的最小单位；但在文献记载中偶尔也有以营为单位的，如《玉海》载：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邓艾屯田，自钟离以南置营”。营田的组织单位为营。如德宗时，“(杜)佑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列营三十区，士马整饬，四邻畏之。”但在文献记载中偶尔也有以屯为单位的，如《玉海》载：“唐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992”。这样，非常规地营田以屯、屯田以营计算，也很容易造成二者概念上的模糊。
二是营田使职责的双面性。前文已言，营田使是组织管理营田的官员。但是，在唐代，营田使不独掌管营田，有时还兼管屯田。如唐前期，“边州别置经略使，沃衍有屯田之州，则置营田使。”又代宗大历中，“元载为诸道营田使，又署(于欣)为郎官，令于东都、汝州开置屯田。”敬宗宝历元年，“杨元卿为沧景节度使，诏以所置屯田有裨国用，命兼充当道营田使。”可见在唐代，地方上的营田使也有兼管屯田事务的职能。
到了宋代，营田使依然兼管有屯田事务。如《宋史·陈规传》载：陈规上营、屯田事宜，“凡屯田事，营田司兼行，营田事，府县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条列以闻，诏嘉奖之，仍下其法于诸镇。”
唐代，营田使不仅掌管营田事务，还兼管屯田事务；宋代，营田使兼管屯田事务，府县官又兼管营田事务。这种职能上的交叉管理，也很容易让人将营田与屯田混为一体。
再有一个原因则是宋以后对屯田与营田已不甚区分。宋代，营田时常转化为屯田，如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顺安军营田务为屯田务。”南宋高宗绍兴六年，“都督行府奏改江淮营田为屯田”，营田转化为屯田，致使宋人对二者不再甚加区分了。
宋人对二者不甚加区分，从宋人的言论里也可看出。如宋神宗熙宁七年，提点刑狱郑民宪言：“祖宗时屯、营田皆置务，屯田以兵，营田以民，固有异制。然襄州营田既调夫矣，又取邻州之兵，是营田不独以民也；边州营屯，不限兵民，皆取给用，是屯田不独以兵也；至于招弓箭手不尽之地，复以募民，则兵民参错，固无异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屯田、营田在前代本不同，但由于后来营田的经营者不独于民，屯田也不独于兵，所以在北宋人看来，屯田、营田已无大异。而到南宋时，人们已认为“屯田营田分为二事，未合古制”，即对二者已经不再加以区分了。
虽然南宋以后人们对屯田、营田已不再加区分，但在唐代，屯田、营田确实是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在文献中经常看到将二者相提并举的记载。如《旧唐书》：天宝六年，封常清“寻加朝散大夫，专知四镇仓库、屯田、甲仗、支度、营田事。”《宋史》：北宋仁宗宝元二年，“诏河北转运使兼都大制置营田屯田事”。《高峰文集》：“如营田屯田二事，一日不可忘也。”《玉海》：“马步军都总管提举兴置营田、屯田。”
综上所述，唐代的屯田与营田是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二者既相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因二者有联系而忽略其区别，甚至将二者等同看待。
第210章力挽天倾(叁五)
感谢shamang、王王海两位朋友的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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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中节度使府西南的安定坊中，有一处宅院，重栏叠院，乃是太原王氏所有，王笉自正式出任河中医学院院正，便从节帅府搬出，居住在此。
这日清晨，各衙门尚未办事，在节帅近卫军牙兵护卫下，李曜便匆匆赶来此处。不多时，王笉大开中门请李曜进宅。
然而平时颇为注意礼节的李使相今日却十分反常，匆匆拱手一礼便直接道：“此来因有急事，便不过府以叙了。”
王笉微微诧异，心中直觉有些不妙，忙问何事。李曜面色沉重，道：“官家为韩建、崔胤等辈所迫，前日下诏褫夺王相公鲁国公爵位，罢司空、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并同平章事，贬为检校工部侍郎、溪州刺史。”
王笉大吃一惊：“何以如此？”
李曜叹了口气，摇头道：“此事说来话长，此时不便久谈。我意崔胤等辈忌王相公久矣，此番遭罢，崔胤定不肯就此作罢，因而决意起兵，迎陛下回銮长安。”
王笉深吸一口气，拱手道：“多谢节帅，不知节帅何时启程。”
“某已下令集结诸军，即刻出兵！”李曜拱手拜别，高歌而去：“诸王死尽周天黯，将相罢毕豺狼欢。我将蒲州入华州，为使长安至长安。”[注：本书原创诗稿，谢绝转载，或请注明。]
王笉望着李曜的背影，目中微微迷离，喃喃自语：“冠绝天下，比肩者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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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际会，雷霆出击！
李曜自收到天子命其迎驾的密诏，已经足足四月。这四个月内，李曜厉兵秣马，为的就是在恰当的时机，以最强姿态给予韩建甚至李茂贞雷霆一击！
不仅是要胜，关键是要胜得毫无悬念，胜得举世皆惊！
蒲州城西，鹳雀楼前，河中节度使府帐下，除摧城右军留在蒲州镇守地方之外，近卫军、开山左军、开山右军、摧城左军、破阵左军、破阵右军六军齐发，誓师西征！
点将台上，居中一人，正是检校中书令、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尚书左仆射、河中尹、河中晋绛慈隰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子少保、冠军大将军、上柱国、陇西郡公李存曜。
站在他身边左手的是河中节度使府马步军都虞候史建瑭，右手边是河中节度使府掌书记、行军转运使冯道。
然后分左右排开，依次是河中节度使府行军司马郭崇韬，河中节度使府左都押牙、近卫军都指挥使朱八戒，河中节度使府右都押牙、开山左军都指挥使李承嗣，开山右军都指挥使李嗣恩，摧城左军都指挥使张训，破阵左军都指挥使克失毕，破阵右军都指挥使张光远，以及开山右军副都指挥使白奉进，摧城左军副都指挥使咄尔，破阵左军副都指挥使魏逊，破阵右军副都指挥使陆遥。
赖之”。代宗大历末，李承为淮南、淮西黜陟使，在“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屯田靖卤，岁收十倍。”除桂州、楚州外，关中也置有屯田，如《唐大诏令集》载：“自顷关中，□乏牛力，封圻千里，半是丘荒，置屯田已来，皆变良沃。”无论是边地，还是内地屯田，一般都“取荒闲无籍广占之地”。
营田的设置也是既有边地，又有内地，而且也都取无主之旷地。如穆宗时，灵武、邠宁多旷土，王起“奏立营田。”灵武、邻宁即西北边地。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李曜河中节度使府所下辖的屯田和营田，便是这些。
从经营方式看，屯田与营田的经营都是既有雇佣经营，又有地租经营。
军士屯田与营田由于经营者都是军士，且经营目的以供应军需为主，所以军士屯田、营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如唐律军防令规定：“防人在防，守固之外，唯得修理军器城隍公廨屋宇，各量防人多少，于当处侧近，给空闲地，逐水陆所宜，斟酌营种，并杂蔬菜，以充粮贮，及充防人等食，此非正役，不责全功。”军士屯田、营田以充军士之食，不责全功，也就说明军士耕垦主要是自给自足。然而，除供军需外，有时也要将多余部分上交朝廷。百姓屯田、营田无非最终也都是为了增加朝廷收入，这就使得二者在经营方式上可能产生一致性。
唐代百姓屯田采用过雇佣经营的方式。如果屯田百姓使用朝廷提供的耕牛耕种，朝廷则给佣金每人每年“钱六百三十，米七斛二斗，”而如果是“私出资费，数又倍之。”这里，屯田百姓与朝廷之间显然是一种雇佣关系。在雇佣关系下，屯田者的收入可以不受旱涝灾害的影响，显然有利于百姓的一面；这样，朝廷的利益势必受到影响，因此后来难免有人感叹，实行民屯以来，资费数倍，人不敷出，“无益军储，与天宝以前屯田事殊。”其实，百姓屯田采用雇佣经营的方式自汉代已经开始，汉代的屯田客其为佣工，月给值1千。所以，唐代屯田采用雇佣方式应是对汉代的继承。
唐代百姓屯田采用过地租经营的方式。如德宗贞元元年十一月诏：天下屯田，“以诸色人及百姓情愿者，使之营佃，收获数多，本道刺史特加褒升。”可见，屯田地不仅可以租佃给百姓，而且收租多的刺史还可得到褒升。至于租额的多少，史载开成年间，“诸屯以地良薄与岁之丰凶为三等，具民田岁获多少，取中熟为率。”即租额与土地的肥瘠及收成情况相关，一般分成三等，比照民田的中等收获量纳租。由于屯田土地的肥瘠程度显然不如民田，所以，屯田地租额参照民田，租额相对是高了点；不过这是与屯田属于朝廷所有，朝廷要负责屯田地的水利建设、提供屯田者耕牛、耕具、种子等劳动资料有关。
唐代的营田经营也采用过雇佣经营的方式。如百姓营田，“每人月给钱八千，粮食在外。”这是自有唐以来朝廷雇佣百姓营田的情况。
这两组文书，从其内容看，营田使派发营田百姓谷物时是以家庭为单位，按照性别、年龄给予营田户分发各种谷物。这说明营田者与朝廷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
唐代后期朝廷经常募兵营田，所募食粮健儿亦即官健。唐代的官健营田也具有一定的雇佣性质，如宣宗大中三年八月之《收复河湟德音》诏文载：
奏凤翔、邡宁、灵武、泾原四道长吏，能各于镇守处，遣官健耕垦营田，即度支给赐牛粮种子，每年量得斛斗多少，便充军粮，亦不限约定数，三州七关，镇守官健，每人给衣粮两分，一分依常年例支给，一分度支加给，仍二年一替换。
给予官健每人衣粮两份，说明官健的劳动也具有一定的雇佣性。由于雇佣关系的发展，到了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
唐代的营田也采用过地租经营的形式。如“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唐后期经营营田的高赀户直属户部，向户部纳租，说明营田也采用了地租经营的方式。
屯田与营田都有转化为民田的情况。如前所述，屯田、营田的经营者、经营方式都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同样，其土地性质也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唐代，随着土地私有经济的充分发展，屯田、营田都有转化为民田的现象。
玄宗年间，即有赐屯田予百姓的现象。如开元八年，令屯田中有百姓挂籍之地，在百姓还回后，割还其土地；并令将屯田地中的熟田，给予“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自辨功力，能营种者”耕种。开元二十五年，又令陈、许、豫、寿等四州的屯田，“并定其地量，给逃还及贫下百姓”。开元二十六年，又令“京兆府界内，应新开稻田，并宜散给贫丁、及逃还百姓，以为永业。”代宗大历年间，又令华州地区的屯田，“并宜给与贫下百姓。”唐代中后期，将部分屯田还授给百姓，主要是因为在雇佣经营下朝廷所得不如在私田下朝廷的收益。
唐代后期，营田也有转化为民田的现象。如宣宗年间，西北三州七关附近的营田户可以耕垦五年不加赋，五年以后，“重定户籍，便任为永业”。
唐代后期屯田、营田向民田转化，一方面反映了唐后期土地兼并、私有化的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社会动乱的情况下，朝廷的控制力也相对减弱。
至于屯田与营田虽属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但历来易被人们所混淆，除了上述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外，还有以下原因：
一是文献中记载屯田、营田的用语有时比较模糊。
屯田与其它形式的田地一样都需要经营，所以文献中常常会有“营屯田”之语出现。如《北史》载：李贤在河州“大营屯田，以省运漕。”《隋书》载：北齐河清年间，令“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统之。”《新唐书》载：贞观年间，刘仁轨“遂营屯田，以经略高丽。”此外，在记述屯田、营田两种事物时，文献中常常运用“屯营田”之简语来表达。如《续通典》载：北宋“景德二年，令缘边有屯营田州，军长吏并兼制置诸营田屯田事，旧兼使者如故。”《宋史》载：徽宗大观二年十二月诏，“留屯营田，以实塞下，国家设官置吏，专总其事。”“营屯田”与“屯营田”之语多次在史籍中出现，很容易让人认为屯田、营田为一回事。
前文已言，屯田以屯为单位组织生产，屯是屯田的最小单位；但在文献记载中偶尔也有以营为单位的，如《玉海》载：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邓艾屯田，自钟离以南置营”。营田的组织单位为营。如德宗时，“(杜)佑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列营三十区，士马整饬，四邻畏之。”但在文献记载中偶尔也有以屯为单位的，如《玉海》载：“唐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992”。这样，非常规地营田以屯、屯田以营计算，也很容易造成二者概念上的模糊。
二是营田使职责的双面性。前文已言，营田使是组织管理营田的官员。但是，在唐代，营田使不独掌管营田，有时还兼管屯田。如唐前期，“边州别置经略使，沃衍有屯田之州，则置营田使。”又代宗大历中，“元载为诸道营田使，又署(于欣)为郎官，令于东都、汝州开置屯田。”敬宗宝历元年，“杨元卿为沧景节度使，诏以所置屯田有裨国用，命兼充当道营田使。”可见在唐代，地方上的营田使也有兼管屯田事务的职能。
到了宋代，营田使依然兼管有屯田事务。如《宋史·陈规传》载：陈规上营、屯田事宜，“凡屯田事，营田司兼行，营田事，府县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条列以闻，诏嘉奖之，仍下其法于诸镇。”
唐代，营田使不仅掌管营田事务，还兼管屯田事务；宋代，营田使兼管屯田事务，府县官又兼管营田事务。这种职能上的交叉管理，也很容易让人将营田与屯田混为一体。
再有一个原因则是宋以后对屯田与营田已不甚区分。宋代，营田时常转化为屯田，如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顺安军营田务为屯田务。”南宋高宗绍兴六年，“都督行府奏改江淮营田为屯田”，营田转化为屯田，致使宋人对二者不再甚加区分了。
宋人对二者不甚加区分，从宋人的言论里也可看出。如宋神宗熙宁七年，提点刑狱郑民宪言：“祖宗时屯、营田皆置务，屯田以兵，营田以民，固有异制。然襄州营田既调夫矣，又取邻州之兵，是营田不独以民也；边州营屯，不限兵民，皆取给用，是屯田不独以兵也；至于招弓箭手不尽之地，复以募民，则兵民参错，固无异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屯田、营田在前代本不同，但由于后来营田的经营者不独于民，屯田也不独于兵，所以在北宋人看来，屯田、营田已无大异。而到南宋时，人们已认为“屯田营田分为二事，未合古制”，即对二者已经不再加以区分了。
虽然南宋以后人们对屯田、营田已不再加区分，但在唐代，屯田、营田确实是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在文献中经常看到将二者相提并举的记载。如《旧唐书》：天宝六年，封常清“寻加朝散大夫，专知四镇仓库、屯田、甲仗、支度、营田事。”《宋史》：北宋仁宗宝元二年，“诏河北转运使兼都大制置营田屯田事”。《高峰文集》：“如营田屯田二事，一日不可忘也。”《玉海》：“马步军都总管提举兴置营田、屯田。”
综上所述，唐代的屯田与营田是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二者既相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因二者有联系而忽略其区别，甚至将二者等同看待。
第210章力挽天倾(叁五)
感谢shamang、王王海两位朋友的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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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中节度使府西南的安定坊中，有一处宅院，重栏叠院，乃是太原王氏所有，王笉自正式出任河中医学院院正，便从节帅府搬出，居住在此。
这日清晨，各衙门尚未办事，在节帅近卫军牙兵护卫下，李曜便匆匆赶来此处。不多时，王笉大开中门请李曜进宅。
然而平时颇为注意礼节的李使相今日却十分反常，匆匆拱手一礼便直接道：“此来因有急事，便不过府以叙了。”
王笉微微诧异，心中直觉有些不妙，忙问何事。李曜面色沉重，道：“官家为韩建、崔胤等辈所迫，前日下诏褫夺王相公鲁国公爵位，罢司空、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并同平章事，贬为检校工部侍郎、溪州刺史。”
王笉大吃一惊：“何以如此？”
李曜叹了口气，摇头道：“此事说来话长，此时不便久谈。我意崔胤等辈忌王相公久矣，此番遭罢，崔胤定不肯就此作罢，因而决意起兵，迎陛下回銮长安。”
王笉深吸一口气，拱手道：“多谢节帅，不知节帅何时启程。”
“某已下令集结诸军，即刻出兵！”李曜拱手拜别，高歌而去：“诸王死尽周天黯，将相罢毕豺狼欢。我将蒲州入华州，为使长安至长安。”[注：本书原创诗稿，谢绝转载，或请注明。]
王笉望着李曜的背影，目中微微迷离，喃喃自语：“冠绝天下，比肩者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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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际会，雷霆出击！
李曜自收到天子命其迎驾的密诏，已经足足四月。这四个月内，李曜厉兵秣马，为的就是在恰当的时机，以最强姿态给予韩建甚至李茂贞雷霆一击！
不仅是要胜，关键是要胜得毫无悬念，胜得举世皆惊！
蒲州城西，鹳雀楼前，河中节度使府帐下，除摧城右军留在蒲州镇守地方之外，近卫军、开山左军、开山右军、摧城左军、破阵左军、破阵右军六军齐发，誓师西征！
点将台上，居中一人，正是检校中书令、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尚书左仆射、河中尹、河中晋绛慈隰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子少保、冠军大将军、上柱国、陇西郡公李存曜。
站在他身边左手的是河中节度使府马步军都虞候史建瑭，右手边是河中节度使府掌书记、行军转运使冯道。
然后分左右排开，依次是河中节度使府行军司马郭崇韬，河中节度使府左都押牙、近卫军都指挥使朱八戒，河中节度使府右都押牙、开山左军都指挥使李承嗣，开山右军都指挥使李嗣恩，摧城左军都指挥使张训，破阵左军都指挥使克失毕，破阵右军都指挥使张光远，以及开山右军副都指挥使白奉进，摧城左军副都指挥使咄尔，破阵左军副都指挥使魏逊，破阵右军副都指挥使陆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