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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化纤等重化工业偏低，仪器仪表、医药等较高。
我国制造业未来十年发展趋势预测
我国长期增长前景与经济结构升级
关于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长期增长前景的争论，是近年来宏观经济领域讨论最为热烈、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刘世锦带领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从人均收入水平衡量的发展阶段及其决定的需求峰值出发，认为我国正处于增长阶段转换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由过去的10%下降6%～7%左右；蔡昉（2008）从劳动力供求的“刘易斯转折点”出发，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林毅夫（2011）从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和后发优势出发，认为我国经济未来20年仍有年均增长8%的潜力。
除了林毅夫等之外，当前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得出了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判断，实际上这些观察只是视角和层面不同，逻辑是内在统一、完全自洽的：从增速的视角看，表现为由高速向中高速和中速增长阶段转换，这是最表面也是最直观的表现；从产业的视角看，产业结构由重化工业为主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升级；从需求的视角看，居民消费由生存型向发展享受型升级，政府支出由投资性向公共民生性倾斜；从要素供给的视角看，劳动力由人口数量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升级，技术由模仿向创新升级；从制度的视角看，需要完成由政府主导的追赶型模式向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成熟市场经济模式转型，这是最深层次的体现。只有完成最深层次的制度转型，才能够实现要素优势转变，满足需求升级，培育出新兴主导产业集群，进而实现增长阶段转换。近年国内外学者对追赶型经济体起飞后如何实现降落问题的研究拓展，完善了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具有重大的政策意义。
如果经济减速主要是周期性的，应对策略应主要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短期需求管理；如果经济减速主要是结构性的，应对策略主要应采取供给主义的结构性改革。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适用的情况和条件不同，凯恩斯主义政策适用于潜在增长率不变情况下的外部冲击，供给主义政策适用于潜在增长率下降情况下的结构调整。
增长阶段转换期的需求结构变动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追赶经济体的需求结构变动具有共性，高速追赶期的经济高增长主要是由高投资、高出口和低消费拉动，增长阶段转换期的经济减速主要是由于投资、出口增速减缓和消费比重上升所导致。从外部发展潜力看，经济不断发展带来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由松转紧，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逐渐削弱，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有待培育，并导致传统制造业投资增速放缓、占比下降；从内部发展潜力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上升，消费比重提高，消费品内部结构中，住行消费空间逐步缩小并开始向服务类消费升级，导致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放缓。
采取出口导向模式和挤压式增长的成功追赶型经
济体，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前后存在内需比重先升后降的特点，即在高速追赶期由于出口的快速增长而引起内需比重下降；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由于出口增速放缓而引起内需比重上升，当经济转型为中低速增长期后，受全球化影响外需比重再度上升的同时，内需比重再度下降。
内需结构变动趋势。成功追赶经济体在增长阶段转换期以及进入新增长平台以后，消费比重趋于上升，即在高速追赶期投资比重上升、消费比重下降，在高速追赶期过后投资比重下降、消费比重上升。
消费结构变动趋势。日韩等成功追赶经济体在高速追赶期，政府消费比重较低、居民消费比重较高；而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及以后，政府消费比重上升、居民消费下降。
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趋势。一是从三大类支出看，从非耐用品向耐用品和服务类升级，从贸易品向非贸易品和服务升级。
二是从八大类消费内容看，从生存型向发展享受型升级，更具体地讲，居民消费沿着衣食→耐用品→住行→服务的路径升级。
三是增长阶段转换期发生在居民消费由耐用品和住行消费向服务类消费升级的阶段。
典型工业化国家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基本规律
从典型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看，随着人均GDP上升，制造业由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制造业各部门达到峰值的时点并不相同。以纺织业、食品工业等为代表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占制造业比重回落时点最早。
以金属制品、电器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为代表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占制造业比重持续上升，大约在人均GDP达到15000国际元左右时趋于稳定，且没有明显回落。
未来十年我国制造业结构变动趋势
本部分根据典型工业化国家的一般规律和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预测了2014～2023年期间我国各工业行业比重变化趋势。
纺织缝纫皮革工业、造纸及文教用品工业、食品工业、森林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延续了回落态势，这些行业在工业化早期就已经达到了行业比重的峰值。
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制造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等重化工业所占比重将在2015年前后（即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时）出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由于2009年前后的大规模刺激，重化工业的比重峰值可能已经提前到来。从回落的幅度看，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建材工业等行业所占比重回落的幅度要大于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
金属制品工业、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所占比重继续上升，大约在2020年前后（即人均GDP达到15000国际元左右时）趋于稳定。
在工业化率下降的同时，工业内部结构将不断优化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重化工业比重将不断下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将持续上升。
当前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第一，近期各类行业在利润额、利润率、资产负债率、产能投资等方面出现明显分化，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集群日益放缓，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主导产业集群快速成长。国际经验表明，这种分化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长期趋势，是追赶型经济体在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共同特征。
第二，增长阶段转换在产业层面表现为产业结构调整，即主导产业由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集群，向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集群升级，完成增长动力的接续。当前我国传统重化工业产业集群面临的任务是通过去产能“瘦身”，使供给水平和结构与新的需求水平和结构相匹配，需要大力优化组织结构、调整区域布局和提升装备水平。新兴主导产业集群面临的任务是通过提高竞争力“长大”，需要加大创新投入、快速实现产业化和抢占国际制高点。
第三，产业结构调整对不同类型行业应分类施策。对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集群，政策重点在化解产能过剩、鼓励优势企业兼并重组，以及促进部分产能向中西部地区和国外转移，具体措施包括严控新增产能、淘汰和退出落后产能、严格环境能耗标准、破除地方干预、放宽非公有制企业参股控股和资产收购、鼓励企业设备升级等；对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主导产业集群，政策重点在鼓励竞争、放开管制、减少行政干预、激励创新和促进设备投资升级，具体措施包括大力实施加速折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发展互联网金融、允许民间资金设立中小银行、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
第四，产业政策应由选择性、倾斜性向功能性、普惠性转变。随着产业结构升级，政府越来越难以指导新兴产业的成长。随着技术复杂度不断提高，政府越来越难以识别创新的方向。因此，产业政策应由过去政府“相马”、给予优惠扶持，转向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行“赛马”，清理规范各种产业、区域的倾斜性优惠政策，建立有利于要素流动、市场统一、公平竞争的功能性和普惠性产业政策体系。
第五，明确我国产业升级的主攻方向。未来我国在国际上具备竞争力的主要是中高端制造业集群，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是服务于中高端制造业升级。因此，要明确未来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竞争对手和协作伙伴，在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引进外资、实施地缘政治外交等方面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
、化工、化纤等重化工业偏低，仪器仪表、医药等较高。
我国制造业未来十年发展趋势预测
我国长期增长前景与经济结构升级
关于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长期增长前景的争论，是近年来宏观经济领域讨论最为热烈、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刘世锦带领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从人均收入水平衡量的发展阶段及其决定的需求峰值出发，认为我国正处于增长阶段转换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由过去的10%下降6%～7%左右；蔡昉（2008）从劳动力供求的“刘易斯转折点”出发，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林毅夫（2011）从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和后发优势出发，认为我国经济未来20年仍有年均增长8%的潜力。
除了林毅夫等之外，当前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得出了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判断，实际上这些观察只是视角和层面不同，逻辑是内在统一、完全自洽的：从增速的视角看，表现为由高速向中高速和中速增长阶段转换，这是最表面也是最直观的表现；从产业的视角看，产业结构由重化工业为主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升级；从需求的视角看，居民消费由生存型向发展享受型升级，政府支出由投资性向公共民生性倾斜；从要素供给的视角看，劳动力由人口数量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升级，技术由模仿向创新升级；从制度的视角看，需要完成由政府主导的追赶型模式向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成熟市场经济模式转型，这是最深层次的体现。只有完成最深层次的制度转型，才能够实现要素优势转变，满足需求升级，培育出新兴主导产业集群，进而实现增长阶段转换。近年国内外学者对追赶型经济体起飞后如何实现降落问题的研究拓展，完善了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具有重大的政策意义。
如果经济减速主要是周期性的，应对策略应主要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短期需求管理；如果经济减速主要是结构性的，应对策略主要应采取供给主义的结构性改革。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适用的情况和条件不同，凯恩斯主义政策适用于潜在增长率不变情况下的外部冲击，供给主义政策适用于潜在增长率下降情况下的结构调整。
增长阶段转换期的需求结构变动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追赶经济体的需求结构变动具有共性，高速追赶期的经济高增长主要是由高投资、高出口和低消费拉动，增长阶段转换期的经济减速主要是由于投资、出口增速减缓和消费比重上升所导致。从外部发展潜力看，经济不断发展带来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由松转紧，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逐渐削弱，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有待培育，并导致传统制造业投资增速放缓、占比下降；从内部发展潜力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上升，消费比重提高，消费品内部结构中，住行消费空间逐步缩小并开始向服务类消费升级，导致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放缓。
采取出口导向模式和挤压式增长的成功追赶型经
济体，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前后存在内需比重先升后降的特点，即在高速追赶期由于出口的快速增长而引起内需比重下降；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由于出口增速放缓而引起内需比重上升，当经济转型为中低速增长期后，受全球化影响外需比重再度上升的同时，内需比重再度下降。
内需结构变动趋势。成功追赶经济体在增长阶段转换期以及进入新增长平台以后，消费比重趋于上升，即在高速追赶期投资比重上升、消费比重下降，在高速追赶期过后投资比重下降、消费比重上升。
消费结构变动趋势。日韩等成功追赶经济体在高速追赶期，政府消费比重较低、居民消费比重较高；而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及以后，政府消费比重上升、居民消费下降。
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趋势。一是从三大类支出看，从非耐用品向耐用品和服务类升级，从贸易品向非贸易品和服务升级。
二是从八大类消费内容看，从生存型向发展享受型升级，更具体地讲，居民消费沿着衣食→耐用品→住行→服务的路径升级。
三是增长阶段转换期发生在居民消费由耐用品和住行消费向服务类消费升级的阶段。
典型工业化国家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基本规律
从典型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看，随着人均GDP上升，制造业由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制造业各部门达到峰值的时点并不相同。以纺织业、食品工业等为代表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占制造业比重回落时点最早。
以金属制品、电器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为代表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占制造业比重持续上升，大约在人均GDP达到15000国际元左右时趋于稳定，且没有明显回落。
未来十年我国制造业结构变动趋势
本部分根据典型工业化国家的一般规律和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预测了2014～2023年期间我国各工业行业比重变化趋势。
纺织缝纫皮革工业、造纸及文教用品工业、食品工业、森林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延续了回落态势，这些行业在工业化早期就已经达到了行业比重的峰值。
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制造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等重化工业所占比重将在2015年前后（即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时）出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由于2009年前后的大规模刺激，重化工业的比重峰值可能已经提前到来。从回落的幅度看，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建材工业等行业所占比重回落的幅度要大于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
金属制品工业、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所占比重继续上升，大约在2020年前后（即人均GDP达到15000国际元左右时）趋于稳定。
在工业化率下降的同时，工业内部结构将不断优化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重化工业比重将不断下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将持续上升。
当前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第一，近期各类行业在利润额、利润率、资产负债率、产能投资等方面出现明显分化，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集群日益放缓，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主导产业集群快速成长。国际经验表明，这种分化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长期趋势，是追赶型经济体在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共同特征。
第二，增长阶段转换在产业层面表现为产业结构调整，即主导产业由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集群，向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集群升级，完成增长动力的接续。当前我国传统重化工业产业集群面临的任务是通过去产能“瘦身”，使供给水平和结构与新的需求水平和结构相匹配，需要大力优化组织结构、调整区域布局和提升装备水平。新兴主导产业集群面临的任务是通过提高竞争力“长大”，需要加大创新投入、快速实现产业化和抢占国际制高点。
第三，产业结构调整对不同类型行业应分类施策。对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集群，政策重点在化解产能过剩、鼓励优势企业兼并重组，以及促进部分产能向中西部地区和国外转移，具体措施包括严控新增产能、淘汰和退出落后产能、严格环境能耗标准、破除地方干预、放宽非公有制企业参股控股和资产收购、鼓励企业设备升级等；对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主导产业集群，政策重点在鼓励竞争、放开管制、减少行政干预、激励创新和促进设备投资升级，具体措施包括大力实施加速折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发展互联网金融、允许民间资金设立中小银行、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
第四，产业政策应由选择性、倾斜性向功能性、普惠性转变。随着产业结构升级，政府越来越难以指导新兴产业的成长。随着技术复杂度不断提高，政府越来越难以识别创新的方向。因此，产业政策应由过去政府“相马”、给予优惠扶持，转向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行“赛马”，清理规范各种产业、区域的倾斜性优惠政策，建立有利于要素流动、市场统一、公平竞争的功能性和普惠性产业政策体系。
第五，明确我国产业升级的主攻方向。未来我国在国际上具备竞争力的主要是中高端制造业集群，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是服务于中高端制造业升级。因此，要明确未来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竞争对手和协作伙伴，在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引进外资、实施地缘政治外交等方面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