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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结果呢，德国人竟然愿意让一个疯狂的**者去决定他们的命运，这个**者自己确信，德国将在1939年实现征服全世界的目标，在1914年时，德国曾为了想实现这一目标，结果遭到惨败。在三十年代里，德国人与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在不愿再打仗这一点上，程度是有差别的。这一点对希特勒的打算来说，是很重要的。在巧妙地准备发动一次势不可当的闪电战的时候，希特勒意识到德国人在作战能力方面胜过西方的邻国，因此确信自己一定能够完成他的前辈在1914年到1918年间未获成功的事业。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心理从表面上看确实是很不相同的；因为从1918年11月到1940年4月，英国人的理想是要保持一种“正常状态”——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英国人认为，这种“正常状态”的标准，就是联合王国的中产阶级在1815年到1914年这一百年问曾经过惯了的那种比较幸福的生活状况。如果说，英国中产阶级在这一百年间的生活状况已经使上帝满意地称他们为“文明人”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定被看作是一场可怕的灾难，犹如1902年佩莱火山爆发使马提尼克岛上的圣皮埃尔城遭到毁灭，或者象1912年“泰坦尼克”号轮船触冰山而沉没那样。在为将来制订计划时，不必预期，因此也不必考虑到这种惨剧会重演。只要任何这样的计划是可以实行或值得想望的，英国就应该打算恢复和保持不受欧洲大陆的混乱所干扰的“正常的”幸福生活，象在1848年随后又在1864年到1871年间非常突出地享有的那种生活。这就意味着，英国要恢复它的“正常的”政策，即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既不承担义务，也不进行反对。
固然，在1919年和平解决争端时，英国成为国际联盟盟约的缔约国，确实承担了一种新型的义务，其范围不仅涉及欧洲，而且还涉及全世界。固然，当美国不愿接受这个盟约，从而使该盟约失去效用时，英国也没有宣布在盟约上的签字作废。可是，这并不能说明英国意志坚决和勇敢大胆，而是可以说明，英国没有对它所承担的盟约义务记在心上。或许，那些还想到有过这么一个盟约的英国人中，大多数都把它看作是一种学究气的习作，旨在取悦少数脱离实际的空想家。而这些空想家本人，则似乎多数都把该盟约当作是一种恩赐给他们的魔法，使他们可以凭空不劳而获，就象一个贪得无厌的银行家，没有黄金作担保就发行纸币，同时却巴望持票人决不会向他兑换黄金。他们当然不会把国联盟约看作是要他们“流泪、流汗、流血和苦干”来尽的义务，但是，当丘吉尔于1940年5月13日要求他们作出这些可怕的牺牲时，他们毕竟还是非常平静地毅然接受下来，这时候，国联盟约在那些不得已而把它当作宝剑来使用的人们手中，早已变成一根折断的芦杆了。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英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所经受的严峻考验不是它对国联的态度，而是它对法德两国的态度。在英国人同这两个欧陆强国的交往中(他们对此的确是重视的)，他们坚持再度采用在十九世纪奉行的那种不承担任何正式义务的政策，这个政策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它使法国人感到伤心，同时又听任法国人在德国人心中埋下怨恨的火种，使希特勒能够把它扇成熊熊的火焰。
从1918年11月11日到1940年6月25日，在英法关系的这段历史中，英国采取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行动，拒不批准在1919年6月28日答应给法国的保证，这件事发生在美国参议院否决了美国于同一天答应给法国的与之类似并相互有关的保证之后。实际上，这等于是在废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人们毛骨悚然地亲身体验到德国的军事力量时，这个协约已经表明了，为了使法国、同样也使英国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它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某些有远见的法国政治家和英国政治家，在1904年和1904年以后，在当时还无法估计其大小的德国威胁面前，为了消除他们两国之间的矛盾，曾经互相作了让步，但是，甚至这些政治家，也不曾认识到，德国的实力究竟有多么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们才看到了德国威胁的严重程度；大战以后，英国的政治家对法国人当时痛心地意识到的那种现实状况，实在没有理由熟视无睹。英国不肯批准战后对法国的保证，这给英法关系一个狠狠的打击，使两国的关系从此没有恢复过来；从那时起，这两个曾经在1914年到1918年间依靠这一协约共同得到拯救的伙伴，步调就越来越不一致，直到1940年6月终于悲惨地分道扬镳为止。
对于这种指责，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英国政治家们或许会作这样的回答：光是向他们过去的盟邦法国提供军事上的保证，来防止他们过去的敌人德国万一再度发动侵略，只不过是在试图解决德国问题方面的一种消极措施。他们或许会提出这样一种积极的解决办法：应使德国与西方国家恢复相互礼让，使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结成伙伴，先是成为平等的，然后成为乐意合作的伙伴。为了收到这一积极的效果，英国人竭力帮助德国去恢复战前的繁荣，使德国与它所进行贸易的一些国家在经济方面能相互得到好处。但是，英国的这种建设性的、有远见的政策，却被法国想要使那个暂时被打败的德国永远贫弱的盲目企图所破坏了，这个企图到头来是注定要失败的。要是英国对此提出任何抗辩的话，法国会回答说，法国对英国的建设性政策之所以进行这一致命的破坏，其责任主要还是在于英国。因此，英国的政治家们理应早已预见到：没有法国的默许和合作，他们就无法帮助德国复兴，他们也无法使法国人欣然支持英国的这一政策，除非他们开始向法国提供军事方面的保证，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保证，法国将永远不会感觉安全，从而使它对德国采取的行动也永远不会具有必不可少的睿智和大度。英国的政治家们理应还看到：由于他们自己在当初把该做的事情疏忽未做而犯下了错误，结果给了当时的法国总理普安卡雷一个促使法国对德国进行压制的机会，这时他们必须向法国施加事实上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大得多的政治压力，以阻止法国不致走极端，而使德国人的怨气达到无可消除的地步。事实上，英国人是为了满足不承担任何义务的妄想而牺牲了一切。他们不批准对法国的保证，拒不承担义务，他们不肯负起责任去抑制法国，使之不致激怒德国；而当他们最后承担起那个公正无私的1925年洛迦诺公约规定的义务时，为时已太晚，无法弥补已经造成的心理上的损失。他们在保持自己行动自由的名义下，那时候已经反躬自责，不得不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这场灾难正是他们一直要想避免的。
。可是，结果呢，德国人竟然愿意让一个疯狂的**者去决定他们的命运，这个**者自己确信，德国将在1939年实现征服全世界的目标，在1914年时，德国曾为了想实现这一目标，结果遭到惨败。在三十年代里，德国人与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在不愿再打仗这一点上，程度是有差别的。这一点对希特勒的打算来说，是很重要的。在巧妙地准备发动一次势不可当的闪电战的时候，希特勒意识到德国人在作战能力方面胜过西方的邻国，因此确信自己一定能够完成他的前辈在1914年到1918年间未获成功的事业。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心理从表面上看确实是很不相同的；因为从1918年11月到1940年4月，英国人的理想是要保持一种“正常状态”——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英国人认为，这种“正常状态”的标准，就是联合王国的中产阶级在1815年到1914年这一百年问曾经过惯了的那种比较幸福的生活状况。如果说，英国中产阶级在这一百年间的生活状况已经使上帝满意地称他们为“文明人”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定被看作是一场可怕的灾难，犹如1902年佩莱火山爆发使马提尼克岛上的圣皮埃尔城遭到毁灭，或者象1912年“泰坦尼克”号轮船触冰山而沉没那样。在为将来制订计划时，不必预期，因此也不必考虑到这种惨剧会重演。只要任何这样的计划是可以实行或值得想望的，英国就应该打算恢复和保持不受欧洲大陆的混乱所干扰的“正常的”幸福生活，象在1848年随后又在1864年到1871年间非常突出地享有的那种生活。这就意味着，英国要恢复它的“正常的”政策，即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既不承担义务，也不进行反对。
固然，在1919年和平解决争端时，英国成为国际联盟盟约的缔约国，确实承担了一种新型的义务，其范围不仅涉及欧洲，而且还涉及全世界。固然，当美国不愿接受这个盟约，从而使该盟约失去效用时，英国也没有宣布在盟约上的签字作废。可是，这并不能说明英国意志坚决和勇敢大胆，而是可以说明，英国没有对它所承担的盟约义务记在心上。或许，那些还想到有过这么一个盟约的英国人中，大多数都把它看作是一种学究气的习作，旨在取悦少数脱离实际的空想家。而这些空想家本人，则似乎多数都把该盟约当作是一种恩赐给他们的魔法，使他们可以凭空不劳而获，就象一个贪得无厌的银行家，没有黄金作担保就发行纸币，同时却巴望持票人决不会向他兑换黄金。他们当然不会把国联盟约看作是要他们“流泪、流汗、流血和苦干”来尽的义务，但是，当丘吉尔于1940年5月13日要求他们作出这些可怕的牺牲时，他们毕竟还是非常平静地毅然接受下来，这时候，国联盟约在那些不得已而把它当作宝剑来使用的人们手中，早已变成一根折断的芦杆了。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英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所经受的严峻考验不是它对国联的态度，而是它对法德两国的态度。在英国人同这两个欧陆强国的交往中(他们对此的确是重视的)，他们坚持再度采用在十九世纪奉行的那种不承担任何正式义务的政策，这个政策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它使法国人感到伤心，同时又听任法国人在德国人心中埋下怨恨的火种，使希特勒能够把它扇成熊熊的火焰。
从1918年11月11日到1940年6月25日，在英法关系的这段历史中，英国采取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行动，拒不批准在1919年6月28日答应给法国的保证，这件事发生在美国参议院否决了美国于同一天答应给法国的与之类似并相互有关的保证之后。实际上，这等于是在废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人们毛骨悚然地亲身体验到德国的军事力量时，这个协约已经表明了，为了使法国、同样也使英国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它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某些有远见的法国政治家和英国政治家，在1904年和1904年以后，在当时还无法估计其大小的德国威胁面前，为了消除他们两国之间的矛盾，曾经互相作了让步，但是，甚至这些政治家，也不曾认识到，德国的实力究竟有多么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们才看到了德国威胁的严重程度；大战以后，英国的政治家对法国人当时痛心地意识到的那种现实状况，实在没有理由熟视无睹。英国不肯批准战后对法国的保证，这给英法关系一个狠狠的打击，使两国的关系从此没有恢复过来；从那时起，这两个曾经在1914年到1918年间依靠这一协约共同得到拯救的伙伴，步调就越来越不一致，直到1940年6月终于悲惨地分道扬镳为止。
对于这种指责，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英国政治家们或许会作这样的回答：光是向他们过去的盟邦法国提供军事上的保证，来防止他们过去的敌人德国万一再度发动侵略，只不过是在试图解决德国问题方面的一种消极措施。他们或许会提出这样一种积极的解决办法：应使德国与西方国家恢复相互礼让，使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结成伙伴，先是成为平等的，然后成为乐意合作的伙伴。为了收到这一积极的效果，英国人竭力帮助德国去恢复战前的繁荣，使德国与它所进行贸易的一些国家在经济方面能相互得到好处。但是，英国的这种建设性的、有远见的政策，却被法国想要使那个暂时被打败的德国永远贫弱的盲目企图所破坏了，这个企图到头来是注定要失败的。要是英国对此提出任何抗辩的话，法国会回答说，法国对英国的建设性政策之所以进行这一致命的破坏，其责任主要还是在于英国。因此，英国的政治家们理应早已预见到：没有法国的默许和合作，他们就无法帮助德国复兴，他们也无法使法国人欣然支持英国的这一政策，除非他们开始向法国提供军事方面的保证，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保证，法国将永远不会感觉安全，从而使它对德国采取的行动也永远不会具有必不可少的睿智和大度。英国的政治家们理应还看到：由于他们自己在当初把该做的事情疏忽未做而犯下了错误，结果给了当时的法国总理普安卡雷一个促使法国对德国进行压制的机会，这时他们必须向法国施加事实上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大得多的政治压力，以阻止法国不致走极端，而使德国人的怨气达到无可消除的地步。事实上，英国人是为了满足不承担任何义务的妄想而牺牲了一切。他们不批准对法国的保证，拒不承担义务，他们不肯负起责任去抑制法国，使之不致激怒德国；而当他们最后承担起那个公正无私的1925年洛迦诺公约规定的义务时，为时已太晚，无法弥补已经造成的心理上的损失。他们在保持自己行动自由的名义下，那时候已经反躬自责，不得不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这场灾难正是他们一直要想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