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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鞋的老谢大名叫谢兴泉，中等个头，长得粗实，鼻子偏大，声音有点沙哑，自称是厦门连续工龄最长的个体户：
打从1949年一解放就申请了个体劳动者的营业执照，合法经营长达半个世纪。他还是全市资格最老的补鞋匠之一，12岁起师从其父学艺，至今补鞋已整整补了六十个春秋。他说他的人生实在是太平凡了，成天坐在小板凳上在路边为人补鞋，然后就回家吃饭蒙头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半生的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拿下来了。笔者追问再三，他这才勉勉强强地吐出一两件补鞋生涯中比较引以为傲的“事迹”来，不料闸门一旦打开，竟一发不可收拾。
老教授的旧拖鞋
他五、六十年代常在厦门大学校园教工和学生宿舍摆摊补鞋，曾经为许多著名的老教授补过鞋，旧事重提，他即刻如数家珍地念出一串久远的名字英语名家李庆云、历史学家傅衣凌、经济学家袁镇岳、考古家庄为叽、文学家郑朝宗……他说自己虽然目不识丁，但老教授一个个都平易近人，从来都没有看不起他这个劳动人民。徐霞村教授是学惯中西的学者、《鲁宾孙漂流记》的译家（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中学生选印的30部中外名著中徐的译本赫然其中），曾拿过一双很破很破的旧拖鞋请他修补，还教过他如何说普通话。虽然没学会，他还是很怀念徐老师的。他出生闽南乡野，生来就满口粗话，但在校园补鞋，他不知不觉就把讲粗话的陋习改了许多。他喜欢一边补鞋一边聊天，别看他没有文化，却记忆力惊人，几十年来校园教工张家常李家短，他至今仍记得一清二楚。派出所的户籍民警都不如他，曾因此被人细称为“特务”，后来“特殊时期”时的派出所还当真把他视为“特嫌”，幸好他祖宗十八代都是响当当的贫雇农，左嫌右嫌也没嫌出问题来！他说，“反右”和“特殊时期”期间好多老教授“遭踢”（闽南方言，意为挨整、被迫害），他向来坚定地站在老教授一边，认为是那些整人的干部以及红卫兵、造反派不对。当然他也善于把报废的自行车内胎剪成一副副弹弓的橡皮，以每副八分、一角钱的低价卖给很多教工和“右派”的孩子（笔者当时也是买者之一）。
谈话使老谢渐渐进入了角色，越谈越来劲。听说外国的修鞋匠只会修补皮鞋，老谢认为那太差劲了。他这一生几乎修补过人间所有质地的鞋。他的话匣子只要一打开，大半个世纪的“补鞋经”就竟相涌出来：建国前后修补过美国的旧皮鞋，又厚又硬；还有闽南的木屐，但无论皮鞋还是木屐关键都是钉钉子的技术。木屐后来渐渐消失了，被人字型的海绵拖鞋所取代。补海绵拖鞋难度很大，海绵与锥子往往格格不入，他为之配制了一种特别的土胶水。“特殊时期”那阵子，供应紧张，拖鞋凭票供应，一家一年才供应一双，皮鞋几乎绝迹，他日日面对的就是三大鞋——拖鞋、布鞋和解放鞋，但一路挑担还是传统的呼叫——“钉皮鞋——！”那时拖鞋的质地变成了泡沫塑料的，一时锤子呀，锥子呀、胶水呀都派不上用场。要烧一个木炭炉，烤红一根断锯片，对开裂的鞋面进行“焊接”，需要时还可以把两双破鞋“焊接”成一双。“焊接”泡沫拖可谓老谢的“绝活”，生意十分红火。他绝对够得上是一个补拖鞋的“九段”。可惜好景不长，改革开放之后，物资日益丰富，大家拖鞋穿旧了大多一丢了事，难得再有人拿来补。如今就是乞丐脚上的拖鞋都比当时徐教授家中穿的拖鞋要好得多，老谢的“焊鞋绝活”惟有束之高阁。
三重奏的隐秘
讲到赚钱的话题，他暗淡的双眼中突然神采熠熠起来，于是谈话出彩的地方接二连三。记得是1964年的某一天，他突然被南普陀的采购传唤，入寺会见寺中的方丈，老谢心中十分纳闷，虽然对佛主顶礼膜拜，但他鱼肉照吃，算不上是什么佛家弟子，但方丈的召唤毕竟令他受宠若惊。原来各地鞋厂大讲革命化，突然停止了和尚专用的“罗汉鞋”的生产，寺院方面一筹莫展。方丈表示，和尚们也是愿意“革命化”的，但脚拇子们一时半载还无法适应“解放鞋”，能否请谢师傅想想办法，制作一批罗汉鞋来，而且做鞋时还不宜声张，在寺院的内堂悄悄进行，不要让外面的革命同志有什么误解。老谢当时年富力强，修鞋的技术如火纯青，尽管不曾制造过鞋子，但对着罗汉鞋照猫画虎，结果最终是他苦干加巧干，制作出12双来，使寺院的脚拇子们在革命化的风行中依旧能苟且偷安。他坚定地认为，修鞋与造鞋之间只隔着一张薄纸，一捅就通！
接着是特殊时期中1968年，厦大校园中的“革命师生”排演样板戏《沙家浜》，一时间又是请他出马，赶制新四军的“草鞋”（以皮代草）日本兵的皮靴。假草鞋与罗汉鞋的款式有相通之处，因此他驾轻就熟，三下五除二就仿制出来，而日本军靴他更是仿制得惟妙惟肖，绝对比北京京剧团的道具更逼真！因为他1948年曾有一年的时间神不知鬼不觉到台湾去修鞋，那时厦门到台湾去比上福州还方便和简单，一张船票就万事大吉。在高雄，日军投降后留下的军靴他不知摸过了多少！因为演样板戏是政治任务，他开价多少，人家就给多少，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他不要乱说，真是过瘾极了……
他当然不仅仅赚政策的钱，也赚时尚的钱，1977年他每天都要偷偷地为十几位大学女生的皮鞋布鞋加高跟，钱赚了不少，人也累瘦了一圈。当时“四人帮”垮台不久，高跟鞋还远没有开放，大学里的女工农兵学员都背着政治辅导员，悄悄地请他为鞋加半高跟，且一传十，十传百，学员们神神秘秘接踵而来，他成天就窝在女生宿舍边的老榕树下，忙得没有吃饭的时间。这真是校园正史中闻所未闻的奇闻！“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特殊的时代转折点居然体现出得如此出人意外！
他总结60年的补鞋营生：不断地学习，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鞋情”，才能有饭吃，才能吃好饭。
军营的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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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鞋的老谢大名叫谢兴泉，中等个头，长得粗实，鼻子偏大，声音有点沙哑，自称是厦门连续工龄最长的个体户：
打从1949年一解放就申请了个体劳动者的营业执照，合法经营长达半个世纪。他还是全市资格最老的补鞋匠之一，12岁起师从其父学艺，至今补鞋已整整补了六十个春秋。他说他的人生实在是太平凡了，成天坐在小板凳上在路边为人补鞋，然后就回家吃饭蒙头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半生的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拿下来了。笔者追问再三，他这才勉勉强强地吐出一两件补鞋生涯中比较引以为傲的“事迹”来，不料闸门一旦打开，竟一发不可收拾。
老教授的旧拖鞋
他五、六十年代常在厦门大学校园教工和学生宿舍摆摊补鞋，曾经为许多著名的老教授补过鞋，旧事重提，他即刻如数家珍地念出一串久远的名字英语名家李庆云、历史学家傅衣凌、经济学家袁镇岳、考古家庄为叽、文学家郑朝宗……他说自己虽然目不识丁，但老教授一个个都平易近人，从来都没有看不起他这个劳动人民。徐霞村教授是学惯中西的学者、《鲁宾孙漂流记》的译家（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中学生选印的30部中外名著中徐的译本赫然其中），曾拿过一双很破很破的旧拖鞋请他修补，还教过他如何说普通话。虽然没学会，他还是很怀念徐老师的。他出生闽南乡野，生来就满口粗话，但在校园补鞋，他不知不觉就把讲粗话的陋习改了许多。他喜欢一边补鞋一边聊天，别看他没有文化，却记忆力惊人，几十年来校园教工张家常李家短，他至今仍记得一清二楚。派出所的户籍民警都不如他，曾因此被人细称为“特务”，后来“特殊时期”时的派出所还当真把他视为“特嫌”，幸好他祖宗十八代都是响当当的贫雇农，左嫌右嫌也没嫌出问题来！他说，“反右”和“特殊时期”期间好多老教授“遭踢”（闽南方言，意为挨整、被迫害），他向来坚定地站在老教授一边，认为是那些整人的干部以及红卫兵、造反派不对。当然他也善于把报废的自行车内胎剪成一副副弹弓的橡皮，以每副八分、一角钱的低价卖给很多教工和“右派”的孩子（笔者当时也是买者之一）。
谈话使老谢渐渐进入了角色，越谈越来劲。听说外国的修鞋匠只会修补皮鞋，老谢认为那太差劲了。他这一生几乎修补过人间所有质地的鞋。他的话匣子只要一打开，大半个世纪的“补鞋经”就竟相涌出来：建国前后修补过美国的旧皮鞋，又厚又硬；还有闽南的木屐，但无论皮鞋还是木屐关键都是钉钉子的技术。木屐后来渐渐消失了，被人字型的海绵拖鞋所取代。补海绵拖鞋难度很大，海绵与锥子往往格格不入，他为之配制了一种特别的土胶水。“特殊时期”那阵子，供应紧张，拖鞋凭票供应，一家一年才供应一双，皮鞋几乎绝迹，他日日面对的就是三大鞋——拖鞋、布鞋和解放鞋，但一路挑担还是传统的呼叫——“钉皮鞋——！”那时拖鞋的质地变成了泡沫塑料的，一时锤子呀，锥子呀、胶水呀都派不上用场。要烧一个木炭炉，烤红一根断锯片，对开裂的鞋面进行“焊接”，需要时还可以把两双破鞋“焊接”成一双。“焊接”泡沫拖可谓老谢的“绝活”，生意十分红火。他绝对够得上是一个补拖鞋的“九段”。可惜好景不长，改革开放之后，物资日益丰富，大家拖鞋穿旧了大多一丢了事，难得再有人拿来补。如今就是乞丐脚上的拖鞋都比当时徐教授家中穿的拖鞋要好得多，老谢的“焊鞋绝活”惟有束之高阁。
三重奏的隐秘
讲到赚钱的话题，他暗淡的双眼中突然神采熠熠起来，于是谈话出彩的地方接二连三。记得是1964年的某一天，他突然被南普陀的采购传唤，入寺会见寺中的方丈，老谢心中十分纳闷，虽然对佛主顶礼膜拜，但他鱼肉照吃，算不上是什么佛家弟子，但方丈的召唤毕竟令他受宠若惊。原来各地鞋厂大讲革命化，突然停止了和尚专用的“罗汉鞋”的生产，寺院方面一筹莫展。方丈表示，和尚们也是愿意“革命化”的，但脚拇子们一时半载还无法适应“解放鞋”，能否请谢师傅想想办法，制作一批罗汉鞋来，而且做鞋时还不宜声张，在寺院的内堂悄悄进行，不要让外面的革命同志有什么误解。老谢当时年富力强，修鞋的技术如火纯青，尽管不曾制造过鞋子，但对着罗汉鞋照猫画虎，结果最终是他苦干加巧干，制作出12双来，使寺院的脚拇子们在革命化的风行中依旧能苟且偷安。他坚定地认为，修鞋与造鞋之间只隔着一张薄纸，一捅就通！
接着是特殊时期中1968年，厦大校园中的“革命师生”排演样板戏《沙家浜》，一时间又是请他出马，赶制新四军的“草鞋”（以皮代草）日本兵的皮靴。假草鞋与罗汉鞋的款式有相通之处，因此他驾轻就熟，三下五除二就仿制出来，而日本军靴他更是仿制得惟妙惟肖，绝对比北京京剧团的道具更逼真！因为他1948年曾有一年的时间神不知鬼不觉到台湾去修鞋，那时厦门到台湾去比上福州还方便和简单，一张船票就万事大吉。在高雄，日军投降后留下的军靴他不知摸过了多少！因为演样板戏是政治任务，他开价多少，人家就给多少，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他不要乱说，真是过瘾极了……
他当然不仅仅赚政策的钱，也赚时尚的钱，1977年他每天都要偷偷地为十几位大学女生的皮鞋布鞋加高跟，钱赚了不少，人也累瘦了一圈。当时“四人帮”垮台不久，高跟鞋还远没有开放，大学里的女工农兵学员都背着政治辅导员，悄悄地请他为鞋加半高跟，且一传十，十传百，学员们神神秘秘接踵而来，他成天就窝在女生宿舍边的老榕树下，忙得没有吃饭的时间。这真是校园正史中闻所未闻的奇闻！“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特殊的时代转折点居然体现出得如此出人意外！
他总结60年的补鞋营生：不断地学习，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鞋情”，才能有饭吃，才能吃好饭。
军营的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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