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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余秋雨的“不忏悔”说开去
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有些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一点才都没有，他就人不到“十一个”（石一歌）中去，他的《文化苦旅》就不会那样火。1999年他来北大演讲，容纳近千人的大教室济济一堂，一直排到门外，就很能说明问题。
北大人对他的这种热情与恭维，他看了一定感动，越发觉得自己是个明星，应该到处露脸。
很可惜，秋雨先生那张脸，我在北大没能看上，我去得晚，他演讲时，我和《中华读书报》的一位记者被学生们阻在门外进不去。
站在门外，也听不到秋雨先生说了些什么。所以站了一会儿我俩就走了。
第二天，读书报的那位采访了余秋雨，给他拍了相，我就在那一次见到了他的照片，感觉他那张脸胖胖的、厚厚的，给人一种极皮实的印象。
不久，北大的余杰批评了他，即就是名噪一时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
我看过那篇文章，对其本身，说的人很多，我觉得没什么好讲。后来余秋雨写了《答余杰先生》，在这里我也不想谈它。倒是想谈谈后来余杰所写的《我们有罪，我们忏悔——兼答余秋雨先生（答余杰先生）》。
我想谈谈这篇文章，是感到有话可说，觉得它有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如果仍然无话，别人又说了，我是不会瞎掺和的。
谁来忏悔，向谁忏悔
余秋雨在他的答文里说，在中国某个人稍稍成名以后，就有人想出来将这位名人“搞掉”了。这确实是我们的某种劣根性，不过那还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又是通过了什么样的途径成名的。如果手段卑劣，居其位而干坏事，那么，这样的人无妨揭出他的老底来，“搞掉”他就不算不该。如果他成名的手段正当，成名以后并没有为非作歹，对旁人不构成妨碍，那么就无可厚非。
今日余秋雨的成名靠了他的文章，主要是一部《文化苦旅》，即使后来有炒作因素，那也出于策略之虑，所以，名声和实绩基本相称，“搞”他就得把握一定的分寸，该褒扬处褒扬，而他在“成名”之先写下的“伪劣”文章与成名以后写出的优秀作品，也应分开来谈。
余杰没有这样做，他有他的难处，他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中主要是想不加分别地“拍”他“掐”他，他“捏”他，像李敖之于胡适，有点失之于偏，但可以理解——要不是这样，秋雨先生也就感觉极佳，认为自己够拿诺贝尔奖也说不定，决不会有现在这样的难受、痒痒。
话又得说回来，忏悔确是私人自愿之事，秋雨先生的不愿忏悔，或者不愿现在就忏悔，那是他该有的权利，旁人无权强迫——我们有十多亿人呢，为什么单他一个余秋雨必须忏悔？以他为靶子，就能撬起那些沉甸甸的大脑来吗？
把这个问题一直追问下去，追问到终点，我觉得首先需要回答的应该是“谁来忏悔，向谁忏悔”。
从“向谁忏悔”这一层面说，我认为忏悔分为两类，一是面向大众的，一是面对自我的。
这两类忏悔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忏悔之前他们所干的“坏事”、恶事、亏心事的性质不同。需要面向大众进行忏悔的，他犯的“罪”是“刑事”意义上的，造成过公共性的危害，因而，他的忏悔就具有了“公共”性的认知价值。
比如《东史郎日记》，它记载的是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在那支军队里，没有人类之爱，士兵都被教育、加工成为作战的武器，他们坚信“中日战争是圣战”、“效忠天皇重于泰山”，自己的生命“轻如鸿毛”，因此，士兵的惟一职责就是“麻木不仁地盲从长官”——在这些“活武器”的心里，只有为天皇而战才是报国尽忠！
结果给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他们“‘荼毒生灵，破坏良田，毁坏房屋，恣意暴虐，毁灭文化，使人间变成地狱，导致无数的生灵成了孤魂野鬼”。每念于此，身当其中的东史郎就感到罪孽深深，才有了“我要忏悔，坦白罪过，脱胎换骨”这样的觉悟。所以，这种忏悔，既是为了向所有受害的中国人谢罪，更是为了避免再犯罪恶，也是为了安慰一下良心，扬一下名，赚一笔钱，其忏悔之意义对于本人、对于中国、对于全人类都是重大而深远的。
面对自我忏悔其“罪”则与此不同，这里的罪不应属于“刑事”意义上的——至少从理论上来讲不应这样，而多半由来于人性的不完美状态——种相对于“理想境界”而言的不完美状态，因此，这种忏悔一般发生于教堂和私下，不具备曝光的必要性。当然，如果本人愿意，曝光亦无不可，但是这类忏悔的性质已不同于前者，即不同于巴金《随想录》中的许多篇章，而接近于卢梭的《阡悔录》。
明于此，从公众认识价值上说，我认为前一类忏悔必要而应该，后一类却可有可无。
怎么理解呢？
这仍需分开来谈。说它“必要”，是因为产生过这样大的恶劣作用，如果死不认帐，不思忏悔，这个人、这个社会就难有真正的长进，下次面临相同境遇时，极可能导致同类性质的灾难，从这一角度说，我们有必要，而且很有必要进行忏悔。
“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是持久深重的，处身其中的人或多或少都是“帮凶”，都有自己推卸不了的一份责任，但责任有大小，责任最大的一类则是当时做官掌权的人物——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其次才是那些听信权力话语而纷纷响应的肇事者、武斗者以及为主子搞宣传的“文痞”。余秋雨有必要忏悔，但他并非是最有必要者，也并非一定要忏悔者。否则，余杰怎么不让自己的父母——余秋雨的同代人也忏悔忏悔呢？
说它“应该”，又因为真正的忏悔并不容易，符合逻辑、理论的东西，具体实行时又会面临种种困难，对于不同的人实行起来更是大不相同。在一般人那里，他们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压根儿就实行不了。
此外，“面向公众”的忏悔又可以分为两个等级，一是身不由己地被迫犯罪，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犯罪，相反，他干了坏事，却误以为自己干的是极为崇高和正义的事，“文革”中的许多红卫兵、造反派就属于这一类；另一个则是意识到了自己在犯罪，却不愿不犯罪，企图靠了这犯罪捞取种种个人好处。很难说“文革”中的不少肇事者杀人、犯罪时毫无意识。
从情节轻重上说，最应忏悔的当然是最后这类人——余生也晚，虽然来不及经历“文革”，但是凭借观察与阅读，我发现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存活率最高、最能得心应手的恐怕恰恰也正是此一类人——这类人那时候就做着不小的官，后来依旧一路高上去，你能说他们当时没有起过很坏的作用吗？因此，我们最缺乏的也正是这类而非其他人的忏悔！
如此，朱学勤才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恶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地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里只有控诉，而无忏悔，于是这个民族不断地上演着“忆苦思甜的闹剧”。
这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在一次次巨大而深重的灾难面前，遮蔽、放弃了所有痛苦的资源——苦难来不及转化成资源，就被轻易丢掉了。这样．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唤醒这个民族自大、愚顽、不思从根本上进行变改的意识！
以上是从忏悔的必要性说的。
再从它的充分性来看。有必要忏悔，不等于就能够忏悔，忏悔还需要适度的条件与环境，所以，并不是你想忏悔就能忏悔，也不是你要忏悔就让你忏悔，并真正忏悔出深度的。
现成的例子就是，世间人的忏悔可谓多矣，但真正能够留下来给人警戒的却屈指可数。
原因何在呢？我认为有内外两个方面。
就外在因素看，条件、环境的合不合宜特别重要。
俄罗斯人能够反思自己整个二十世纪的成败得失，极大地得力于政治体制上的根本改变，尤其是改变以后政府公开了莫斯... -->>
——从余秋雨的“不忏悔”说开去
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有些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一点才都没有，他就人不到“十一个”（石一歌）中去，他的《文化苦旅》就不会那样火。1999年他来北大演讲，容纳近千人的大教室济济一堂，一直排到门外，就很能说明问题。
北大人对他的这种热情与恭维，他看了一定感动，越发觉得自己是个明星，应该到处露脸。
很可惜，秋雨先生那张脸，我在北大没能看上，我去得晚，他演讲时，我和《中华读书报》的一位记者被学生们阻在门外进不去。
站在门外，也听不到秋雨先生说了些什么。所以站了一会儿我俩就走了。
第二天，读书报的那位采访了余秋雨，给他拍了相，我就在那一次见到了他的照片，感觉他那张脸胖胖的、厚厚的，给人一种极皮实的印象。
不久，北大的余杰批评了他，即就是名噪一时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
我看过那篇文章，对其本身，说的人很多，我觉得没什么好讲。后来余秋雨写了《答余杰先生》，在这里我也不想谈它。倒是想谈谈后来余杰所写的《我们有罪，我们忏悔——兼答余秋雨先生（答余杰先生）》。
我想谈谈这篇文章，是感到有话可说，觉得它有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如果仍然无话，别人又说了，我是不会瞎掺和的。
谁来忏悔，向谁忏悔
余秋雨在他的答文里说，在中国某个人稍稍成名以后，就有人想出来将这位名人“搞掉”了。这确实是我们的某种劣根性，不过那还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又是通过了什么样的途径成名的。如果手段卑劣，居其位而干坏事，那么，这样的人无妨揭出他的老底来，“搞掉”他就不算不该。如果他成名的手段正当，成名以后并没有为非作歹，对旁人不构成妨碍，那么就无可厚非。
今日余秋雨的成名靠了他的文章，主要是一部《文化苦旅》，即使后来有炒作因素，那也出于策略之虑，所以，名声和实绩基本相称，“搞”他就得把握一定的分寸，该褒扬处褒扬，而他在“成名”之先写下的“伪劣”文章与成名以后写出的优秀作品，也应分开来谈。
余杰没有这样做，他有他的难处，他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中主要是想不加分别地“拍”他“掐”他，他“捏”他，像李敖之于胡适，有点失之于偏，但可以理解——要不是这样，秋雨先生也就感觉极佳，认为自己够拿诺贝尔奖也说不定，决不会有现在这样的难受、痒痒。
话又得说回来，忏悔确是私人自愿之事，秋雨先生的不愿忏悔，或者不愿现在就忏悔，那是他该有的权利，旁人无权强迫——我们有十多亿人呢，为什么单他一个余秋雨必须忏悔？以他为靶子，就能撬起那些沉甸甸的大脑来吗？
把这个问题一直追问下去，追问到终点，我觉得首先需要回答的应该是“谁来忏悔，向谁忏悔”。
从“向谁忏悔”这一层面说，我认为忏悔分为两类，一是面向大众的，一是面对自我的。
这两类忏悔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忏悔之前他们所干的“坏事”、恶事、亏心事的性质不同。需要面向大众进行忏悔的，他犯的“罪”是“刑事”意义上的，造成过公共性的危害，因而，他的忏悔就具有了“公共”性的认知价值。
比如《东史郎日记》，它记载的是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在那支军队里，没有人类之爱，士兵都被教育、加工成为作战的武器，他们坚信“中日战争是圣战”、“效忠天皇重于泰山”，自己的生命“轻如鸿毛”，因此，士兵的惟一职责就是“麻木不仁地盲从长官”——在这些“活武器”的心里，只有为天皇而战才是报国尽忠！
结果给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他们“‘荼毒生灵，破坏良田，毁坏房屋，恣意暴虐，毁灭文化，使人间变成地狱，导致无数的生灵成了孤魂野鬼”。每念于此，身当其中的东史郎就感到罪孽深深，才有了“我要忏悔，坦白罪过，脱胎换骨”这样的觉悟。所以，这种忏悔，既是为了向所有受害的中国人谢罪，更是为了避免再犯罪恶，也是为了安慰一下良心，扬一下名，赚一笔钱，其忏悔之意义对于本人、对于中国、对于全人类都是重大而深远的。
面对自我忏悔其“罪”则与此不同，这里的罪不应属于“刑事”意义上的——至少从理论上来讲不应这样，而多半由来于人性的不完美状态——种相对于“理想境界”而言的不完美状态，因此，这种忏悔一般发生于教堂和私下，不具备曝光的必要性。当然，如果本人愿意，曝光亦无不可，但是这类忏悔的性质已不同于前者，即不同于巴金《随想录》中的许多篇章，而接近于卢梭的《阡悔录》。
明于此，从公众认识价值上说，我认为前一类忏悔必要而应该，后一类却可有可无。
怎么理解呢？
这仍需分开来谈。说它“必要”，是因为产生过这样大的恶劣作用，如果死不认帐，不思忏悔，这个人、这个社会就难有真正的长进，下次面临相同境遇时，极可能导致同类性质的灾难，从这一角度说，我们有必要，而且很有必要进行忏悔。
“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是持久深重的，处身其中的人或多或少都是“帮凶”，都有自己推卸不了的一份责任，但责任有大小，责任最大的一类则是当时做官掌权的人物——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其次才是那些听信权力话语而纷纷响应的肇事者、武斗者以及为主子搞宣传的“文痞”。余秋雨有必要忏悔，但他并非是最有必要者，也并非一定要忏悔者。否则，余杰怎么不让自己的父母——余秋雨的同代人也忏悔忏悔呢？
说它“应该”，又因为真正的忏悔并不容易，符合逻辑、理论的东西，具体实行时又会面临种种困难，对于不同的人实行起来更是大不相同。在一般人那里，他们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压根儿就实行不了。
此外，“面向公众”的忏悔又可以分为两个等级，一是身不由己地被迫犯罪，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犯罪，相反，他干了坏事，却误以为自己干的是极为崇高和正义的事，“文革”中的许多红卫兵、造反派就属于这一类；另一个则是意识到了自己在犯罪，却不愿不犯罪，企图靠了这犯罪捞取种种个人好处。很难说“文革”中的不少肇事者杀人、犯罪时毫无意识。
从情节轻重上说，最应忏悔的当然是最后这类人——余生也晚，虽然来不及经历“文革”，但是凭借观察与阅读，我发现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存活率最高、最能得心应手的恐怕恰恰也正是此一类人——这类人那时候就做着不小的官，后来依旧一路高上去，你能说他们当时没有起过很坏的作用吗？因此，我们最缺乏的也正是这类而非其他人的忏悔！
如此，朱学勤才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恶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地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里只有控诉，而无忏悔，于是这个民族不断地上演着“忆苦思甜的闹剧”。
这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在一次次巨大而深重的灾难面前，遮蔽、放弃了所有痛苦的资源——苦难来不及转化成资源，就被轻易丢掉了。这样．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唤醒这个民族自大、愚顽、不思从根本上进行变改的意识！
以上是从忏悔的必要性说的。
再从它的充分性来看。有必要忏悔，不等于就能够忏悔，忏悔还需要适度的条件与环境，所以，并不是你想忏悔就能忏悔，也不是你要忏悔就让你忏悔，并真正忏悔出深度的。
现成的例子就是，世间人的忏悔可谓多矣，但真正能够留下来给人警戒的却屈指可数。
原因何在呢？我认为有内外两个方面。
就外在因素看，条件、环境的合不合宜特别重要。
俄罗斯人能够反思自己整个二十世纪的成败得失，极大地得力于政治体制上的根本改变，尤其是改变以后政府公开了莫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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