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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了一份反建议，这项建议企图(按其制订者的意图)把英国要苏联单方面发表声明的建议同法国关于相互保证的建议结合起来。俄国人认为这样“在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俄国人建议缔结一项有效期为五年到十年并附有军事协定的三国公约。这项公约应规定，不仅在欧洲对缔约国任何一方进行侵略时应相互支援，而且还应“向位于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并与苏联接壤的东欧各国，在它们遭受侵略时提供包括军事性质的援助在内的”援助。苏联的建议还规定，英国政府应公开声明，它对波兰的保证只有在波兰遭受德国的侵略的情况下才适用；波兰-罗马尼亚联盟则应声明只有在波兰或罗马尼亚遭到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否则就是针对苏联的，应予以废除。
如果后面这两条规定被接受的话，那么，立刻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公开而又带有挑战性地把波兰和罗马尼亚拉进反德阵营，而这正是这两个国家极力要避免的；关于援助俄国邻邦的方案，则甚至会产生俄国实行军事占领的更可怕的前景(这方案不同于英国的方案，它略去了“如果提出要求”就将提供援助的条款)。而且，早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波罗的海地区的俄国各邻邦对于俄国向它们伸出的保证体系的厌恶程度，并不亚于波兰和罗马尼亚被迫成为俄国援助对象时所产生的厌恶。3月底，苏联政府曾通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政府说，对它们国家的独立的威胁将被认为是影响苏联利益的事件，因此将要求由俄国进行干预。两国政府协商后于4月7日答复说，它们决心捍卫它们国家的独立和完整，抵抗来自任何方面的攻击，并将由它们自己来决定是否接受外国的援助。4月17日，在附有给予波罗的海各国以保证的条款的俄国方案交给英法两国政府之前，俄国愿向所有国家特别是它的邻国提供援助以反对侵略的广播已为这些邻国听到。结果，芬兰外交部长4月20日在赫尔辛基对英国公使说，芬兰政府对于俄国援助的建议感到气愤，如果正式提出来，他们将予以拒绝。
俄国各邻邦在接受它援助的问题上所持的是如此明显的反对态度，这是接下来举行的六个星期的外交会谈中不能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在法国和英国之间以及在这两个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相互交换意见时，每一个政府心中主要考虑的事和它们的主要目标，多少还是明确地摆了出来——虽然俄国人习惯于把着重点换来换去并不时地引进新的论点，这就使得英国人和法国人对他们真正的目的和意图感到有点迷惑不解了。
从俄国人所使用的论据，如李维诺夫和后来的莫洛托夫在莫斯科，迈斯基在伦敦，苏里茨在巴黎，以及俄国的报刊，可以推断俄国人的立场就是关心自身的安全，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俄国人显然觉得，英国4月14日的建议是要他们承担新的义务，这可能是很艰巨的义务(正如俄国人所觉察到的，有关各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意味着他们无法避免地必须立即直接援助那些可能成为侵略的牺牲品的东欧国家)，而且承担这种义务还可能给他们招来德国的直接进攻。他们担心这种进攻可能通过波罗的海国家来进行；他们也还记得在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曾签字断送掉他的国家的自由，连一个抵抗的机会都没有给它。难道不会出现波兰或罗马尼亚，或两个国家同时，在德国的软硬兼施面前让了步，从而没有进行使英法的保证实现所必需的那种抵抗？如果发生那种情况，俄国人将不得不在自己的国境线上和德军作战；而他们现有的各项条约却只能给他们以一点点并不十分靠得住的法国的援助，那就是根据1935年5月2日的法俄互助公约(它并未附有军事协定)从法国得到的援助。由于这些原因，俄国人希望他们所参加的任何安全体系，在阻止侵略上能具有最大的效用，并且能给他们以最大的保证来实行自卫，如果德国的侵略不能被制止的话。特别是，他们认为，这个保证的体系不仅必须扩大到沿他们国境线的所有缓冲国家，而且必须赋予他们以干预这些国家的权利，即使他们的干预不仅不是应请求而做出的，而且肯定是不受欢迎的。他们还认为，在他们和两个西方国家之间应该有完全是相互的义务关系；他们可以期望得到的援助数量也应该尽可能早地在一项军事协定中予以明确规定。
从一开始法国政府就完全了解俄国人要求相互承担同等的义务。它在自己的4月14日建议中已考虑到这一点，并在紧接而来的谈判中一再敦促英国政府同意俄国人的这一要求。不管怎样，根据法国政府的官方声明，它主要关心的是，要尽早获得俄国援助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它声称：它自己准备接受英国提出的任何能使俄国人满足的方案，同时也仍抱着想使自己的方案成为协议的基础的希望。5月初，博内怀着这种希望曾进行了一次不适当的干预；但在此之后，有好几个星期，法国人是满足于让英国人掌握谈判的，对英国的每一项建议都给予支持。
至于英国政府，它发觉，在4月中旬到5月底的这段时间内，它自己答应俄国人要求的步子走得比它开始时打算的还要远。英国政府原先的想法是把波兰当作一块基石，在它上面可以建立起一条“和平阵线”它给予波兰以保证，是希望从此制止德国侵略，如果德国决心要发动战争，则希望波兰的互惠保证将迫使德国在东西两线上作战。由于英国政府指望波兰扮演这个重要角色，它处处小心谨慎，唯恐动摇了波兰的信心。象俄国人一样，英国政府也清楚地认识到地理因素的重要。事实上，它知道，当波兰或罗马尼亚同德国作战时，要给予援助就只能由俄国或通过俄国来给予，因此，要紧的是使俄国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善意的中立，可能的话，应让它在和平阵线中积极合作。同时，英国政府在面子上又很难强迫俄国去援助那些不愿接受它援助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英国政府同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一样感到担心，即同苏联的密切联合可能会激怒德国而不是遏制住它；使英国政府感到更担心的是，同俄国订立条约不但会使英国国内发生意见分歧，而且会疏远其他友好国家。尤其重要的也许是，它怀疑倘若发生战争，它期望从苏联得到的物质援助是否能超过订立条约所蒙受的损失。
由于这些原因，英国政府是对4月14日自己提出的建议——要俄国单方面声明愿意援助波兰和罗马尼亚——抱着强烈的偏爱而开始这个阶段的谈判的，认为它比法国的缔结一项相互保证的条约的建议要优越得多，更不必说俄国提出的缔结一项附有军事协定的三国条约(换句话说就是军事同盟)的反建议了。但是，到了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英国政府的态度已有所前进，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准备满足俄国人的愿望。但是它仍极力想要保卫小国免遭不受欢迎的干预；可是它惊愕而沮丧地发现，为此目的而加进它的新建议中的条款，在俄国人的眼中却使建议变得分文不值。
收到了一份反建议，这项建议企图(按其制订者的意图)把英国要苏联单方面发表声明的建议同法国关于相互保证的建议结合起来。俄国人认为这样“在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俄国人建议缔结一项有效期为五年到十年并附有军事协定的三国公约。这项公约应规定，不仅在欧洲对缔约国任何一方进行侵略时应相互支援，而且还应“向位于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并与苏联接壤的东欧各国，在它们遭受侵略时提供包括军事性质的援助在内的”援助。苏联的建议还规定，英国政府应公开声明，它对波兰的保证只有在波兰遭受德国的侵略的情况下才适用；波兰-罗马尼亚联盟则应声明只有在波兰或罗马尼亚遭到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否则就是针对苏联的，应予以废除。
如果后面这两条规定被接受的话，那么，立刻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公开而又带有挑战性地把波兰和罗马尼亚拉进反德阵营，而这正是这两个国家极力要避免的；关于援助俄国邻邦的方案，则甚至会产生俄国实行军事占领的更可怕的前景(这方案不同于英国的方案，它略去了“如果提出要求”就将提供援助的条款)。而且，早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波罗的海地区的俄国各邻邦对于俄国向它们伸出的保证体系的厌恶程度，并不亚于波兰和罗马尼亚被迫成为俄国援助对象时所产生的厌恶。3月底，苏联政府曾通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政府说，对它们国家的独立的威胁将被认为是影响苏联利益的事件，因此将要求由俄国进行干预。两国政府协商后于4月7日答复说，它们决心捍卫它们国家的独立和完整，抵抗来自任何方面的攻击，并将由它们自己来决定是否接受外国的援助。4月17日，在附有给予波罗的海各国以保证的条款的俄国方案交给英法两国政府之前，俄国愿向所有国家特别是它的邻国提供援助以反对侵略的广播已为这些邻国听到。结果，芬兰外交部长4月20日在赫尔辛基对英国公使说，芬兰政府对于俄国援助的建议感到气愤，如果正式提出来，他们将予以拒绝。
俄国各邻邦在接受它援助的问题上所持的是如此明显的反对态度，这是接下来举行的六个星期的外交会谈中不能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在法国和英国之间以及在这两个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相互交换意见时，每一个政府心中主要考虑的事和它们的主要目标，多少还是明确地摆了出来——虽然俄国人习惯于把着重点换来换去并不时地引进新的论点，这就使得英国人和法国人对他们真正的目的和意图感到有点迷惑不解了。
从俄国人所使用的论据，如李维诺夫和后来的莫洛托夫在莫斯科，迈斯基在伦敦，苏里茨在巴黎，以及俄国的报刊，可以推断俄国人的立场就是关心自身的安全，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俄国人显然觉得，英国4月14日的建议是要他们承担新的义务，这可能是很艰巨的义务(正如俄国人所觉察到的，有关各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意味着他们无法避免地必须立即直接援助那些可能成为侵略的牺牲品的东欧国家)，而且承担这种义务还可能给他们招来德国的直接进攻。他们担心这种进攻可能通过波罗的海国家来进行；他们也还记得在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曾签字断送掉他的国家的自由，连一个抵抗的机会都没有给它。难道不会出现波兰或罗马尼亚，或两个国家同时，在德国的软硬兼施面前让了步，从而没有进行使英法的保证实现所必需的那种抵抗？如果发生那种情况，俄国人将不得不在自己的国境线上和德军作战；而他们现有的各项条约却只能给他们以一点点并不十分靠得住的法国的援助，那就是根据1935年5月2日的法俄互助公约(它并未附有军事协定)从法国得到的援助。由于这些原因，俄国人希望他们所参加的任何安全体系，在阻止侵略上能具有最大的效用，并且能给他们以最大的保证来实行自卫，如果德国的侵略不能被制止的话。特别是，他们认为，这个保证的体系不仅必须扩大到沿他们国境线的所有缓冲国家，而且必须赋予他们以干预这些国家的权利，即使他们的干预不仅不是应请求而做出的，而且肯定是不受欢迎的。他们还认为，在他们和两个西方国家之间应该有完全是相互的义务关系；他们可以期望得到的援助数量也应该尽可能早地在一项军事协定中予以明确规定。
从一开始法国政府就完全了解俄国人要求相互承担同等的义务。它在自己的4月14日建议中已考虑到这一点，并在紧接而来的谈判中一再敦促英国政府同意俄国人的这一要求。不管怎样，根据法国政府的官方声明，它主要关心的是，要尽早获得俄国援助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它声称：它自己准备接受英国提出的任何能使俄国人满足的方案，同时也仍抱着想使自己的方案成为协议的基础的希望。5月初，博内怀着这种希望曾进行了一次不适当的干预；但在此之后，有好几个星期，法国人是满足于让英国人掌握谈判的，对英国的每一项建议都给予支持。
至于英国政府，它发觉，在4月中旬到5月底的这段时间内，它自己答应俄国人要求的步子走得比它开始时打算的还要远。英国政府原先的想法是把波兰当作一块基石，在它上面可以建立起一条“和平阵线”它给予波兰以保证，是希望从此制止德国侵略，如果德国决心要发动战争，则希望波兰的互惠保证将迫使德国在东西两线上作战。由于英国政府指望波兰扮演这个重要角色，它处处小心谨慎，唯恐动摇了波兰的信心。象俄国人一样，英国政府也清楚地认识到地理因素的重要。事实上，它知道，当波兰或罗马尼亚同德国作战时，要给予援助就只能由俄国或通过俄国来给予，因此，要紧的是使俄国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善意的中立，可能的话，应让它在和平阵线中积极合作。同时，英国政府在面子上又很难强迫俄国去援助那些不愿接受它援助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英国政府同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一样感到担心，即同苏联的密切联合可能会激怒德国而不是遏制住它；使英国政府感到更担心的是，同俄国订立条约不但会使英国国内发生意见分歧，而且会疏远其他友好国家。尤其重要的也许是，它怀疑倘若发生战争，它期望从苏联得到的物质援助是否能超过订立条约所蒙受的损失。
由于这些原因，英国政府是对4月14日自己提出的建议——要俄国单方面声明愿意援助波兰和罗马尼亚——抱着强烈的偏爱而开始这个阶段的谈判的，认为它比法国的缔结一项相互保证的条约的建议要优越得多，更不必说俄国提出的缔结一项附有军事协定的三国条约(换句话说就是军事同盟)的反建议了。但是，到了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英国政府的态度已有所前进，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准备满足俄国人的愿望。但是它仍极力想要保卫小国免遭不受欢迎的干预；可是它惊愕而沮丧地发现，为此目的而加进它的新建议中的条款，在俄国人的眼中却使建议变得分文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