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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也是在后半夜的时候，他正要混沌过去，突然听见厨房里的擂臼“叮叮当当”地响起来。他好恼，大声呵斥道：“申贵银！深更半夜，你捣蒜汁儿弄球哩！”
申贵银在东头屋里睡，也生气道：“谁捣蒜汁儿了？我还以为是你捣的哩！”
在他们争吵的时候，擂臼不响了。可是等他们刚要入睡，擂臼就又“叮叮当当”响起来。
如是几次，闹得一夜睡不成觉。申贵银骂道：“死猪！你起来瞅瞅是怎么回事儿不中？”
李石头就起来，推开厨房的门，摁亮了战备手电筒。他照见擂臼在案板的里边好好地放着，擂臼锤静静地斜躺在擂臼里。一切都很正常，没见老鼠，也没见黄鼠狼。再说了，老鼠和黄鼠狼能把石头擂臼锤拿起来吗？会“梆当梆当”地捣蒜吗？
李石头就又回屋睡了。可是刚躺下，擂臼又响起来。他真的生气了，就穿好衣服，把堂屋的一个破藤椅提上，走进厨房，点亮煤油灯，把藤椅往厨房中央一放，他往藤椅上一坐，奶奶的！我非看看你鳖孙是咋响的不中！
他盯着擂臼看。看了半个时辰，有点儿乏，眼睫毛直往一起粘。就在这半朦胧中，他看见斜躺在擂臼里的擂臼锤慢慢直了起来，然后就在擂臼里一上一下地杵，就像有一只人手握着似的，杵得十分有力。李石头头皮发炸，一下子从藤椅上出溜下来，跪在地上说：“长树哥！你别吓我啊！我知道你死的屈，可那不怨我呀，那是毛主席的政策啊！饶了我吧长树哥……”
那擂臼锤就从擂臼里跳出来，愤愤地摔到案板上。
第二年春天，有一天中午，李石头说要吃捞面条。申贵银说你捣蒜汁儿吧。石头说行。石头就在案板上“叮叮当当”地捣蒜汁儿。捣了很久，申贵银问：“捣好了吗？”他说没有。“死猪！干个活难死啦！”申贵银骂着就走到案板前。她想夺过擂臼锤自己捣的，可是一看大惊失色：丈夫哪是在捣蒜？他是在捣自己的指头，把左手的五个指头摁在擂臼里，捣得稀烂，一擂臼血汁子。
事后人们算算，那天是李长树的周年忌日。
在李长树第二个周年忌日那天，也就是1973年4月13号中午，申贵银正喂猪，突然听见丈夫在厨房里大叫：“擂臼锤打我！擂臼锤打我！”申贵银赶忙去看，只见李石头拿着擂臼锤在砸自己的脑袋，已经砸出好几个窟窿，血流如注。申贵银叫着：“快扔了！快扔了！你怎么自己打自己？”李石头说：“我扔不掉，我扔不掉！快拉住擂臼锤呀！”
申贵银就捉住丈夫的手，使劲去掰他的指头，想把擂臼锤夺过来。但她怎样用劲也夺不掉。丈夫一面高喊救命，一面却又竭力抗拒救援，挥舞着擂臼锤，照自己的太阳穴上猛砸，仿佛他的胳膊是另外一个人的。
就这样，李石头竟被擂臼锤打死了。
第九章黑白二士
怪屯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律：一年不死人便罢，若死，则必定要死两个，而且这两个人的死法基本相近。怪屯人把这总结为“走双不走单”。譬如寿星老头李二槐秋天病死了，到了冬天娄庆也病死了；又譬如李石头春天用擂臼锤将自己打死了，到了秋天李喜娃儿的爹与儿媳妇生气就也自杀了。因此，每当死了第一个人时，全村人便都心中慌慌，猜想着，计算着，下一个轮到谁呢？会不会轮到自己的家人？或者干脆就轮到了自己头上？但人的死是没一点规律的，往往不该死的人，突然就死了，而该死的人，却偏偏活着。就譬如李二槐老头，活了126岁，这中间有多少次，人们都算着可要轮到他了，可他就是不死，死的却都是比他小几十岁的年轻人。
李长树母子俩死后，全村人都舒了一口气，说走双不走单嘛，一次就死了两个，今年阎王爷的收购任务完成了，不用再担心下半年再死谁的问题了。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李世通母子俩就死了，也是自杀。这时怪屯的人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们领会错了“走双不走单”的意思，把换算单位搞错了，阎王爷的换算单位是“次”，而不是“个”；也就是说，怪屯一年要死两次人，而不是两个人。
李世通母子死得很不值的。
李世通的父亲也是长字辈，叫李长厚，是国民党85军的上校政工处长，淮海战役起义，解放后定居武汉，1954年病死。李世通的母亲叫吕衡，浙江绍兴人。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段时间横扫牛鬼蛇神，住在大城市的有历史问题的人及其家属，都被当成牛鬼蛇神扫回原籍。李世通母子就是那时被武汉红卫兵给押回了怪屯。李世通时年12岁，小学还没毕业，自此辍学。
母子俩过得很本分，很谨慎，村上人待他们也无甚不好。母亲学会了纺棉花，甩连枷，插秧，打棉杈；儿子也学会了割草，放牛，打坷垃。
娘俩死在了儿子的聪明上。
李世通瘦瘦筋筋，头大，眼大，两条腿瘦得像麻秆，外星人一般。他整天不语，两眼望着苍穹，一望就是半天，好像在遥望宇宙深处的故乡。他虽然只是小学文化程度，可是竟用马蹄铁和铜丝做了一个小发电机，安装在母亲纺花车的锭子上，纺车一转，小灯泡就亮了。这让全村的人又惊奇，又羡慕，又嫉妒。那时，连公社所在地安铺街上还没有用电，公社领导晚上干革命点蜡烛，开大会点汽灯。乡下都点煤油灯，有的点大麻籽。又懒又没钱的，只好摸瞎。白天忙，纺棉花都放在晚上。续花捻是必须要用灯照着的。可是，大部分人家点不起油灯，就在车子怀里插一根灰麻秆，靠着微弱得不能再微弱的亮光，来完成人类文明延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极其精细的一道工序。
可是，这个伪军官的老婆却用起了电灯，照得满屋子都亮堂堂的！这个黑崽子娃儿，能死了，长大得了？！
村上的人想是这么想，但毕竟是一李家，并没人要处心整治他娘俩。只是这事作为奇闻传到了大队里，大队革委会主任谷保堂便无法容忍这种对贫下中农的优越感，决定灭一下这个伪军官家属的威风，砸了他家的电灯，再拉到大队批斗两场。罪名是腐化堕落，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有什么呢？又不是他们一家挨过斗争。可那老乞婆竟想不开，说大城市里家家户户都点电灯，一只灯泡60瓦，甚至100瓦，怎么到了怪屯点一支0.6瓦的灯泡就有罪了？她一气，竟当场倒地，再也没有起来。李世通与母亲相依为命，平常就性格孤僻、压抑，当天夜里竟也抱着母亲的尸体，割腕自杀。
那个时候，死个把人不算什么奇事，连刘少奇、罗瑞卿都死了，这有什么奇的？奇的是李世通家养的一只猫和一只狗。
猫是白猫，叫小白，狗是黑狗，叫大黑。
却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也是在后半夜的时候，他正要混沌过去，突然听见厨房里的擂臼“叮叮当当”地响起来。他好恼，大声呵斥道：“申贵银！深更半夜，你捣蒜汁儿弄球哩！”
申贵银在东头屋里睡，也生气道：“谁捣蒜汁儿了？我还以为是你捣的哩！”
在他们争吵的时候，擂臼不响了。可是等他们刚要入睡，擂臼就又“叮叮当当”响起来。
如是几次，闹得一夜睡不成觉。申贵银骂道：“死猪！你起来瞅瞅是怎么回事儿不中？”
李石头就起来，推开厨房的门，摁亮了战备手电筒。他照见擂臼在案板的里边好好地放着，擂臼锤静静地斜躺在擂臼里。一切都很正常，没见老鼠，也没见黄鼠狼。再说了，老鼠和黄鼠狼能把石头擂臼锤拿起来吗？会“梆当梆当”地捣蒜吗？
李石头就又回屋睡了。可是刚躺下，擂臼又响起来。他真的生气了，就穿好衣服，把堂屋的一个破藤椅提上，走进厨房，点亮煤油灯，把藤椅往厨房中央一放，他往藤椅上一坐，奶奶的！我非看看你鳖孙是咋响的不中！
他盯着擂臼看。看了半个时辰，有点儿乏，眼睫毛直往一起粘。就在这半朦胧中，他看见斜躺在擂臼里的擂臼锤慢慢直了起来，然后就在擂臼里一上一下地杵，就像有一只人手握着似的，杵得十分有力。李石头头皮发炸，一下子从藤椅上出溜下来，跪在地上说：“长树哥！你别吓我啊！我知道你死的屈，可那不怨我呀，那是毛主席的政策啊！饶了我吧长树哥……”
那擂臼锤就从擂臼里跳出来，愤愤地摔到案板上。
第二年春天，有一天中午，李石头说要吃捞面条。申贵银说你捣蒜汁儿吧。石头说行。石头就在案板上“叮叮当当”地捣蒜汁儿。捣了很久，申贵银问：“捣好了吗？”他说没有。“死猪！干个活难死啦！”申贵银骂着就走到案板前。她想夺过擂臼锤自己捣的，可是一看大惊失色：丈夫哪是在捣蒜？他是在捣自己的指头，把左手的五个指头摁在擂臼里，捣得稀烂，一擂臼血汁子。
事后人们算算，那天是李长树的周年忌日。
在李长树第二个周年忌日那天，也就是1973年4月13号中午，申贵银正喂猪，突然听见丈夫在厨房里大叫：“擂臼锤打我！擂臼锤打我！”申贵银赶忙去看，只见李石头拿着擂臼锤在砸自己的脑袋，已经砸出好几个窟窿，血流如注。申贵银叫着：“快扔了！快扔了！你怎么自己打自己？”李石头说：“我扔不掉，我扔不掉！快拉住擂臼锤呀！”
申贵银就捉住丈夫的手，使劲去掰他的指头，想把擂臼锤夺过来。但她怎样用劲也夺不掉。丈夫一面高喊救命，一面却又竭力抗拒救援，挥舞着擂臼锤，照自己的太阳穴上猛砸，仿佛他的胳膊是另外一个人的。
就这样，李石头竟被擂臼锤打死了。
第九章黑白二士
怪屯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律：一年不死人便罢，若死，则必定要死两个，而且这两个人的死法基本相近。怪屯人把这总结为“走双不走单”。譬如寿星老头李二槐秋天病死了，到了冬天娄庆也病死了；又譬如李石头春天用擂臼锤将自己打死了，到了秋天李喜娃儿的爹与儿媳妇生气就也自杀了。因此，每当死了第一个人时，全村人便都心中慌慌，猜想着，计算着，下一个轮到谁呢？会不会轮到自己的家人？或者干脆就轮到了自己头上？但人的死是没一点规律的，往往不该死的人，突然就死了，而该死的人，却偏偏活着。就譬如李二槐老头，活了126岁，这中间有多少次，人们都算着可要轮到他了，可他就是不死，死的却都是比他小几十岁的年轻人。
李长树母子俩死后，全村人都舒了一口气，说走双不走单嘛，一次就死了两个，今年阎王爷的收购任务完成了，不用再担心下半年再死谁的问题了。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李世通母子俩就死了，也是自杀。这时怪屯的人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们领会错了“走双不走单”的意思，把换算单位搞错了，阎王爷的换算单位是“次”，而不是“个”；也就是说，怪屯一年要死两次人，而不是两个人。
李世通母子死得很不值的。
李世通的父亲也是长字辈，叫李长厚，是国民党85军的上校政工处长，淮海战役起义，解放后定居武汉，1954年病死。李世通的母亲叫吕衡，浙江绍兴人。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段时间横扫牛鬼蛇神，住在大城市的有历史问题的人及其家属，都被当成牛鬼蛇神扫回原籍。李世通母子就是那时被武汉红卫兵给押回了怪屯。李世通时年12岁，小学还没毕业，自此辍学。
母子俩过得很本分，很谨慎，村上人待他们也无甚不好。母亲学会了纺棉花，甩连枷，插秧，打棉杈；儿子也学会了割草，放牛，打坷垃。
娘俩死在了儿子的聪明上。
李世通瘦瘦筋筋，头大，眼大，两条腿瘦得像麻秆，外星人一般。他整天不语，两眼望着苍穹，一望就是半天，好像在遥望宇宙深处的故乡。他虽然只是小学文化程度，可是竟用马蹄铁和铜丝做了一个小发电机，安装在母亲纺花车的锭子上，纺车一转，小灯泡就亮了。这让全村的人又惊奇，又羡慕，又嫉妒。那时，连公社所在地安铺街上还没有用电，公社领导晚上干革命点蜡烛，开大会点汽灯。乡下都点煤油灯，有的点大麻籽。又懒又没钱的，只好摸瞎。白天忙，纺棉花都放在晚上。续花捻是必须要用灯照着的。可是，大部分人家点不起油灯，就在车子怀里插一根灰麻秆，靠着微弱得不能再微弱的亮光，来完成人类文明延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极其精细的一道工序。
可是，这个伪军官的老婆却用起了电灯，照得满屋子都亮堂堂的！这个黑崽子娃儿，能死了，长大得了？！
村上的人想是这么想，但毕竟是一李家，并没人要处心整治他娘俩。只是这事作为奇闻传到了大队里，大队革委会主任谷保堂便无法容忍这种对贫下中农的优越感，决定灭一下这个伪军官家属的威风，砸了他家的电灯，再拉到大队批斗两场。罪名是腐化堕落，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有什么呢？又不是他们一家挨过斗争。可那老乞婆竟想不开，说大城市里家家户户都点电灯，一只灯泡60瓦，甚至100瓦，怎么到了怪屯点一支0.6瓦的灯泡就有罪了？她一气，竟当场倒地，再也没有起来。李世通与母亲相依为命，平常就性格孤僻、压抑，当天夜里竟也抱着母亲的尸体，割腕自杀。
那个时候，死个把人不算什么奇事，连刘少奇、罗瑞卿都死了，这有什么奇的？奇的是李世通家养的一只猫和一只狗。
猫是白猫，叫小白，狗是黑狗，叫大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