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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便到了1987年。这一年晓东和小梅，这对从小‘恋’到大的恋人终于步入了婚姻殿堂。说起他们两人的婚事，那也是一波三折，或者说是一拖再拖，楞是从85年拖到87年才把婚事给办了。
小梅是1984年大学毕业的，毕业时就很想直接分配到省城工作，因为晓东在省城啊，可世上事哪有那么如人所愿的。不出所料，小梅一毕业就被分配到江城。在江城师范学校工作一年后，小梅就开始为调动工作积极行动起来。可调动工作得有理由啊，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没理由，别说接收单位不好找，小梅所在的师范学校也不会轻易放人啊！
不得已，晓东小梅两人一商量干脆先把结婚证领了。这下理由总算有了，为照顾夫妻关系嘛，走哪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了。然而，事情却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原单位放人倒没费什么周折，可新单位接收时却哼哼哈哈，有关领导就是不表态，更别提签字啦！说白了，不就少了点‘意思’吗？而晓东和小梅两个又偏偏都属于‘傻白’青年，他们哪会搞社会上流行的那套‘迂回’、‘变通’手段呢？于是，事情就这么拖着。
本来两人打算一俟小梅调动成功，便在当年底，也即85年底，赶在晓东出国进修前把婚礼办了，可谁知调动落实不了，他们俩的婚礼也就‘搁浅’了。不是说调动不成就不能办婚礼，而是情绪不在状态，哪有心思‘洞房花烛’呢？可事已至此，咋办？小梅一跺脚对晓东道：“那就干脆等一年，等你从国外进修回来再办婚礼，没准，那时候我工作调动的事也落实了，如此，岂不皆大欢喜？”
晓东想想也是，反正这今后一年自己又不在国内，把新婚蜜月的‘甜头’留到一年后慢慢品尝也不错。可谁知晓东在美国宾州大学完成一年的进修计划后，美方导师却好意提出让晓东增加一年的研修期，顺带拿个硕士学位。晓东岂有不愿，经过向国内的一番汇报、申请和审批程序，晓东在美国便又多待了一年。直到87年底，晓东才终于学成归来，额外收获便是拿到了美国宾州大学工程机械硕士学位。
按说晓东在美国都多待了一年，小梅调动的事早该办妥了吧？哼，想得美！在当年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人才流动之难也许‘难于上青天’。这绝非危言耸听。这里面有体制本身的僵化因素造成的，可更多的时候恐怕还得从当权者的个人素质上找原因。
多少年来，人们叱官僚主义，骂权力腐败。没准，人们叱骂对象的很大一部分正是那些手握人事大权的领导。且一个单位不论级别高低，只要你有人事权，你就不愁没人求。也许是被人求多了，礼也收惯了，忽有一天，逢上一个‘不求’也‘不送’的主儿，掌权领导会突然觉得碰到了一个‘异类’。而碰上‘异类’，领导哪会有好心情？
小梅就属于这样一个‘异类’。她联系的新单位是省城直属教育厅管辖的一所教师培训学校。如果小梅稍微懂点‘行情’，行点‘俗套’，也就是给领导‘意思’一下，那调动的事也许早办妥了，可小梅只知道左一趟，右一趟地跑，跑去只会问‘研究了没有？’‘通过了没有？’‘还要等多久啊？’等等。连看门的大爷都为她干着急、抱不平，连带还跟着受点委屈，因为领导已‘剋’他好几次了，说‘以后闲杂人等不许随便放进单位。’那‘闲杂人等’指的就是小梅。
可小梅最终还是进了这家单位。你若以为这家单位的领导是被小梅的‘执着’感动了，继而大笔一挥‘同意接收’，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也。别忘了，中国是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官本位’的思想早已深入到社会的层层面面。办事不花钱，那就得凭关系。
不是说‘朝里有人好办事’吗？而且小梅还的确不缺这方面的资源，且不说自己父亲，还有公公都是官场中人，虽都已离休在家，不在任上，可单凭他们的老关系办这么点小事，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可小梅知道家中的这两个老头都一个‘德性’，一辈子清高，从不为儿女私事行方便之门，所以打一开始她就没往这方面去想。
那还有晓琪呢？若是求晓琪父亲帮个忙，恐怕也就一个电话，所有难题分分钟搞定。小梅不是没想过这条路，可这条路小梅却是更不愿走。道理很简单，既然自家人都不愿麻烦，她又怎会腆着脸去麻烦并不熟悉的晓琪父亲呢？她仿佛就认准一条道：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可眼看着小梅这么跑来跑去，如此辛苦，又如此执着，田文芝是既心疼又着急啊！她为此几次私下里跟毛大年商量，是不是拜托有关领导稍微打个招呼，递句话，可毛大年要么沉默不语，要么不着边际地劝慰田文芝：事情会有转机的。田文芝却认为毛大年这是过分爱惜‘羽毛’，就知道拿此话敷衍她。
眼瞅着又到年底了，... -->>
转眼便到了1987年。这一年晓东和小梅，这对从小‘恋’到大的恋人终于步入了婚姻殿堂。说起他们两人的婚事，那也是一波三折，或者说是一拖再拖，楞是从85年拖到87年才把婚事给办了。
小梅是1984年大学毕业的，毕业时就很想直接分配到省城工作，因为晓东在省城啊，可世上事哪有那么如人所愿的。不出所料，小梅一毕业就被分配到江城。在江城师范学校工作一年后，小梅就开始为调动工作积极行动起来。可调动工作得有理由啊，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没理由，别说接收单位不好找，小梅所在的师范学校也不会轻易放人啊！
不得已，晓东小梅两人一商量干脆先把结婚证领了。这下理由总算有了，为照顾夫妻关系嘛，走哪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了。然而，事情却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原单位放人倒没费什么周折，可新单位接收时却哼哼哈哈，有关领导就是不表态，更别提签字啦！说白了，不就少了点‘意思’吗？而晓东和小梅两个又偏偏都属于‘傻白’青年，他们哪会搞社会上流行的那套‘迂回’、‘变通’手段呢？于是，事情就这么拖着。
本来两人打算一俟小梅调动成功，便在当年底，也即85年底，赶在晓东出国进修前把婚礼办了，可谁知调动落实不了，他们俩的婚礼也就‘搁浅’了。不是说调动不成就不能办婚礼，而是情绪不在状态，哪有心思‘洞房花烛’呢？可事已至此，咋办？小梅一跺脚对晓东道：“那就干脆等一年，等你从国外进修回来再办婚礼，没准，那时候我工作调动的事也落实了，如此，岂不皆大欢喜？”
晓东想想也是，反正这今后一年自己又不在国内，把新婚蜜月的‘甜头’留到一年后慢慢品尝也不错。可谁知晓东在美国宾州大学完成一年的进修计划后，美方导师却好意提出让晓东增加一年的研修期，顺带拿个硕士学位。晓东岂有不愿，经过向国内的一番汇报、申请和审批程序，晓东在美国便又多待了一年。直到87年底，晓东才终于学成归来，额外收获便是拿到了美国宾州大学工程机械硕士学位。
按说晓东在美国都多待了一年，小梅调动的事早该办妥了吧？哼，想得美！在当年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人才流动之难也许‘难于上青天’。这绝非危言耸听。这里面有体制本身的僵化因素造成的，可更多的时候恐怕还得从当权者的个人素质上找原因。
多少年来，人们叱官僚主义，骂权力腐败。没准，人们叱骂对象的很大一部分正是那些手握人事大权的领导。且一个单位不论级别高低，只要你有人事权，你就不愁没人求。也许是被人求多了，礼也收惯了，忽有一天，逢上一个‘不求’也‘不送’的主儿，掌权领导会突然觉得碰到了一个‘异类’。而碰上‘异类’，领导哪会有好心情？
小梅就属于这样一个‘异类’。她联系的新单位是省城直属教育厅管辖的一所教师培训学校。如果小梅稍微懂点‘行情’，行点‘俗套’，也就是给领导‘意思’一下，那调动的事也许早办妥了，可小梅只知道左一趟，右一趟地跑，跑去只会问‘研究了没有？’‘通过了没有？’‘还要等多久啊？’等等。连看门的大爷都为她干着急、抱不平，连带还跟着受点委屈，因为领导已‘剋’他好几次了，说‘以后闲杂人等不许随便放进单位。’那‘闲杂人等’指的就是小梅。
可小梅最终还是进了这家单位。你若以为这家单位的领导是被小梅的‘执着’感动了，继而大笔一挥‘同意接收’，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也。别忘了，中国是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官本位’的思想早已深入到社会的层层面面。办事不花钱，那就得凭关系。
不是说‘朝里有人好办事’吗？而且小梅还的确不缺这方面的资源，且不说自己父亲，还有公公都是官场中人，虽都已离休在家，不在任上，可单凭他们的老关系办这么点小事，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可小梅知道家中的这两个老头都一个‘德性’，一辈子清高，从不为儿女私事行方便之门，所以打一开始她就没往这方面去想。
那还有晓琪呢？若是求晓琪父亲帮个忙，恐怕也就一个电话，所有难题分分钟搞定。小梅不是没想过这条路，可这条路小梅却是更不愿走。道理很简单，既然自家人都不愿麻烦，她又怎会腆着脸去麻烦并不熟悉的晓琪父亲呢？她仿佛就认准一条道：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可眼看着小梅这么跑来跑去，如此辛苦，又如此执着，田文芝是既心疼又着急啊！她为此几次私下里跟毛大年商量，是不是拜托有关领导稍微打个招呼，递句话，可毛大年要么沉默不语，要么不着边际地劝慰田文芝：事情会有转机的。田文芝却认为毛大年这是过分爱惜‘羽毛’，就知道拿此话敷衍她。
眼瞅着又到年底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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