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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五〇章他认定是新宅早有人盯上了
申保菊被申保顺送回到桥头后，终日闷闷不乐，感觉啥都干着没心情，脑子里一直飘荡着那些“同志”的影子，特别是她一直惦记着的申保顺，揪着她魂不守舍。
可是，从去年到现在，大家都老是依靠她做这做那，对她又是那般的信任，她感到自己的价值比金子还值钱，似乎这种责任比什么都大都重要。
在牛居村那些领导们安排保顺亲自来送她，她知道这里面不单是送她那么简单，而是要她再听听申保顺给她的叮嘱，这些领导们、同志们就像她肚子里的蛔虫，对她的心了解的是一清二楚。
其实看着他们一个个对她那种信任而应许的目光，即使没有保顺的话她也会按照他们说的做的，因为她前前后后所做的每一件事，不单是能得到大家对她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保顺对她的认可，每做完一件事她都能从保顺的脸上看出来。
她感觉一个人虽然是孤独了点，但是心却是热乎乎的，好像保顺跟那些同志们都在时时刻刻看着她，都在她的周围把她围的严严实实。
她要认真按照保顺叮嘱她的那样，生活和平时一样，不要让任何人看出她的心里还装着关于同志们的事。她回娘家走了几天，帮助家里推碾子扫灰土，给自己也准备好了过年的东西，浑身散发着一种年味。
正月十四这日傍晚，丈夫小记忽然扒墙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人，比小记高半个头，很壮实的一位小伙子，他在墙外搭墙上接过来一个包，然后一骨碌翻墙进来，再把那包拿进屋。
那人从包里掂出一瓶白酒和一包熟肉来放到屋子里的桌子上，然后跟保菊搭话：“嫂子过年过的还好吗，你看申队长这么忙，过年也没顾上给嫂子送些东西。”说着把那包提给保菊。
申保菊斜眯了一眼，包里还真是好东西，有纸包的肉、粉条还有核桃、软枣、花生等。心想：这小记今年是咋了？以前哪年给家里送过东西呀，就是有东西也是自己喝的酒和配酒的菜。
来了人就是客，申保菊搭讪着话给他们到了两杯水端到桌子上，她知道小记只要手里掂着酒回来，就要先喝酒，有什么事都要放在喝酒后面。
他也不管介绍随自己来的人是谁，撑开包着肉的纸，用手捻着一块就往嘴里送，那个小伙子急忙给他倒酒。申保菊想这人起码是他的手下。
三杯酒下肚，小记的话就开始了，这也是申保菊习惯了的，要是在以前她就会躲到娘家，让他在这里喝个够，自从锄奸那个时候开始，她不再躲了，这也是领导和同志们交给她的任务。
小记说：“你……你嫂子今年可得好好谢谢你……老弟了呀，你让她说，哪年我给……给你嫂子送过年……年货——不……过，你嫂子可没有缺了钱……钱呀，她想吃……吃啥就……就自己买……噢。”
那个小伙子名叫程高松，秦庄村人，是我地下交通员，日寇侵占壶关时，参加了日伪警备队，分管发放“良民证”。
十二月事变前，许多共产党、游击队员等抗日将士出入壶关都是他给发放的“良民证”，为我党提供了很多方便，十二月事变后，虽然党组织分散隐蔽起来，可是他没有跟党组织中断联系，时时刻刻做着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如今，日寇强迫各村成立了“维持会”，汉奸特务防不胜防，即使你还不知道的事，那些分散在各地的特务就知道了。
就像前些时在晋庄东面成立了武工队，他这个交通员还不知道，日寇就知道了。就在昨天，他听小记喃喃说：“今年又过不好元宵节了，还剿他妈武工队，替——替杨笃宽队长报仇。”
他跟小记早先只是认识，自从小记当上了副队长，他就努力跟小记接近，这也是他的份内工作，再说一个副队长总比一个普通兵要知道的多。
程高松急忙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打入伪县公署教育科北河村的陈忠悌，陈忠悌跟吴树修都是一块抗日的，因他一直做文职，抗日团体退出县城时，他就留了下来，自始至终跟吴树修保持联系。
听了程高松的汇报，陈忠悌确认这件事一定不是空穴来风，好歹程高松是听申小记说的，不管他们何时出动，出动多少人去围剿我武工队都不需要再去深究，唯一的办法就是马上设法通知武工队的同志们让他们迅速转移，因为日顽合流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疯狂扫荡，反复清剿，他是深有体会的。
听了小记的话，程高松急忙接茬道：“就是吧，申队长你是个大忙人了，再说大正月又要去剿灭武工队，这过年还有啥意思呀，送点东西也是队长的一份心意吗。”
程高松故意把剿灭武工队这句话说的很高声，这也是故意让申保菊听的，陈忠悌告诉他申小记的媳妇申保菊就是我们的交通员时，他很快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等小记跟那个程高松走后已经是五更天了，申保菊没敢耽搁，挂上门一溜烟就跑去武工队报信，因为她确定了那个跟小记一起来的程高松一定就是来报信的，最后临走时他还故意跟她说：“嫂子快歇吧，队长得走呀，今晚有要紧事等着。”他把“要紧事”这句话的语气故意加重了，她知道这里对她包涵着那是一种暗示。
到了井则口村外申保菊发觉情况不对，有些个土里土气的人在通往牛居的路上来回走动，她决定不进牛居村，而是径直朝小南清村姥姥家走去，她怕被那些来回走动的特务盯上... -->>
第一五〇章他认定是新宅早有人盯上了
申保菊被申保顺送回到桥头后，终日闷闷不乐，感觉啥都干着没心情，脑子里一直飘荡着那些“同志”的影子，特别是她一直惦记着的申保顺，揪着她魂不守舍。
可是，从去年到现在，大家都老是依靠她做这做那，对她又是那般的信任，她感到自己的价值比金子还值钱，似乎这种责任比什么都大都重要。
在牛居村那些领导们安排保顺亲自来送她，她知道这里面不单是送她那么简单，而是要她再听听申保顺给她的叮嘱，这些领导们、同志们就像她肚子里的蛔虫，对她的心了解的是一清二楚。
其实看着他们一个个对她那种信任而应许的目光，即使没有保顺的话她也会按照他们说的做的，因为她前前后后所做的每一件事，不单是能得到大家对她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保顺对她的认可，每做完一件事她都能从保顺的脸上看出来。
她感觉一个人虽然是孤独了点，但是心却是热乎乎的，好像保顺跟那些同志们都在时时刻刻看着她，都在她的周围把她围的严严实实。
她要认真按照保顺叮嘱她的那样，生活和平时一样，不要让任何人看出她的心里还装着关于同志们的事。她回娘家走了几天，帮助家里推碾子扫灰土，给自己也准备好了过年的东西，浑身散发着一种年味。
正月十四这日傍晚，丈夫小记忽然扒墙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人，比小记高半个头，很壮实的一位小伙子，他在墙外搭墙上接过来一个包，然后一骨碌翻墙进来，再把那包拿进屋。
那人从包里掂出一瓶白酒和一包熟肉来放到屋子里的桌子上，然后跟保菊搭话：“嫂子过年过的还好吗，你看申队长这么忙，过年也没顾上给嫂子送些东西。”说着把那包提给保菊。
申保菊斜眯了一眼，包里还真是好东西，有纸包的肉、粉条还有核桃、软枣、花生等。心想：这小记今年是咋了？以前哪年给家里送过东西呀，就是有东西也是自己喝的酒和配酒的菜。
来了人就是客，申保菊搭讪着话给他们到了两杯水端到桌子上，她知道小记只要手里掂着酒回来，就要先喝酒，有什么事都要放在喝酒后面。
他也不管介绍随自己来的人是谁，撑开包着肉的纸，用手捻着一块就往嘴里送，那个小伙子急忙给他倒酒。申保菊想这人起码是他的手下。
三杯酒下肚，小记的话就开始了，这也是申保菊习惯了的，要是在以前她就会躲到娘家，让他在这里喝个够，自从锄奸那个时候开始，她不再躲了，这也是领导和同志们交给她的任务。
小记说：“你……你嫂子今年可得好好谢谢你……老弟了呀，你让她说，哪年我给……给你嫂子送过年……年货——不……过，你嫂子可没有缺了钱……钱呀，她想吃……吃啥就……就自己买……噢。”
那个小伙子名叫程高松，秦庄村人，是我地下交通员，日寇侵占壶关时，参加了日伪警备队，分管发放“良民证”。
十二月事变前，许多共产党、游击队员等抗日将士出入壶关都是他给发放的“良民证”，为我党提供了很多方便，十二月事变后，虽然党组织分散隐蔽起来，可是他没有跟党组织中断联系，时时刻刻做着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如今，日寇强迫各村成立了“维持会”，汉奸特务防不胜防，即使你还不知道的事，那些分散在各地的特务就知道了。
就像前些时在晋庄东面成立了武工队，他这个交通员还不知道，日寇就知道了。就在昨天，他听小记喃喃说：“今年又过不好元宵节了，还剿他妈武工队，替——替杨笃宽队长报仇。”
他跟小记早先只是认识，自从小记当上了副队长，他就努力跟小记接近，这也是他的份内工作，再说一个副队长总比一个普通兵要知道的多。
程高松急忙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打入伪县公署教育科北河村的陈忠悌，陈忠悌跟吴树修都是一块抗日的，因他一直做文职，抗日团体退出县城时，他就留了下来，自始至终跟吴树修保持联系。
听了程高松的汇报，陈忠悌确认这件事一定不是空穴来风，好歹程高松是听申小记说的，不管他们何时出动，出动多少人去围剿我武工队都不需要再去深究，唯一的办法就是马上设法通知武工队的同志们让他们迅速转移，因为日顽合流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疯狂扫荡，反复清剿，他是深有体会的。
听了小记的话，程高松急忙接茬道：“就是吧，申队长你是个大忙人了，再说大正月又要去剿灭武工队，这过年还有啥意思呀，送点东西也是队长的一份心意吗。”
程高松故意把剿灭武工队这句话说的很高声，这也是故意让申保菊听的，陈忠悌告诉他申小记的媳妇申保菊就是我们的交通员时，他很快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等小记跟那个程高松走后已经是五更天了，申保菊没敢耽搁，挂上门一溜烟就跑去武工队报信，因为她确定了那个跟小记一起来的程高松一定就是来报信的，最后临走时他还故意跟她说：“嫂子快歇吧，队长得走呀，今晚有要紧事等着。”他把“要紧事”这句话的语气故意加重了，她知道这里对她包涵着那是一种暗示。
到了井则口村外申保菊发觉情况不对，有些个土里土气的人在通往牛居的路上来回走动，她决定不进牛居村，而是径直朝小南清村姥姥家走去，她怕被那些来回走动的特务盯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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