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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
我很理解你。但你真能够和斯捷莎的家庭决裂怕是不容易……我劝你别那么固执，就放弃工厂的工作，担当镇苏维埃主席吧。都是为了国家工作嘛……我的情况有点不妙。我已经住院了。他们给我开了两次刀了，流了不少血，但仍没人告诉我，这种情况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我已完全脱岗了，找了份新职业——“生病”。我痛心地告诉你：我的右腿已残废了……而且七年前我脊背上受过暗伤，他们告诉我这更加严重……我准备忍受所有的磨难，只要我能归队就行！
在生活中，再没有比掉队更让我难受的了，我连想都不敢想。
我的伤情不但没有半点起色，反而越来越差了。
第一次手术之后，我刚能走动就去工作了，可没几天他们又把我送回来了。
现在我刚刚收到耶夫帕托里亚的麦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我就去了。
阿尔吉莫，不要难过，我不会轻易就死掉的。我自己有足够三个人的生命力。我还要干许多许多工作。
哥哥，要注意健康，别再一口气扛三百多斤了。压坏了，还得很费事儿地修补它。
时间给我们经验，读书给我们力量。
可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客留在医院啊！
握手
保尔?柯察金
而此时，保尔正在医院里同巴扎诺娃告别呢。她握着他的手问：“您明天就去克里木？那今天打算在哪儿过呢？”
“多拉马上就过来。今天白天和晚上我就住她家里，明天一早，她会送我上车。”
巴扎诺娃说：“咱们约过，您在动身前见见我的父亲，您没忘吧？我已把您的情况告诉了他，我想让他为您查一下，今晚就行。”
保尔同意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带着保尔去了她父亲那宽敞的诊所。
那位著名的外科医生给保尔作了一次详细检查之后，单独告诉女儿：“全瘫的悲剧正在等着这个青年人，我们束手无策。”
而巴扎诺娃犹豫再三后谨慎地告诉保尔：“我相信耶夫帕托里亚的治疗法会使您迅速康复的。秋天的时候，您就可以重新工作啦。”
当她说的时候，有一对格外敏锐的眼睛在盯着她。
“从您所说的话里，更准确地说，从您所回避的话中，我已经明白了我病情的严重了。您总该记得，我请求过您永远不要对我说慌。不用瞒我，我听了决不会昏过去，更不会自杀。可是，我得知道我的将来如何。”保尔说道。
巴扎诺娃跟他开了个玩笑，有意把话岔开了。
那天晚上，保尔没有得知他真实的病情。
他们分手的时候，巴扎诺娃亲切地嘱咐：“柯察金同志，别忘了我这个朋友啊。很难说您在未来的生活中会发生什么。如果需要我的帮助或者意见，请写信来。我愿随时为您效力。”
她从窗口望着那身穿皮外套的高大的人用劲地拄着手杖，慢慢地从门口向着一辆出租的四轮轻便马车走过去。
还是耶夫帕托里亚。
还是南方的热天，还是熙熙攘攘的人们，还是成片的绣金遮阳帽……汽车在十分钟内就将乘客送到那灰色石灰石建造的两层楼——麦纳克疗养院了。
值班医师将他们分到各个房间。
当他领着保尔来到第十一号房间时，他问：“同志，你拿的是哪一类入院证？”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那我们让你同埃勃涅同志一起住吧。他是德国人，要求我们给他找个俄国伙伴。”
那医师一边说一边敲门。
里面传出一句发音非常不准确的俄国话：“请进。”
保尔走进房里，放下提箱。
那个床上躺着德国人，他长着一双漂亮的蓝眼睛，一头金发。
“顾特莫根，盖诺森，我很想说‘您好’。”他和蔼地笑着改用了俄语，同时伸出白而长的手。
几分钟后，两个人就开始用一种“国际”语言谈话了。
他们全用猜想、手势和一切秘诀，沟通着交流着。
埃勃涅是个德国工人。
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他大腿上挨了一枪，现在旧创复发，便又病倒了。
虽然创口疼痛，但他依然精神饱满，所以立刻赢得了保尔的敬重。
保尔拥有了一个好伙伴。
这不是一个为疾病而哀叹的人，同他在一起会令你连自己的痛苦也忘掉。
“可惜我一点也不懂德语。”保尔暗暗悔恨。
花园一角，摆着几把摇椅和一张竹桌。
两个病人坐的是手推车。
有五个病人凑在这里，别人都戏称之为“国际执委会”。
埃勃涅斜靠在病人手推车上。
另一个手推车上坐着完全不能用脚的保尔。
其他三个人分别是：身宽体重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他是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
像少女般年轻的妇人玛尔塔?劳琳，长了一对褐色眼睛，是拉脱维亚人。
身材魁梧，鬓角花白的西伯利亚人列杰尼奥夫。
这便代表了五个民族。
玛尔塔和瓦伊曼会说德语，埃勃涅总是请他们做翻译。
因为和埃勃涅住同一间房子，保尔就和他成了朋友。
而让保尔同列杰尼奥夫成为朋友的是象棋。
列杰尼奥夫入院之前，保尔是这里的“象棋冠军”。
经过了一番紧张的战争，保尔把瓦伊曼的锦标给夺了过来。
失败令瓦伊曼失去了以往的沉静，很久不肯饶恕保尔。
不久，疗养院来了一个高个老头，虽然五十了，但仍很精神。
他要和保尔下一盘。
保尔没想到对手那么厉害，他沉着地开棋，想用牺牲一卒来取得优势。
列杰尼奥夫的回击是推进他的中卒，而不吃弃卒。
做为冠军的保尔，是和每一个新来的人都要下一盘的。
每次旁观者都特别多。
早在走第九步时，保尔就已发觉对手推进的卒子正围困着自己。
他这才知道了危险，有点后悔开头的粗心了。
三个小时的角逐，保尔让位了。
五天之内，他俩下了十盘，保尔输了七盘、赢了两盘，另一盘和了。
瓦伊曼幸灾乐祸地说：“谢谢你，这回你可把他打败了！列杰尼奥夫同志！活该！他打败了我们全部的人，没想到一个老手叫他栽了跟斗！哈哈哈哈……”
他又对失败的冠军说：“哎，吃败仗的滋味怎么样？”
保尔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的，他其实只知象棋的皮毛。
保尔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他母亲的来信。
母亲告诉他，她有一位叫做阿莉比娜?丘查姆的老朋友，住在距离耶夫帕托里亚不远处的一个港口上。
因为她们十五年没见面了，所以母亲希望保尔去看看阿莉比娜。
这封信，在保尔的一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丘查姆家一共有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娜?丘查姆、她的两个女儿廖莉亚和达雅、廖莉亚的小儿子以及老头子丘查姆。
廖莉亚过去是个打字员，前不久和她的丈夫离婚了，现在呆在家里，照顾她的小男孩，并帮母亲料理家务。
她今年二十二岁，心地单纯，面容开朗，留着褐色的短发。
很快，她便成了保尔的好朋友，并把家里的大小事情都告诉了他。
保尔还十分关切地跟达雅谈了一次话。
“真奇怪，到现在老头子还没有把你嫁出去！”
尽管保尔是开玩笑，但达雅仍是吃了一惊：“我才不嫁人呢！姐姐的事情给了我教训，就是死，我也不结婚。”
保尔笑着说：“看来，你真想一辈子不结婚啦。要是有一个小伙子追你，死追着不放，那你怎么办？”
“也是照样不答应！男人们追你的时候全都挺好的，装出来的！”
保尔和气地说：“也好。独身生活也能够过得不错。不过，你这样对待小伙子未免太残酷了。好在，你还不至于怀疑我向你求婚，要不，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你们这样的人，才不会找我们这种人当媳妇呢，我们对你们没多大用……”
几天后，保尔来到了哈尔科夫。
在保尔三番五次的要求下，奥吉莫终于分配给他一个工作。
保尔到中央书记处机要科工作了。
他心想，只要重新开始工作，失去的时间就能补回来。
但第一天他就发觉自己的想法错了。
他时常浑身无力，连从三楼下来去饭馆吃饭都办不到。
他的手脚经常是麻木的，甚至有时身子不能动弹，还会发烧。
有一天，他要上班时，突然就起不了床了，等到发作过去了，他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而后，这样的事时有发生。
他这才明白：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要掉队了。
一个月后，他又躺倒了。
他写信请来了巴扎诺娃，并且通过她知道了最重要的事情——他并不是非得住院不可。
因而等身体稍好一点，就又去了中央委员会。
奥吉莫拒绝了他。
保尔软磨硬泡地说了一大堆，真挚的语言和痛苦的心情又打动了奥吉莫。
两天后，保尔去中央刊物的一家编辑部谈话，那副总编，在问了许多问题，并看了保尔当下写的文章之后，便告诉保尔：不能任用。
从那天起，保尔的情形日益恶化——他又卧床不起了。
中央停止了他的工作，并让中央社会保险总局拨给他抚恤金。
收到抚恤金的同时，他也收到了残疾证。中央委员会还额外补给他一些钱，同时也给了他全国通行的证件……后来，保尔又收到了玛尔塔的一封信，信中邀请他到她家休息一下。
于是保尔怀着去苏共中央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的热望，赶往了莫斯科。
但是，他的热望没能实现。
……
斗转星移，岁月流逝，过了些日子他又来到了克里木那温暖的海岸。
去了。
我很理解你。但你真能够和斯捷莎的家庭决裂怕是不容易……我劝你别那么固执，就放弃工厂的工作，担当镇苏维埃主席吧。都是为了国家工作嘛……我的情况有点不妙。我已经住院了。他们给我开了两次刀了，流了不少血，但仍没人告诉我，这种情况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我已完全脱岗了，找了份新职业——“生病”。我痛心地告诉你：我的右腿已残废了……而且七年前我脊背上受过暗伤，他们告诉我这更加严重……我准备忍受所有的磨难，只要我能归队就行！
在生活中，再没有比掉队更让我难受的了，我连想都不敢想。
我的伤情不但没有半点起色，反而越来越差了。
第一次手术之后，我刚能走动就去工作了，可没几天他们又把我送回来了。
现在我刚刚收到耶夫帕托里亚的麦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我就去了。
阿尔吉莫，不要难过，我不会轻易就死掉的。我自己有足够三个人的生命力。我还要干许多许多工作。
哥哥，要注意健康，别再一口气扛三百多斤了。压坏了，还得很费事儿地修补它。
时间给我们经验，读书给我们力量。
可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客留在医院啊！
握手
保尔?柯察金
而此时，保尔正在医院里同巴扎诺娃告别呢。她握着他的手问：“您明天就去克里木？那今天打算在哪儿过呢？”
“多拉马上就过来。今天白天和晚上我就住她家里，明天一早，她会送我上车。”
巴扎诺娃说：“咱们约过，您在动身前见见我的父亲，您没忘吧？我已把您的情况告诉了他，我想让他为您查一下，今晚就行。”
保尔同意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带着保尔去了她父亲那宽敞的诊所。
那位著名的外科医生给保尔作了一次详细检查之后，单独告诉女儿：“全瘫的悲剧正在等着这个青年人，我们束手无策。”
而巴扎诺娃犹豫再三后谨慎地告诉保尔：“我相信耶夫帕托里亚的治疗法会使您迅速康复的。秋天的时候，您就可以重新工作啦。”
当她说的时候，有一对格外敏锐的眼睛在盯着她。
“从您所说的话里，更准确地说，从您所回避的话中，我已经明白了我病情的严重了。您总该记得，我请求过您永远不要对我说慌。不用瞒我，我听了决不会昏过去，更不会自杀。可是，我得知道我的将来如何。”保尔说道。
巴扎诺娃跟他开了个玩笑，有意把话岔开了。
那天晚上，保尔没有得知他真实的病情。
他们分手的时候，巴扎诺娃亲切地嘱咐：“柯察金同志，别忘了我这个朋友啊。很难说您在未来的生活中会发生什么。如果需要我的帮助或者意见，请写信来。我愿随时为您效力。”
她从窗口望着那身穿皮外套的高大的人用劲地拄着手杖，慢慢地从门口向着一辆出租的四轮轻便马车走过去。
还是耶夫帕托里亚。
还是南方的热天，还是熙熙攘攘的人们，还是成片的绣金遮阳帽……汽车在十分钟内就将乘客送到那灰色石灰石建造的两层楼——麦纳克疗养院了。
值班医师将他们分到各个房间。
当他领着保尔来到第十一号房间时，他问：“同志，你拿的是哪一类入院证？”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那我们让你同埃勃涅同志一起住吧。他是德国人，要求我们给他找个俄国伙伴。”
那医师一边说一边敲门。
里面传出一句发音非常不准确的俄国话：“请进。”
保尔走进房里，放下提箱。
那个床上躺着德国人，他长着一双漂亮的蓝眼睛，一头金发。
“顾特莫根，盖诺森，我很想说‘您好’。”他和蔼地笑着改用了俄语，同时伸出白而长的手。
几分钟后，两个人就开始用一种“国际”语言谈话了。
他们全用猜想、手势和一切秘诀，沟通着交流着。
埃勃涅是个德国工人。
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他大腿上挨了一枪，现在旧创复发，便又病倒了。
虽然创口疼痛，但他依然精神饱满，所以立刻赢得了保尔的敬重。
保尔拥有了一个好伙伴。
这不是一个为疾病而哀叹的人，同他在一起会令你连自己的痛苦也忘掉。
“可惜我一点也不懂德语。”保尔暗暗悔恨。
花园一角，摆着几把摇椅和一张竹桌。
两个病人坐的是手推车。
有五个病人凑在这里，别人都戏称之为“国际执委会”。
埃勃涅斜靠在病人手推车上。
另一个手推车上坐着完全不能用脚的保尔。
其他三个人分别是：身宽体重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他是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
像少女般年轻的妇人玛尔塔?劳琳，长了一对褐色眼睛，是拉脱维亚人。
身材魁梧，鬓角花白的西伯利亚人列杰尼奥夫。
这便代表了五个民族。
玛尔塔和瓦伊曼会说德语，埃勃涅总是请他们做翻译。
因为和埃勃涅住同一间房子，保尔就和他成了朋友。
而让保尔同列杰尼奥夫成为朋友的是象棋。
列杰尼奥夫入院之前，保尔是这里的“象棋冠军”。
经过了一番紧张的战争，保尔把瓦伊曼的锦标给夺了过来。
失败令瓦伊曼失去了以往的沉静，很久不肯饶恕保尔。
不久，疗养院来了一个高个老头，虽然五十了，但仍很精神。
他要和保尔下一盘。
保尔没想到对手那么厉害，他沉着地开棋，想用牺牲一卒来取得优势。
列杰尼奥夫的回击是推进他的中卒，而不吃弃卒。
做为冠军的保尔，是和每一个新来的人都要下一盘的。
每次旁观者都特别多。
早在走第九步时，保尔就已发觉对手推进的卒子正围困着自己。
他这才知道了危险，有点后悔开头的粗心了。
三个小时的角逐，保尔让位了。
五天之内，他俩下了十盘，保尔输了七盘、赢了两盘，另一盘和了。
瓦伊曼幸灾乐祸地说：“谢谢你，这回你可把他打败了！列杰尼奥夫同志！活该！他打败了我们全部的人，没想到一个老手叫他栽了跟斗！哈哈哈哈……”
他又对失败的冠军说：“哎，吃败仗的滋味怎么样？”
保尔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的，他其实只知象棋的皮毛。
保尔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他母亲的来信。
母亲告诉他，她有一位叫做阿莉比娜?丘查姆的老朋友，住在距离耶夫帕托里亚不远处的一个港口上。
因为她们十五年没见面了，所以母亲希望保尔去看看阿莉比娜。
这封信，在保尔的一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丘查姆家一共有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娜?丘查姆、她的两个女儿廖莉亚和达雅、廖莉亚的小儿子以及老头子丘查姆。
廖莉亚过去是个打字员，前不久和她的丈夫离婚了，现在呆在家里，照顾她的小男孩，并帮母亲料理家务。
她今年二十二岁，心地单纯，面容开朗，留着褐色的短发。
很快，她便成了保尔的好朋友，并把家里的大小事情都告诉了他。
保尔还十分关切地跟达雅谈了一次话。
“真奇怪，到现在老头子还没有把你嫁出去！”
尽管保尔是开玩笑，但达雅仍是吃了一惊：“我才不嫁人呢！姐姐的事情给了我教训，就是死，我也不结婚。”
保尔笑着说：“看来，你真想一辈子不结婚啦。要是有一个小伙子追你，死追着不放，那你怎么办？”
“也是照样不答应！男人们追你的时候全都挺好的，装出来的！”
保尔和气地说：“也好。独身生活也能够过得不错。不过，你这样对待小伙子未免太残酷了。好在，你还不至于怀疑我向你求婚，要不，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你们这样的人，才不会找我们这种人当媳妇呢，我们对你们没多大用……”
几天后，保尔来到了哈尔科夫。
在保尔三番五次的要求下，奥吉莫终于分配给他一个工作。
保尔到中央书记处机要科工作了。
他心想，只要重新开始工作，失去的时间就能补回来。
但第一天他就发觉自己的想法错了。
他时常浑身无力，连从三楼下来去饭馆吃饭都办不到。
他的手脚经常是麻木的，甚至有时身子不能动弹，还会发烧。
有一天，他要上班时，突然就起不了床了，等到发作过去了，他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而后，这样的事时有发生。
他这才明白：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要掉队了。
一个月后，他又躺倒了。
他写信请来了巴扎诺娃，并且通过她知道了最重要的事情——他并不是非得住院不可。
因而等身体稍好一点，就又去了中央委员会。
奥吉莫拒绝了他。
保尔软磨硬泡地说了一大堆，真挚的语言和痛苦的心情又打动了奥吉莫。
两天后，保尔去中央刊物的一家编辑部谈话，那副总编，在问了许多问题，并看了保尔当下写的文章之后，便告诉保尔：不能任用。
从那天起，保尔的情形日益恶化——他又卧床不起了。
中央停止了他的工作，并让中央社会保险总局拨给他抚恤金。
收到抚恤金的同时，他也收到了残疾证。中央委员会还额外补给他一些钱，同时也给了他全国通行的证件……后来，保尔又收到了玛尔塔的一封信，信中邀请他到她家休息一下。
于是保尔怀着去苏共中央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的热望，赶往了莫斯科。
但是，他的热望没能实现。
……
斗转星移，岁月流逝，过了些日子他又来到了克里木那温暖的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