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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边界，以便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和平解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在边界遭到侵犯之前进行更好的准备。根据这点，其次的目标就是保持和扩大同英国的联盟，并在无法劝使其他国家接受结盟的全部内容时，使之保守中立(如果可能的话保守友好的中立)。美国的善意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久就将提供主要的供应线。罗马尼亚位于德俄之间，局势极不稳定，不能寄予多大希望(象卡利内斯库在1939年9月21日被铁卫团暗杀一事所表明的那样)；但是在土耳其，却作出了一个可喜的开端，谈判的结果，在1939年10月签订了英-法-土联合条约。西班牙不仅宣布决意不卷入这场争斗，而且还保证，不会停止供应制造炸药必不可少的黄铁矿砂。
在中立的国家中，最成问题的是意大利。要是它决定在德国已经发动的这场战争中站在德国的一边进行干涉，将是对法国的一大威胁；假如它有机会能限制战争范围的话，它显然是个调解人；只要它认为同法国保持良好关系对自已有利，它就可能成为法国的供应来源。据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保罗-邦库尔说，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法国对意大利全神贯注，这一点在议会的辩论中居于支配地位(应当看到，参议院甚至比国民议会更不想打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法、英两国舰队联合起来在地中海所占的无可争辩的优势，以及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进行冒险后军事力量大大损耗的情况，使意大利陷于这样一种处境，在法国人看来，如果对之施加足够的压力，可以指望它迅即让步。由于苏联通过1939年8月23日同德国缔结的协定而含蓄地使1935年5月的法-苏互助条约归于无效，因此法国比以往更需要意大利真正而有效的中立。盟国从意大利的中立所得到的好处，将是更有效地封锁德国，长驱直入东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并有可能把更多的德国兵力吸引到那里另打一场“边缘战役”侥幸的话，这条东南战线甚至可能严重地威胁到德国的石油供应。
至于如何向意大利施加压力的问题，法国普遍的看法是，不必向意大利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更加明确地表明立场。由于排除了任何形式的强制行动，因而认为在经济上打交道最可能收效，1939年9月中旬，法、意两国在圣？雷莫开始会谈，最后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缔约的结果是，意大利后来供给了法国大量炸药、反坦克地雷，甚至还有飞机。此外，在战争已开始后，仍作出种种努力，使英、法海军的封锁方式，能尽量减少意大利海运遭遇到的不便。
在这个极其重要的对意关系问题上，当时法国的政策同英国的政策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一般的法国人民中间，还是在1939年9月1日至1940年6月30日之间先后执政的三届法国政府中的任何一届政府，都存在着若干程度的仇英情绪。在某种意义上，自从拿破仑时代以来——如果时间不是更久远的话——法国人本来就有仇英的情绪；虽然赖伐尔在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把这种情绪斥之为“一时的感情冲动”但是他在不那么公开的言论中，却称之为法国内部政治生活中一个永久性的因素。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人都未能看到，即使俄、德两国本质上都是侵略者，但是就盟国来说，仍以集中全力首先击败德国为上策，因为德国是更加迫近的危险敌人。由于未能看清这种情况，因而仇视英国的情绪就越发强烈了。英国因为地理上的缘故，受到这种错误估计的影响较小，但是这一点反而加深了法国人一贯对英国人的虚伪所抱的怀疑。即使不能说仇英的情绪对法国在军事上确实战败有重要的关系，可是这种情绪肯定在贝当元帅的政府利用战败做文章上大起作用。
法国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候所奉行的实际外交政策，都是由于两种观点互相牵制的结果，一种观点着眼于可能发生的事，另一种则着眼于希望发生的事：前一种观点是外交部常任官员们的现实主义，他们对法国利益的观念不因政府的更迭和舆论的向背而变动(可是他们并不能因此而在种种办法施尽后，最后仍不向政府和舆论屈服)；后一种观点是内阁中的大多数人和政府首脑比较短视的权宜之计，这些人的地位直接地取决于他们怎样投合国民的心理。常任官员们认为，主要的敌人是德国，因此必须同俄国友好，反之，达拉第及其同僚们却知道，人民无意打仗，因此他们首先急于千方百计地避免同德国冲突。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需要同英国结盟，不论英国的行动和动机多么令人可疑。
博内在回忆录中写道，9月4日，在战争行动开始以后几小时内，他和波兰大使谈妥了互助条约，而为了履行这个条约，在此之前就已宣战。的确，纯粹形式上的“战争行动”于9月3日已在法国开始，但是那时波兰有组织的抵抗实际上却已结束了。在战争的开头两个星期内，迫切需要做的事是向焦虑的法国民众隐瞒这样的事实，即法国本身还没有作好战争的准备，却已经和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波兰结成同盟参加了战争。因此，法国驻波兰大使向世界各国报界驻华沙代表保证说，波兰在波尼亚托夫斯基、科希秋什科或毕苏茨基时代所面临的只是暴虐的统治，而这次却有法国和英帝国无穷无尽的资源为后盾；与此同时，在巴黎，法国情报部正在对波兰军队的规模加以吹嘘，认为波军的战术虽然已经过时，然而英勇善战，产生出一种精神上的效果，而与其实际的简陋装备形成可笑的对照，情报部一面又指出，德国人还不曾打赢过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在战争第三个星期的开头，当苏联军队已经冲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边界全线，与德军在历史上有名的要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师时，时报仍然硬说，波兰人的抵抗还不能肯定已被击溃。
俄国人入侵波兰，在法国引起人们对苏联这一行动的含义作了许多推测，它使法国恢复了这样的希望，认为德国这时也许会倾其全力对付苏联，好让法国再推迟行动。
这件事也使法国**的党员对这场战争的态度起了变化，并随之而使法国其他各方面对法国**的方针也起了变化。法国总工会花了一个月功夫仔细研究了8月23日莫斯科协定的含义以后，在9月25日发表了一件议事记录，认为这个协定背叛了工人，并且宣布，以后不可能同赞成这个协定的**员合作。因此，在第二天，达拉第得以顺从右派的吵吵嚷嚷，颁布法令解散了**。社会党领袖勃鲁姆提醒他，这样做在国外产生的后果，将给人这样的印象，以为几十万法国工人全是不爱国的。但是，达拉第对勃鲁姆的话克耳不闻。
国边界，以便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和平解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在边界遭到侵犯之前进行更好的准备。根据这点，其次的目标就是保持和扩大同英国的联盟，并在无法劝使其他国家接受结盟的全部内容时，使之保守中立(如果可能的话保守友好的中立)。美国的善意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久就将提供主要的供应线。罗马尼亚位于德俄之间，局势极不稳定，不能寄予多大希望(象卡利内斯库在1939年9月21日被铁卫团暗杀一事所表明的那样)；但是在土耳其，却作出了一个可喜的开端，谈判的结果，在1939年10月签订了英-法-土联合条约。西班牙不仅宣布决意不卷入这场争斗，而且还保证，不会停止供应制造炸药必不可少的黄铁矿砂。
在中立的国家中，最成问题的是意大利。要是它决定在德国已经发动的这场战争中站在德国的一边进行干涉，将是对法国的一大威胁；假如它有机会能限制战争范围的话，它显然是个调解人；只要它认为同法国保持良好关系对自已有利，它就可能成为法国的供应来源。据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保罗-邦库尔说，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法国对意大利全神贯注，这一点在议会的辩论中居于支配地位(应当看到，参议院甚至比国民议会更不想打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法、英两国舰队联合起来在地中海所占的无可争辩的优势，以及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进行冒险后军事力量大大损耗的情况，使意大利陷于这样一种处境，在法国人看来，如果对之施加足够的压力，可以指望它迅即让步。由于苏联通过1939年8月23日同德国缔结的协定而含蓄地使1935年5月的法-苏互助条约归于无效，因此法国比以往更需要意大利真正而有效的中立。盟国从意大利的中立所得到的好处，将是更有效地封锁德国，长驱直入东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并有可能把更多的德国兵力吸引到那里另打一场“边缘战役”侥幸的话，这条东南战线甚至可能严重地威胁到德国的石油供应。
至于如何向意大利施加压力的问题，法国普遍的看法是，不必向意大利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更加明确地表明立场。由于排除了任何形式的强制行动，因而认为在经济上打交道最可能收效，1939年9月中旬，法、意两国在圣？雷莫开始会谈，最后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缔约的结果是，意大利后来供给了法国大量炸药、反坦克地雷，甚至还有飞机。此外，在战争已开始后，仍作出种种努力，使英、法海军的封锁方式，能尽量减少意大利海运遭遇到的不便。
在这个极其重要的对意关系问题上，当时法国的政策同英国的政策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一般的法国人民中间，还是在1939年9月1日至1940年6月30日之间先后执政的三届法国政府中的任何一届政府，都存在着若干程度的仇英情绪。在某种意义上，自从拿破仑时代以来——如果时间不是更久远的话——法国人本来就有仇英的情绪；虽然赖伐尔在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把这种情绪斥之为“一时的感情冲动”但是他在不那么公开的言论中，却称之为法国内部政治生活中一个永久性的因素。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人都未能看到，即使俄、德两国本质上都是侵略者，但是就盟国来说，仍以集中全力首先击败德国为上策，因为德国是更加迫近的危险敌人。由于未能看清这种情况，因而仇视英国的情绪就越发强烈了。英国因为地理上的缘故，受到这种错误估计的影响较小，但是这一点反而加深了法国人一贯对英国人的虚伪所抱的怀疑。即使不能说仇英的情绪对法国在军事上确实战败有重要的关系，可是这种情绪肯定在贝当元帅的政府利用战败做文章上大起作用。
法国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候所奉行的实际外交政策，都是由于两种观点互相牵制的结果，一种观点着眼于可能发生的事，另一种则着眼于希望发生的事：前一种观点是外交部常任官员们的现实主义，他们对法国利益的观念不因政府的更迭和舆论的向背而变动(可是他们并不能因此而在种种办法施尽后，最后仍不向政府和舆论屈服)；后一种观点是内阁中的大多数人和政府首脑比较短视的权宜之计，这些人的地位直接地取决于他们怎样投合国民的心理。常任官员们认为，主要的敌人是德国，因此必须同俄国友好，反之，达拉第及其同僚们却知道，人民无意打仗，因此他们首先急于千方百计地避免同德国冲突。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需要同英国结盟，不论英国的行动和动机多么令人可疑。
博内在回忆录中写道，9月4日，在战争行动开始以后几小时内，他和波兰大使谈妥了互助条约，而为了履行这个条约，在此之前就已宣战。的确，纯粹形式上的“战争行动”于9月3日已在法国开始，但是那时波兰有组织的抵抗实际上却已结束了。在战争的开头两个星期内，迫切需要做的事是向焦虑的法国民众隐瞒这样的事实，即法国本身还没有作好战争的准备，却已经和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波兰结成同盟参加了战争。因此，法国驻波兰大使向世界各国报界驻华沙代表保证说，波兰在波尼亚托夫斯基、科希秋什科或毕苏茨基时代所面临的只是暴虐的统治，而这次却有法国和英帝国无穷无尽的资源为后盾；与此同时，在巴黎，法国情报部正在对波兰军队的规模加以吹嘘，认为波军的战术虽然已经过时，然而英勇善战，产生出一种精神上的效果，而与其实际的简陋装备形成可笑的对照，情报部一面又指出，德国人还不曾打赢过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在战争第三个星期的开头，当苏联军队已经冲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边界全线，与德军在历史上有名的要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师时，时报仍然硬说，波兰人的抵抗还不能肯定已被击溃。
俄国人入侵波兰，在法国引起人们对苏联这一行动的含义作了许多推测，它使法国恢复了这样的希望，认为德国这时也许会倾其全力对付苏联，好让法国再推迟行动。
这件事也使法国**的党员对这场战争的态度起了变化，并随之而使法国其他各方面对法国**的方针也起了变化。法国总工会花了一个月功夫仔细研究了8月23日莫斯科协定的含义以后，在9月25日发表了一件议事记录，认为这个协定背叛了工人，并且宣布，以后不可能同赞成这个协定的**员合作。因此，在第二天，达拉第得以顺从右派的吵吵嚷嚷，颁布法令解散了**。社会党领袖勃鲁姆提醒他，这样做在国外产生的后果，将给人这样的印象，以为几十万法国工人全是不爱国的。但是，达拉第对勃鲁姆的话克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