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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此文对余华作品的剖析，确有一定的深度。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我读到的第一个余华的中短篇小说。它写于1986年11月，应该算是余华最早创作的作品之一吧。从小看大，从早看后，研究一个作家的写作，关注他的早期创作是很重要的。从他最初的写作状态中，可以推断出他以后发展的轨迹和倾向，并从中捕获一些有关他写作的深层秘密。十八岁出门远行给我提供了研究余华写作的宝贵信息。
小说写了一个十八岁的少年，第一次出门远行，在路途中的一段看似平常却耐人寻味的经历。“我”在一位刚刚认识的朋友（自以为“朋友”）的司机车上，遭遇一场苹果轰抢事件。欺软怕硬的司机，面对集体的暴力，束手无策，最后还恶毒地抢走了“我”装有钱和物品的背包。“我”虽顽强反抗，终因孤立无援而惨败。
这篇小说，作家莫言曾把它称之为一篇“条理清楚的仿梦小说”并继而称赞余华是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其他评论者，也把十八岁出门远行看作可以和西方现代作品媲美的、揭示了人生荒谬现实的青春小说。
那么，余华真的是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吗？我不这样看。我认为，余华最多只能算是一个“梦中的呓语者”而非真正的清醒者。不错，余华笔下描写的种种人生噩梦，都是令人震惊的，有一些，甚至是前辈作家没有看到，或者看到了却没有勇气揭露出来的真实生命的悲惨处境。就这个意义上说，余华的作品是独特的，有价值的。但是，他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深思了那些噩梦，从而引起他的读者深思呢？也就是说，他到底“清醒”到了什么地步？他是否可以唤醒其它的“梦中人”？或者他自己是否依然身在梦中？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思的。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读到的有这样几个词：冷漠，破碎，欺瞒，逃避。这些消极的字眼，在“十八岁”青春亮丽背景的衬托下，更显残酷和灰暗，使我感到阵阵刺骨的寒冷和冰凉。我没有想到余华早期作品的风貌竟是如此，我甚至不敢将我对余华的阅读继续下去了。我只相信，文学应该带给我的，不应该只是这些，不应该仅仅是这些，甚至根本就不可以是这些。
小说结尾处“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少年，和遭劫的汽车一样遍体鳞伤的少年，将自己躲进了汽车的“心窝”和自己的心窝中，最后躲进了自己出门时和爸爸兴高采烈告别的美好回忆中。于是，眼泪和血迹被遮掩了，痛苦和伤痕被淡化了。十八岁的少年人对自己说，他找到了他要找的旅店——那可以避风遮雨，远离伤害的心灵之家。他就在他并不强大的心中，和那些虚幻的回忆中。
少年的人生美梦（憧憬），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就遭遇破碎的命运，已经伤痕累累的他，又在另一个自欺欺人的梦中沉睡过去。这个柔弱、敏感、单薄、不敢面对现实真相、更不敢深究黑暗根源的、自欺欺人、继续被噩梦伤害的少年形象，在我看来，几乎成了余华所有重要作品之精神内核的一个醒目标志。这个羸弱的少年形象，与余华的三部重要长篇——在细雨中呼喊中那个在回忆里自我疗伤的少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在苦难中忍辱负重的福贵、许三观，遥相呼应，形成一道特别的生命景观，坚守着恒定不变的驼鸟式的逃跑姿态。
由此，十八岁出门远行为我勾勒出了余华整体创作的大致图景。冷漠与破碎，是他早期中短篇小说的心理特征；欺瞒与逃避，是他后期长篇小说的精神特色。这个小小的短篇，竟然把余华的整个写作过程、他面对的现实和受伤、他的内心冲突、他寻求解决冲突的方式、他的前卫和后退，等等，都象征性地概况了出来。这是我的牵强附会呢，还是冥冥中深藏玄机？这恐怕是连余华本人都难以回答的一个写作之谜。
阅读余华的早期小说，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遗憾的是，这个勇气和胆量，只是生理心理层次的，而不是心灵精神层次的。下面，我就来探寻余华作品的精神内核及其实质，并附带阐述我如此论断的理由。
余华早期的作品，关注和表现了一个重要的黑暗现实，那就是暴力。这也是自有人类以来，人性中的一个巨大盲点。余华的笔触，一开始就敏感地深入到这个司空见惯、却因此易被忽视和回避的历史现实，尤其是中国的历史现实中——它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下面以一九八六年为例，扼要说明。
一九八六年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在业余时间里研究过古代刑罚的中学历史教师，在文革中，由于他这一曾经的“业余研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和伤害，后来精神崩溃，成了一个到处游荡的疯子。这个疯子在幻想中，成了一个虐待狂和施虐狂。他在妄想中，用他过去因研究而得知的古代刑罚自残和残他。整个小说，充满了一股怪异的血腥味，令人发指。那么，这个历史教师的疯狂，是不是源自他精神上的觉醒后，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呢？我为此而深感困惑。进一步阅读下去，我发现，他不仅仅在想象中自残，而且更在想象中残他，其疯狂的举动，充满了报复、复仇的恶毒快感。
“砍刀向那些走来的人的膝盖砍去了无边无际的人群正蜂拥而来，一把刀将他们的脑袋纷纷削上天去。”（余华一九八六）他在幻想中，看见那些人被肢解，下油锅，而他自己，无不快意地将那些尸体剥皮，拔骨，掏肺，探心最后，他从自残后的昏迷中醒来，还忘不了残他，在幻觉中“他似乎看到了无数人体以各种姿势，纷纷在掉落下来。于是，他兴高采烈地跳跃着向那里跑去。”
历史教师幻想中的残他、施暴行为，显然不是用“象征”——比如，把那些他在幻觉中伤害的人看着暴力本身——之类的词语可以加以搪塞的。历史教师之所以如此，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从噩梦中清醒，有意识地反对暴力的抗议者，而只是一个沉睡于更深更可怕的噩梦中的受害者和害人者（在受害之后变本加厉地复仇），他既是暴力的被伤害对象，又是暴力的实施者，尽管他的暴力行为是貌似无辜的“幻觉”中的“后发制人”
这一看见，给我分析余华描写暴力的作品，打开了一个透过表相、直接进入其精神实质的透明通道。我发现，余华对于暴力的展示，显然缺少一个强大有力的精神支撑。或曰：精神背景、精神能量。这和西方同样揭示暴力的作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里仅以卡夫卡的一个短篇小说在流放地，作编者按 此文对余华作品的剖析，确有一定的深度。一个对比。
一位外国旅行家，受一位司令官的邀请，到一个流放地，参观一场对一个士兵的处决。执行处决的军官精精有味、不厌其烦起向旅行家讲述行刑的工具和方式。其非人道的残酷使人瞠目结舌。被处决的犯人，在那个行刑的机器中，要受到十几个小时的折磨，全身不停地被钢针穿刺，直到血流成河，在极度的痛苦和疲乏中悲惨地死去。而那些被处死的士兵，犯的所谓罪行，都不过是顶撞长官之类的小节。
旅行家最初是冷漠的，待他知道眼前就要被处死的士兵“犯罪”的真相和刑罚的残酷之后，在思想的犹豫矛盾和斗争之后，听从了内在良知的声音——他对军官的作法提出了质疑，使军官无地自容——但这并不是和旅行家一样的良心觉醒，军官放过了那个士兵，出人意料地走上那架杀人的机器，开动它，把自己杀死了。旅行家甚至都来不及阻止他。事实上，这种非法的审判方式和非人的行刑方式，正处在被废除的边缘，军官的支持者越来越少。而这种残酷的“谋杀”方式，早已成为他的生活习惯乃至精神信仰，在不能继续实施“谋杀”的时候，他选择了“谋杀”自己，来捍卫他的“信仰”
卡夫卡就这样把暴力对人的精神伤害深刻地揭示了出来。暴力伤害的，不仅仅是人的肉体，更是人的心灵和精神。表面上，军官是一个施暴者，但是，他内在深处受到的暴力伤害远比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更深，他完全成了暴力的工具和奴隶，暴力成了他生命的存在方式，乃至精神信仰。卡夫卡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他总是在对现实极度的绝望中，保持着良知的清醒，并尝试着用它去审判世界，穿透黑暗，拯救灵魂。
在流放地中的旅行家，是良知觉悟的代表，他对于判决的质疑，来源于内心道德理性的监督，虽然他也因为人情世故而犹豫动摇过，但是在无辜者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勇敢地站了出来。军官之所以放弃了享受又一次谋杀的快感，也是迫于正义的威力。但旅行家可以阻止暴力的外部行为，却无法医治暴力带给人的内在伤害，在军官走火入魔的自杀动作面前无能为力，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灭亡。
同样是面对暴力的反应，在一九八六年里面，我却看不到一个稍微有一点良知觉悟，积极反抗暴力的人。中学历史教师的家人，朋友，左邻右舍，以及在街上围观的群众（其中就有他的妻子），都是一些麻木不仁、冷漠无情的看客。他们没有一个人对他疯狂自残（暴力伤害的变态情形）的悲惨处境，表现出起码的同情，更不用说伸出援助之手。这和卡夫卡笔下那个勇于刀下救人的旅行家，其行为有着天壤之别。
在一个众人皆睡、无人清醒的良知普遍麻木的环境中，中学教师自身的道德觉悟是值得怀疑的。如我前面提到的，他在幻想中，成了一个不仅自残，同时还“残他”的怪物，因为后者，我完全有理由对他的所谓“道德觉悟”加以否定。在这个莫大的悲剧性事件下面，作者本来可以挖掘出暴力对中学教师的精神伤害，但是，由于作者和他的人物一样，没有清晰的理性认识和坚定的道德判断，没有良知的觉悟所提供的、强大的精神能量的供应和支持，他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只能是暴力对人物肉身的外部侵略，而无力进入其疯狂行为的内在精神世界，找出黑暗肆虐的存在性根源。
卡夫卡笔下的那个行刑的军官，其他杀与自杀行为，与中学教师的自残和幻觉中的残他，并没有多少本质性的区别，但由于作者具备超越于人物的良知自觉，所以，他能写出暴力对人物的精神损害，而余华却不能，乃是因为他的理性认识，和他所写的人物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如果，余华的这个小说，是受卡夫卡在流放地的影响而成的借鉴之作（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他也只是移木了其形式外衣，而非领悟了其精神实质。这正是不少当代中国作家与西方作家在艺术创作上的分水岭。
纵观余华的一系列表现暴力的作品，我丝毫看不到卡夫卡似的清醒、坚定和有力的良知审判。我看到的，只是展示暴力的生理病理档案，那些血腥的场面（甚至出现了详尽的尸体解剖过程——现实一种），给人带来的只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反感，并没有多少心灵的震动——因为作者没有精神性的介入，最多有一点情感上的好恶倾向，而如果要把这种感情倾向称之为人文气息，这个气息未免也太微弱了一点。
我姑且把余华小说中的那种模糊的感情倾向，称之为人文气息。它的单薄，虚弱，无根，使余华在面对现实的黑暗处境时，无所适从。他无法回避自己面对的现实，却又无力穿透现实的重重维障，更无力承担现实的种种压力。所以，余华在后期创作中转型，正是他企图缓解这种内心冲突的某种尝试。
余华的早期小说，尤其是描写暴力的作品，在浅层次上，涉及到了人在社会文化之外的生命本质问题，表现出一定的存在性，这是中国作家过去很少真正触及的。因此，包括摩罗在内的评论家才对余华后期的转变感到“遗憾”觉得他“坚持不下去了”（摩罗与罗岗的对话红色：记忆与遗忘——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暴力倾向）。
如果不是为了写评论，我实在是悸于读余华的小说，尤其他早期充满血腥暴力的文字，叫人毛骨耸然，我宁愿跳过不看，但是，哪里跳得及呢，俯首即拾。我认为，揭示暴力的人性和历史深度，不是靠表演暴力的外部动作来完成的。余华除了展示暴力的外部动作，也写到了一些暴力产生的人物的生理和心理过程，但都是隔靴搔痒，且没有做到涉及这个非人领域时，应有的含蓄和有分寸、有节制，至于暴力伤害人的心灵和精神之疼痛处，伤病处、残酷处、惨烈处，他就更没有丝毫的触及了。如朱大可说，中国先锋诗人（作家）都崇拜卡夫卡，他们笔下的人也是虫，却没有人做了虫后应有的痛苦，这才是真正令人恐惧的（朱大可燃烧的迷津）。
暴力的表演展示，只带来感官的刺激，而且还污染文字，毒害心灵——恶心，成人亦不宜也！等于再犯一次文字暴力罪。看到他在某篇小说中，细致入微地描写尸体解剖的那段，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赶紧略过不看，再看下去，我得去看心理医生了——唉，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这个冷血的余华，血中流着的，果真是冰渣子吗？！
所以，余华后期写到人的温情，就有些力不从心。显得轻飘而虚弱。习惯了做冷血杀手的人，表起同情来怪别扭的——不自觉地，又把同情拿编者按 此文对余华作品的剖析，确有一定的深度。来做表演（做秀）了。
余华“坚持不下去了”是因为他看到的现实过于黑暗，而他自身，没有找到担当黑暗的精神能量。他只有如那个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少年一样，在冷漠、破碎之后，选择欺瞒和逃避。如前所说，前者体现在他的早期小说中，后者体现在他的后期小说中，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代表。
活着想写出中华民族的苦难，也的确写出了一些苦难的表层现象。但作品在情感上动人的同时，却掩饰不住其理性精神的虚弱。它只写了个人遭遇的外部苦难，在精神上没有触动。主人翁福贵没有被伤害到精神。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人对他遭遇的苦难没有主观认识，只有被动的接受，说明他的精神没有参与进去。他身上的悲剧只是命运的悲剧，不是存在的悲剧，也就不是严格的审美意义上的悲剧——实际上他所遇到的不幸更像是作者的主观杜撰，也许连命运都称不上。作者对人物的悲剧只有同情没有理性的思考，并以情绪消解了苦难。在作者看来，对待苦难的办法是忍受它，逆来顺受，放弃内心的挣扎和疑问，并用佛、道的逍遥和遗忘来瓦解痛苦，最后将其下降到纯感性的麻木之中。比如，作品后面出现了人与牛的对话。至此，作者的问题被中国传统文化包容了，先锋的批判精神也被完全放弃了。
活着中的福贵，在遭遇亲人们一个个意外或非意外死亡的沉重打击下，还能顽强地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这和西方的西西弗形象有某些外在的相似之处。但西西弗是一个觉醒的人，因为“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加缪西西弗的神话141页，三联书店 1998年版），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从而使他不可为的荒谬行为具备了真正的悲剧性。
叔本华说“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中。”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42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但是，痛苦的程度，以及人认识痛苦的程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精神觉悟，主观上认识到痛苦深度的人，才能看见痛苦的真相，也才有对痛苦的正常感知，继而产生反抗痛苦的积极举动。
西西弗面对命运的主观清醒、主动承担，与福贵的主观麻木、被动挨打，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由于没有理性精神和良知的觉醒，没有问及苦难的存在性根源，活着这一作品的真正悲剧性没有被建立起来。原因在于，从遭遇上说，改变生存境况就可以改变苦难，因为作者所写到的苦难仅仅是命运带来的——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陈腐观念。从内在看，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用佛道的途径就可以消解苦难，所以，作者没有写出人的心灵创伤和精神痛苦。可以说，活着的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都太简单化了，完全没有存在意义上，对死亡和命运的形而上思考，只是外部世界偶然性事件的罗列。
从某个角度说，许三观卖血记和... -->>
编者按 此文对余华作品的剖析，确有一定的深度。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我读到的第一个余华的中短篇小说。它写于1986年11月，应该算是余华最早创作的作品之一吧。从小看大，从早看后，研究一个作家的写作，关注他的早期创作是很重要的。从他最初的写作状态中，可以推断出他以后发展的轨迹和倾向，并从中捕获一些有关他写作的深层秘密。十八岁出门远行给我提供了研究余华写作的宝贵信息。
小说写了一个十八岁的少年，第一次出门远行，在路途中的一段看似平常却耐人寻味的经历。“我”在一位刚刚认识的朋友（自以为“朋友”）的司机车上，遭遇一场苹果轰抢事件。欺软怕硬的司机，面对集体的暴力，束手无策，最后还恶毒地抢走了“我”装有钱和物品的背包。“我”虽顽强反抗，终因孤立无援而惨败。
这篇小说，作家莫言曾把它称之为一篇“条理清楚的仿梦小说”并继而称赞余华是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其他评论者，也把十八岁出门远行看作可以和西方现代作品媲美的、揭示了人生荒谬现实的青春小说。
那么，余华真的是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吗？我不这样看。我认为，余华最多只能算是一个“梦中的呓语者”而非真正的清醒者。不错，余华笔下描写的种种人生噩梦，都是令人震惊的，有一些，甚至是前辈作家没有看到，或者看到了却没有勇气揭露出来的真实生命的悲惨处境。就这个意义上说，余华的作品是独特的，有价值的。但是，他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深思了那些噩梦，从而引起他的读者深思呢？也就是说，他到底“清醒”到了什么地步？他是否可以唤醒其它的“梦中人”？或者他自己是否依然身在梦中？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思的。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读到的有这样几个词：冷漠，破碎，欺瞒，逃避。这些消极的字眼，在“十八岁”青春亮丽背景的衬托下，更显残酷和灰暗，使我感到阵阵刺骨的寒冷和冰凉。我没有想到余华早期作品的风貌竟是如此，我甚至不敢将我对余华的阅读继续下去了。我只相信，文学应该带给我的，不应该只是这些，不应该仅仅是这些，甚至根本就不可以是这些。
小说结尾处“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少年，和遭劫的汽车一样遍体鳞伤的少年，将自己躲进了汽车的“心窝”和自己的心窝中，最后躲进了自己出门时和爸爸兴高采烈告别的美好回忆中。于是，眼泪和血迹被遮掩了，痛苦和伤痕被淡化了。十八岁的少年人对自己说，他找到了他要找的旅店——那可以避风遮雨，远离伤害的心灵之家。他就在他并不强大的心中，和那些虚幻的回忆中。
少年的人生美梦（憧憬），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就遭遇破碎的命运，已经伤痕累累的他，又在另一个自欺欺人的梦中沉睡过去。这个柔弱、敏感、单薄、不敢面对现实真相、更不敢深究黑暗根源的、自欺欺人、继续被噩梦伤害的少年形象，在我看来，几乎成了余华所有重要作品之精神内核的一个醒目标志。这个羸弱的少年形象，与余华的三部重要长篇——在细雨中呼喊中那个在回忆里自我疗伤的少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在苦难中忍辱负重的福贵、许三观，遥相呼应，形成一道特别的生命景观，坚守着恒定不变的驼鸟式的逃跑姿态。
由此，十八岁出门远行为我勾勒出了余华整体创作的大致图景。冷漠与破碎，是他早期中短篇小说的心理特征；欺瞒与逃避，是他后期长篇小说的精神特色。这个小小的短篇，竟然把余华的整个写作过程、他面对的现实和受伤、他的内心冲突、他寻求解决冲突的方式、他的前卫和后退，等等，都象征性地概况了出来。这是我的牵强附会呢，还是冥冥中深藏玄机？这恐怕是连余华本人都难以回答的一个写作之谜。
阅读余华的早期小说，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遗憾的是，这个勇气和胆量，只是生理心理层次的，而不是心灵精神层次的。下面，我就来探寻余华作品的精神内核及其实质，并附带阐述我如此论断的理由。
余华早期的作品，关注和表现了一个重要的黑暗现实，那就是暴力。这也是自有人类以来，人性中的一个巨大盲点。余华的笔触，一开始就敏感地深入到这个司空见惯、却因此易被忽视和回避的历史现实，尤其是中国的历史现实中——它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下面以一九八六年为例，扼要说明。
一九八六年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在业余时间里研究过古代刑罚的中学历史教师，在文革中，由于他这一曾经的“业余研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和伤害，后来精神崩溃，成了一个到处游荡的疯子。这个疯子在幻想中，成了一个虐待狂和施虐狂。他在妄想中，用他过去因研究而得知的古代刑罚自残和残他。整个小说，充满了一股怪异的血腥味，令人发指。那么，这个历史教师的疯狂，是不是源自他精神上的觉醒后，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呢？我为此而深感困惑。进一步阅读下去，我发现，他不仅仅在想象中自残，而且更在想象中残他，其疯狂的举动，充满了报复、复仇的恶毒快感。
“砍刀向那些走来的人的膝盖砍去了无边无际的人群正蜂拥而来，一把刀将他们的脑袋纷纷削上天去。”（余华一九八六）他在幻想中，看见那些人被肢解，下油锅，而他自己，无不快意地将那些尸体剥皮，拔骨，掏肺，探心最后，他从自残后的昏迷中醒来，还忘不了残他，在幻觉中“他似乎看到了无数人体以各种姿势，纷纷在掉落下来。于是，他兴高采烈地跳跃着向那里跑去。”
历史教师幻想中的残他、施暴行为，显然不是用“象征”——比如，把那些他在幻觉中伤害的人看着暴力本身——之类的词语可以加以搪塞的。历史教师之所以如此，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从噩梦中清醒，有意识地反对暴力的抗议者，而只是一个沉睡于更深更可怕的噩梦中的受害者和害人者（在受害之后变本加厉地复仇），他既是暴力的被伤害对象，又是暴力的实施者，尽管他的暴力行为是貌似无辜的“幻觉”中的“后发制人”
这一看见，给我分析余华描写暴力的作品，打开了一个透过表相、直接进入其精神实质的透明通道。我发现，余华对于暴力的展示，显然缺少一个强大有力的精神支撑。或曰：精神背景、精神能量。这和西方同样揭示暴力的作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里仅以卡夫卡的一个短篇小说在流放地，作编者按 此文对余华作品的剖析，确有一定的深度。一个对比。
一位外国旅行家，受一位司令官的邀请，到一个流放地，参观一场对一个士兵的处决。执行处决的军官精精有味、不厌其烦起向旅行家讲述行刑的工具和方式。其非人道的残酷使人瞠目结舌。被处决的犯人，在那个行刑的机器中，要受到十几个小时的折磨，全身不停地被钢针穿刺，直到血流成河，在极度的痛苦和疲乏中悲惨地死去。而那些被处死的士兵，犯的所谓罪行，都不过是顶撞长官之类的小节。
旅行家最初是冷漠的，待他知道眼前就要被处死的士兵“犯罪”的真相和刑罚的残酷之后，在思想的犹豫矛盾和斗争之后，听从了内在良知的声音——他对军官的作法提出了质疑，使军官无地自容——但这并不是和旅行家一样的良心觉醒，军官放过了那个士兵，出人意料地走上那架杀人的机器，开动它，把自己杀死了。旅行家甚至都来不及阻止他。事实上，这种非法的审判方式和非人的行刑方式，正处在被废除的边缘，军官的支持者越来越少。而这种残酷的“谋杀”方式，早已成为他的生活习惯乃至精神信仰，在不能继续实施“谋杀”的时候，他选择了“谋杀”自己，来捍卫他的“信仰”
卡夫卡就这样把暴力对人的精神伤害深刻地揭示了出来。暴力伤害的，不仅仅是人的肉体，更是人的心灵和精神。表面上，军官是一个施暴者，但是，他内在深处受到的暴力伤害远比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更深，他完全成了暴力的工具和奴隶，暴力成了他生命的存在方式，乃至精神信仰。卡夫卡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他总是在对现实极度的绝望中，保持着良知的清醒，并尝试着用它去审判世界，穿透黑暗，拯救灵魂。
在流放地中的旅行家，是良知觉悟的代表，他对于判决的质疑，来源于内心道德理性的监督，虽然他也因为人情世故而犹豫动摇过，但是在无辜者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勇敢地站了出来。军官之所以放弃了享受又一次谋杀的快感，也是迫于正义的威力。但旅行家可以阻止暴力的外部行为，却无法医治暴力带给人的内在伤害，在军官走火入魔的自杀动作面前无能为力，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灭亡。
同样是面对暴力的反应，在一九八六年里面，我却看不到一个稍微有一点良知觉悟，积极反抗暴力的人。中学历史教师的家人，朋友，左邻右舍，以及在街上围观的群众（其中就有他的妻子），都是一些麻木不仁、冷漠无情的看客。他们没有一个人对他疯狂自残（暴力伤害的变态情形）的悲惨处境，表现出起码的同情，更不用说伸出援助之手。这和卡夫卡笔下那个勇于刀下救人的旅行家，其行为有着天壤之别。
在一个众人皆睡、无人清醒的良知普遍麻木的环境中，中学教师自身的道德觉悟是值得怀疑的。如我前面提到的，他在幻想中，成了一个不仅自残，同时还“残他”的怪物，因为后者，我完全有理由对他的所谓“道德觉悟”加以否定。在这个莫大的悲剧性事件下面，作者本来可以挖掘出暴力对中学教师的精神伤害，但是，由于作者和他的人物一样，没有清晰的理性认识和坚定的道德判断，没有良知的觉悟所提供的、强大的精神能量的供应和支持，他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只能是暴力对人物肉身的外部侵略，而无力进入其疯狂行为的内在精神世界，找出黑暗肆虐的存在性根源。
卡夫卡笔下的那个行刑的军官，其他杀与自杀行为，与中学教师的自残和幻觉中的残他，并没有多少本质性的区别，但由于作者具备超越于人物的良知自觉，所以，他能写出暴力对人物的精神损害，而余华却不能，乃是因为他的理性认识，和他所写的人物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如果，余华的这个小说，是受卡夫卡在流放地的影响而成的借鉴之作（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他也只是移木了其形式外衣，而非领悟了其精神实质。这正是不少当代中国作家与西方作家在艺术创作上的分水岭。
纵观余华的一系列表现暴力的作品，我丝毫看不到卡夫卡似的清醒、坚定和有力的良知审判。我看到的，只是展示暴力的生理病理档案，那些血腥的场面（甚至出现了详尽的尸体解剖过程——现实一种），给人带来的只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反感，并没有多少心灵的震动——因为作者没有精神性的介入，最多有一点情感上的好恶倾向，而如果要把这种感情倾向称之为人文气息，这个气息未免也太微弱了一点。
我姑且把余华小说中的那种模糊的感情倾向，称之为人文气息。它的单薄，虚弱，无根，使余华在面对现实的黑暗处境时，无所适从。他无法回避自己面对的现实，却又无力穿透现实的重重维障，更无力承担现实的种种压力。所以，余华在后期创作中转型，正是他企图缓解这种内心冲突的某种尝试。
余华的早期小说，尤其是描写暴力的作品，在浅层次上，涉及到了人在社会文化之外的生命本质问题，表现出一定的存在性，这是中国作家过去很少真正触及的。因此，包括摩罗在内的评论家才对余华后期的转变感到“遗憾”觉得他“坚持不下去了”（摩罗与罗岗的对话红色：记忆与遗忘——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暴力倾向）。
如果不是为了写评论，我实在是悸于读余华的小说，尤其他早期充满血腥暴力的文字，叫人毛骨耸然，我宁愿跳过不看，但是，哪里跳得及呢，俯首即拾。我认为，揭示暴力的人性和历史深度，不是靠表演暴力的外部动作来完成的。余华除了展示暴力的外部动作，也写到了一些暴力产生的人物的生理和心理过程，但都是隔靴搔痒，且没有做到涉及这个非人领域时，应有的含蓄和有分寸、有节制，至于暴力伤害人的心灵和精神之疼痛处，伤病处、残酷处、惨烈处，他就更没有丝毫的触及了。如朱大可说，中国先锋诗人（作家）都崇拜卡夫卡，他们笔下的人也是虫，却没有人做了虫后应有的痛苦，这才是真正令人恐惧的（朱大可燃烧的迷津）。
暴力的表演展示，只带来感官的刺激，而且还污染文字，毒害心灵——恶心，成人亦不宜也！等于再犯一次文字暴力罪。看到他在某篇小说中，细致入微地描写尸体解剖的那段，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赶紧略过不看，再看下去，我得去看心理医生了——唉，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这个冷血的余华，血中流着的，果真是冰渣子吗？！
所以，余华后期写到人的温情，就有些力不从心。显得轻飘而虚弱。习惯了做冷血杀手的人，表起同情来怪别扭的——不自觉地，又把同情拿编者按 此文对余华作品的剖析，确有一定的深度。来做表演（做秀）了。
余华“坚持不下去了”是因为他看到的现实过于黑暗，而他自身，没有找到担当黑暗的精神能量。他只有如那个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少年一样，在冷漠、破碎之后，选择欺瞒和逃避。如前所说，前者体现在他的早期小说中，后者体现在他的后期小说中，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代表。
活着想写出中华民族的苦难，也的确写出了一些苦难的表层现象。但作品在情感上动人的同时，却掩饰不住其理性精神的虚弱。它只写了个人遭遇的外部苦难，在精神上没有触动。主人翁福贵没有被伤害到精神。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人对他遭遇的苦难没有主观认识，只有被动的接受，说明他的精神没有参与进去。他身上的悲剧只是命运的悲剧，不是存在的悲剧，也就不是严格的审美意义上的悲剧——实际上他所遇到的不幸更像是作者的主观杜撰，也许连命运都称不上。作者对人物的悲剧只有同情没有理性的思考，并以情绪消解了苦难。在作者看来，对待苦难的办法是忍受它，逆来顺受，放弃内心的挣扎和疑问，并用佛、道的逍遥和遗忘来瓦解痛苦，最后将其下降到纯感性的麻木之中。比如，作品后面出现了人与牛的对话。至此，作者的问题被中国传统文化包容了，先锋的批判精神也被完全放弃了。
活着中的福贵，在遭遇亲人们一个个意外或非意外死亡的沉重打击下，还能顽强地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这和西方的西西弗形象有某些外在的相似之处。但西西弗是一个觉醒的人，因为“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加缪西西弗的神话141页，三联书店 1998年版），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从而使他不可为的荒谬行为具备了真正的悲剧性。
叔本华说“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中。”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42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但是，痛苦的程度，以及人认识痛苦的程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精神觉悟，主观上认识到痛苦深度的人，才能看见痛苦的真相，也才有对痛苦的正常感知，继而产生反抗痛苦的积极举动。
西西弗面对命运的主观清醒、主动承担，与福贵的主观麻木、被动挨打，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由于没有理性精神和良知的觉醒，没有问及苦难的存在性根源，活着这一作品的真正悲剧性没有被建立起来。原因在于，从遭遇上说，改变生存境况就可以改变苦难，因为作者所写到的苦难仅仅是命运带来的——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陈腐观念。从内在看，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用佛道的途径就可以消解苦难，所以，作者没有写出人的心灵创伤和精神痛苦。可以说，活着的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都太简单化了，完全没有存在意义上，对死亡和命运的形而上思考，只是外部世界偶然性事件的罗列。
从某个角度说，许三观卖血记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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