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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欧内斯特海明威于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生在伊利诺斯州的橡树园，这是芝加哥一个富庶的郊区，曾被誉为‘世界中产阶级之都。”(海明威传辛格著)
美国这时刚刚建国一百多年，如果说它还是一个不久前才从大英帝国的怀抱中叛逆出来的楞头青，那么，海明威的出世，就意味着它已为自己孕育出了第一代叛逆者。
我曾蘸着苦涩的墨汁概述并分析了凡高和贝多芬，当我看完海明威的传记和他的作品，拿起笔来继续我的分析时，面前的稿纸似乎在摇摆着向我飘过来，一股浓浓的酒气弄得我有些醉意朦胧。海明威一生喝了太多的酒。在阅读的几天中，我也曾几次喝得云山雾罩，但我并不是在模仿那位白胡子的巨人。尽管他的一生充满了感性生活的享受与刺激，却从未因此丧失冷静的理性思考的能力，否则他就只能是一个橡树园里晃出来的浪荡公子，而不会成为举世爱戴的作家了。
看过了凡高和贝多芬的一生，你也许会很自然地做出结论说，只有在艰难痛苦中才能孕育出伟大的品格及作品。但我从海明威一生的花天酒地中走出来时，我并没有对这位伟大的作家产生丝毫的怀疑或讨厌，反而因为他生存的时代与我们的更近些而有了一种亲切感。
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一个人曾经历过或承受过什么，而在于一个人是否在他所经历或承受的生活中实现了心灵的超越与升华。
海明威的一生，有很大一部分时光是在斗牛场中度过的，他是斗牛士的朋友，是所有喜欢斗牛民族的朋友。他的少年时光就象一头小公牛一样，是在四出寻事中奔突过来的。
欧内斯特十岁生日时，做医生的父亲送给他一支猎枪并教他射击；上流社会的俱乐部里长大的母亲，则按着橡树园中家家都遵循喜好的礼仪为他举行了生日宴会。在父亲的希望中，儿子将是一个高大健美的医生，同时又是捕鱼和打猎的能手；在母亲的企盼里，儿子则是个人音乐会上的明星。
但在他十四岁时，他却不顾母亲的阻拦进了拳击训练班。
经过无数次的讨论，欧内斯特终于去上第一堂拳击课了，这险些成为他的最后一课。给他安排的斗拳对手是杨奥赫恩，此人是中量级拳手中的佼佼者，后来曾跟拳击冠军们比过高低。这位职业拳击家当时同意轻打互让，但是后来一则因为打得激烈，二则因为欧内斯特的劲头十足，所以他一时把原来的良好意图丢在脑后了。两人不再是你打我还，而是在一决胜负。
片刻之后便见欧内斯特躺倒在地板上，威风扫地；鼻子打破了，血溅在脸上。第二天，欧内斯特的鼻子上贴上了纱布，眼睛底下又红又肿，但他照样走上拳击场。别的学生纷纷自动退学，欧内斯特坚持到底。在斗牛行业里，每一头小公牛都得经受考验，也就是当小牛将近两岁时，要测验它的勇敢程度。做法是，先把小牛从牛群中分隔出来，让一些手持秃头长矛的骑手紧跟在后。然后抡起木杆，对准小牛的尾巴根，把小牛一杆子打倒在地。如果这头小牛一跃而起，向骑手猛扑过来，那饲养员和东家就会知道这头小牛很勇敢，能在斗牛场上大显身手，战斗一个下午。欧内斯特海明威总是第一个跃起身来，准备再次冲锋。(海明威传辛格著)
一个人来到世上，必然以其天生的肉体的特点和精神特点表现出各自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同时也就是他们与对象世界相结合，创造出他个人的人生天地的方式。海明威的方式就是这样充满了血肉冲突的搏斗感，就象风行世界的动作影片，刺激而强烈。他就是在这种方式中，以自己强壮高大的身躯直截了当、从不倦怠地与对象世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他所选择的与对象世界相结合的交接部，也完全符合他的个性。他从不肯就范于母亲的指引，拒绝参加他母亲为他安排好的同橡树园的一些长得漂亮而又有教养的年轻姑娘在一起的跳舞会。他所热衷的地方是芝加哥那些令人激动的，充满打斗的贫民区及低等酒巴。
欧内斯特找的是那些异乎寻常的、样子难看的、打成残废的和威武不屈的人。橡树园那个社会在这个富于反叛精神的青年人看来就象一盘乏味的茶点。他十岁时吸了第一支烟，十二岁时喝了第一杯劣等威士忌，十三岁时有了第一个女人。(海明威传辛格著)
海明威的这种选择多少应归功他的父亲海明威医生。幼年时，那位同样身材高大，喜欢捕鱼狩猎的父亲就经常带着小欧内斯特到密执安州的沃尔顿湖畔的夏季别墅去过几天原始猎人般的生活。“有时海明威医生带领欧内斯特到密执安州北部森林深处参观印地安人的帐篷。这个尚未到达青春期的男孩对那里的一切有了深刻的印象。波塔瓦托米部落的印地安人重视自己的身体；他们教会男孩在森林里生存的本领，教会女孩寻找草根和草药以及做饭、织布和缝衣。这种生活似乎远比他们在橡树园的三层楼房里所过的生活简朴，勇敢，纯洁。”(海明威传辛格著)
幼小的欧内斯特虽然还没有什么思想。但直觉的观察比较已使他感到橡树园中等资产者组成的小天地，同广大的自然界和粗犷的印地安人相比，已显露出令他难以忍受的虚伪与狭隘。当他跟着父亲到沃尔顿湖畔时“他可以赤脚跑路，向蓝色的天空开枪打野鸭和大雁，偶尔捕杀一只鹿，或者静静地坐着钓鱼，等待那种巨大的凸眼狗鱼上钩。他们在橡树园的家里总是穿得衣冠楚楚，行为彬彬有礼，常谈一些守旧派成年人的事情。言谈中赌咒是罪过，但在欧内斯特看来，这到似乎是一种有力而又有效的说话方式。性关系是根本说不出口的事情，甚至是比原始部落的禁忌还要忌讳的东西；生活的这一部分遮掩得十分严密，反而使这孩子和他的朋友们大感兴趣。他在森林里的日子富有天然乐趣和生活本色，平静安逸，令人满足，哪怕音乐课有所荒疏。”(海明威传辛格著)
小欧内斯特象一团等待塑造的泥团，他不愿象橡树园里的成年人那样按照有钱人的社会规范塑成千人一面的标准类型。他更不愿那些成年人用一套陈旧的常规把自己这一堆新鲜、冒着热气的泥团扔进他们世世代代早已为其定型并特化了的模型中去铸造。他要更广泛地接触比橡树园的生活更为原始和本色的天地，从中汲取更充足的生命底蕴，使自己这团泥更大、更软、更新，以便将来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时代的方向从事新的塑造。
对橡树园的背叛是对那种被金钱富裕特化了的狭隘生活的反抗；对湖畔森林，对印地安部落和贫民区的热衷是向生命存在中更原始、更本色的源流的回归。这正是欧内斯特走向审美人生的起点。
一个人如果仅仅有了这样一个起点，是不可能进入审美人生的佳境的。如果欧内斯特仅仅是一个沉于酒色的人或仅仅是一个好斗的人，那么他只能把自己的一生靡烂在酒巴、妓巢或阴暗的小巷深处。他到这些地方，不单是出于肉体享受的需要，更是出于要了解、探寻生活的真实而全面的内容的渴望。相对于橡树园那种一成不变的、必须把自我挤压成某种特定型号才能见容其中的窠臼般的小天地。欧内斯特热衷的地方孕育着更深厚的生命力、蕴含着更多不可预见的变化发展的可能。
当欧内斯特从那些喧闹的地方走出来时，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径直回到自家的三层楼顶，坐在自己的打字机前，把他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一切打印成故事。十六岁那年，他的第一部重要的短篇小说赛皮金根发表在学校的文学杂志写作园地上，而且欧内斯特并没有因为喝酒做ài和打拳而成为无赖。“在青春期的几年里，海明威的志向单纯，他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有条有理。他每做一件事都要用尽自己的最大能力才肯罢休，他在辩论组得了演说奖，在田径队当了主管，在篮球队做了队长，而且成为水球队、步枪射击俱乐部和学校管弦乐队的成员，还被选中当校刊编辑。”(海明威传辛格著)欧内斯特不仅是个粗犷的爱寻刺激的热血青年，还是一个有很深的文化修养能够沉静深刻地思考和写作的文人。这正是投入与超脱的结合，正是拳击手与观众的结合。
欧内斯特走出中学校门时，他已同时具有了最文明市区所给予的文化修养和最野蛮部落及街区所赠送的强悍丰满的原始生命力。他的一位老师评论说：“在基督教和清教徒的哺育下长大的孩子，竟会对于恶棍和下等社会知道得那么清楚，描写得那么生动，这使我本人和别的许多橡树园人都觉得奇怪。”(海明威传辛格著)
这两种成份在欧内斯特身上的结合，使他既是一个有着良好的文明素质的文人，又避免了“橡树园人”的那种狭隘与孱弱。欧内斯特海明威因此能够全方位地与对象世界的各部分相结合。他以最自然、最直截的方式进入生活，同时也最自然、最直截地进入了心灵同对象世界无限深远和广泛的整体存在相结合的起点。但他还只是这一征程上的一头良种小公牛，他还需要更多、更艰难的锻炼考验和自我努力才能成为一头真正的斗牛。只有当他把自我的个性特色和人类共性发展互相融合起来，统一起来，使自我得到的人生感悟成为人类整体自醒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时，海明威才真正通过自我而融入对象世界无限深广的存在中。
二
一九一七年四月，正当欧洲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得精疲力竭，两败俱伤之时，美国象最狡猾的投机商那样宣布参战。爱国的旗帜舞动在美利坚上空，街道两旁满是欢送出征将士的彩带、花束和震耳的口号。美国第一次派出自己的儿子到外面去打仗。他们的父母和他们参战的儿子都相信这是远离战场千里之遥的祖国的需要。参军是每个青年人的骄傲，他们是去结束一场灾难，拯救养育了自己祖辈的母邦。
那时离海明威中学毕业还有一个月，他等不得一个月的时间，急不可待地志愿报名参军，但他的眼睛在练拳击时被严重击伤过，因此被拒之门外。海明威无可奈何地领取了中学毕业证，拒绝了母亲要他上大学的要求。他要到堪萨斯城去，他要去当一名新闻记者，拿着一支笔冲向社会。
“一离开橡树园，海明威就觉得终于自由了。”(海明威传辛格著)从此他便毫无阻碍地把自己强壮的躯体投入到与社会人生的接触中，而且是一种最自然和最直截的接触。他一生都为此付出了家庭离散，筋骨折断的代价，但他也从这接触中感受到社会人生最深刻的本质存在。当他终于学会了使自我的心灵从这一满是创痛的肉体接触中超越出来，以精神的目光旁观肉体接触中的另一个自我和社会人生时，他就真正进入了人生审美的境界。
一年后，堪萨斯城明星报的见习记者，小伙计海明威终于在朋友的帮助下穿上了带有名誉尉官符号的军服，趾高气扬地加入了由威尔逊总统和夫人亲自检阅送别的部队。
那时他只有十八岁。
这正是热血沸腾的年龄，海明威虽然因眼伤被拒于作战行列之外，但他却无法忍受后方安逸的生活——每天游泳、打牌、闲逛。这怎能算是参战呢？他千方百计寻求上前线的机会，终于弄到一份往战壕送香烟及小食品的差事。这虽然还不能算是战士，但毕竟可以投身于战争了。
到前线的一星期后的一天夜里，海明威按奈不住激动的情绪，抓过一支步枪向敌阵猛烈射击。一名战士在敌人的还击中倒下，海明威前去营救时，一颗迫击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身上中了二百三十七块弹片。一共做了十三次手术。“医生们首先庆幸的是，他总算活过来了。他的身体象个筛子。这简直是奇迹。”(海明威传辛格著)
受伤并没有吓坏海明威，反到刺激起更大的冲动，伤愈后他跟随部队继续战斗。“这一次他是在战场上打仗——不再是一个救护车司机，不再是分送巧克力和小甜饼的人了。他在田野里打仗，在阿尔卑斯山打仗，在意大利北部的森林里打仗。”(海明威传辛格著)
战后归国的海明威被家乡奉为英雄。但所有夹道欢迎和围着他高呼的人，没有一个会理解这位英雄心灵所受的创伤。在战场上他从没有退缩过，并因作战勇敢而获得了勋章。但是回到家里，脱下征服，重新躺在松软的床褥中时，战场的恶梦却让他夜难成寐。“海明威到这时才受到前线的惨状、声响和危险的残酷折磨。爆炸的炮弹射出白热的火星，把他那睡梦
中的黑暗照耀得眼花缭乱。昔日战场上的巨响吓得他尖叫着惊醒过来。垂死的伤员们痛苦的嚎叫使他的每个夜晚都变成莫大的苦难。”(海明威传辛格著)
出征时为祖国而战的自豪和青年人的冲动都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荒唐和惨痛击得粉碎。从战场上回来的人看不到自己杀人和流血的任何价值。在这社会与历史的大悲剧中海明威们投入得最深，失败得最惨。参战曾是他们最强烈的愿望，也是他们这整整一代人对于民族、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及政治的最明确、最积极的信仰和参予。现在他们深深地感受到这次大战的无谓。同时造成这次大战的一切社会价值观念也在他们心中一落千丈。他们成了迷惘的一代。
当海明威带着第一个妻子到巴黎文艺沙龙的主人斯泰因女士家做客时，这位因鼓励和资助当时还年青的毕加索一类艺术家而著名的老姑娘，说海明威们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强烈地否认自己迷失了方向。“我没有迷失方向，”他愤怒地说。“她的说法完全是危言耸听我认为这一代人也许是在许多方面受了损害。但是除了那些死者、残者和已经证实的疯子以外，如果说我们也都迷失了方向或者受了损害，那我无论如何不相信。”
海明威虽然这样说，但几年后，在他的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中，他仍然把斯泰因的这句话加在小说前面的扉页上做为题记。因为这一称呼已被社会所接受。而海明威之所以反对自己迷失了方向，这里有一个看事物的角度问题。
斯泰因所谓的迷失，是以传统的人生及社会价值观念为参照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打碎了这一价值观念在海明威一代人心中的丰碑。因此，可以称海明威们是“迷惘的一代”但海明威们在背离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后，虽然象太阳照常升起中描写的主人公那样把人生看作无边际的游玩。但这种表面消极的个人主义式的自由散漫恰恰是旧的价值观念破碎，新的价值观念重新孕育中的必经之路。海明威不仅感悟到这一消极生活方式的内在的积极性，而且他本身就是这一积极性的典型代表。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民族国家传统价值观念在其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到特化阶段后，它的狭隘性和自私性的第一次世界范围的恶性发作。这种价值观念可以表述为：在民族观念下聚集在一起并被国家权力组织起来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毫无例外地把本民族及其代言者国家的利益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一个民族可以对其他民族做任何事情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和无尚光荣的。
中世纪的欧洲还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几乎整个欧洲大陆上的所有封建诸侯国在信仰和价值观念上都统一在基督的十字架下，罗马教皇君临于各国王侯之上，发号施令、呼风唤雨。这种统一是建立在对人的心灵压抑基础上的。人们的心灵象豆芽一样被宗教从感性生活的泥土中拔出，宗教裁判所用火刑把一颗颗烘干的心灵捆绑在流尽了鲜血的受难的耶稣面前。脱离血肉的心灵无论在任何方式中与任何对象相融合都是非审美的。因此，人们把文艺复兴开始的对人类各种感性生活的重新肯定看作是人性的复苏，同时也称为审美意识的复兴。
十四世纪开始的宗教革命最终砸碎了罗马教皇套在各王侯国家头上的枷锁。到十六世纪，各封建国家的国王们纷纷建立并巩固了自己对本民族的统治。但这种统治还没有最终造成各民族国家的彻底分裂和对抗。各国王侯通过互通婚姻和互继王位使各民族国家的统治阶层保持着贵族小圈子里的血缘联系。这联系虽然不能完全避免各国间的战争，但这种战争从没有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规模和狂热程度。一方面那时的运输交通和作战能力限制了各国王侯的野心；另一方面臣民们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和热情去为本是亲戚的各国王侯间的争吵而卖命撕杀。
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和十九世纪，民族国家的观念开始有力地支配着各民族的感情了。君主成了被供在殿堂上的灵位。而实际操纵着国家权力的是逐渐强大起来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官员们。
君主们来来去去；一个路易十四被一个好色的路易十五所接替，路易十五又被一个愚钝的业余锁匠路易十六所接替。彼得大帝让给一连串的女皇；查理五世之后是哈布斯堡王室的世系，不管是奥地利的一支还是西班牙的一支，大都是些厚嘴唇、粗下颚的迷信的人远为稳定持久的却是外交部门的办事人员，和阐述国家事务的人们的观念。
因此，我们发现在人们心目中，君主比起他作为首领的那个“强国”来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开始越来越少地读到这个或那个国王的阴谋和野心，而是更多地谈到“法兰西的预谋”或“普鲁士的野心”在一个宗教信仰正在衰微的时代，我们发现人们正在表现出对这些人格化了的实体具有了一种新的信仰。(世界史纲赫乔韦尔斯)
文艺复兴中复苏过来并被狂热地加以肯定的个人主义式的各种欲望和实现满足这些欲望的天赋权力，被人们以同样的狂热寄托并依附在国家身上。于是国家成了各民族的神。国家反过来以各种宣传手段和教育手段向自己的成员灌输伟大的爱国主义。同时这些神灵也确实以火与剑，以血与肉去实现自己成员的欲望。正是在这一逐欲的过程中，个人的利益被集中成国家的利益，国民们往往在一种朦胧不清却很固执的观念中相信国家的行动总是为他们谋利益或保护他们的利益的。于是大多数成员的盲目性构成了一种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个人肉体生命欲望的复苏也终于从它通向审美境界的起点而走上了片面追求物欲满足的狭隘天地了。人们的心灵从上帝那里争脱束缚后，没有在同肉体统一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超越与升华。却又被民族国家重新聚敛在国家利益的圣坛前祭奠。社会生活方面，人们之间心灵的融合被民族国家的狭隘性所阻隔。基督教所倡导的天下兄弟一家的博爱情意被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煽动起来的互相猜忌和仇视所代替。心灵从上帝过于冷峻空洞的天堂向个人肉体回归时似乎撞在了民族国家的浅滩上搁浅了，象前面说的那样，一般民众在近于盲目的状态中把国家的一切对外行为，尤其是那些强盗式的行为看作是个人利益的最高体现。从而心甘情愿地牺牲个人日常生活的安宁幸福，把参加对其他国家的战争看作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职责。这种盲目性多么近似于中世纪时向上帝的献身。
这一心灵的搁浅带有某种必然性，是心灵从上帝向血肉之躯回归时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渡阶段。人类心灵的宏观发展往往在微观的个人尚未觉醒的状态下，在一种人类整体的潜意识中演变着。从中世纪的对上帝的信仰到现代的个人价值观念的确立，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宏观向微观的心灵运动过程。这当中，整个的欧罗巴世界是最大的系统，各欧罗巴民族国家是次一等的子系统，然后是个人(当然其中还有一些更小的子系统)。正象一个人下楼时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下一样，心灵的回归也要逐级地完成。个体的人对这一回归的认识程度也随着逐渐地清晰和深刻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暴露了民族国家的狭隘性和由此而引发的战争的虚无性，海明威们曾把自己的全部都投入到这场战争之中，因此对于心灵盲目地祭献于国家神坛的虚无性感悟得较为深切。这一感悟促使他们自觉地完成心灵回归个体血肉之躯的演变。表面看，他们无所事事，整天饮酒做乐，对一切国家政治概不关心甚至把它们当作笑料下酒，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他们都不屑一顾，象海明威一样，他们不爱故园，不愿呆在自己的祖国，是一群钓鱼、打猎、看斗牛的流浪汉。但在这背后，隐含着心灵从民族国家这一整体存在割裂开来时产生的痛苦。心灵一旦离开原有的寄托物时必然产生一种空虚和失落感，尽管那个寄托物束缚了心灵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这种痛苦也是新生前的阵痛，心灵完全回归个体之后将孕育着新的向更广泛、更深刻的整体存在的对象世界的升华与融合。这是心灵摆脱非审美的物欲追求中的特化状态向审美的无限发展天地超越升华的运动。海明威是这一运动的先觉者和倡导者。这正是他的小说创作的审美价值所在。
从这个角度看，海明威们不是迷失方向的一代，而是正在寻求心灵发展的新的方向的一代。
人类心灵的发展，从人生审美的角度看，是一个不断的从自然状态出发，在逐渐的社会化发展中走向特化，然后又摆脱特化，向自然状态回归，吸取继续发展的生命力，再从自然状态向社会化发展的螺旋式上升循环演进的过程。
就欧罗巴世界来说，这个过程大致可概括如下：远古时代原始野蛮人的心灵完全处于自然的、个体的状态中，从这一状态出发，经过氏族的，希腊式城邦的和罗马式帝国的，到中世纪特化在上帝天堂中(当然这是就整个欧罗巴世界宏观而言，如果看各个小一些的糸统，如希腊、罗马等，也都有各自心灵从自然状态出发到社会化的特化樊篱中的历史)。然后开始了向自然的、个体的血肉回归的过程。
这个回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达到人们个体觉醒的阶段。海明威的小说，就是这一觉醒的标志之一。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海明威走向人生审美境界的起点。这个起点是痛苦的，只有当海明威完成了痛苦的对象化过程之后，他才通过个人的痛苦走入人生审美的境界。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之后，海明威的个性感觉才变成有共性价值的审美感悟，在他完全是个人喜好的行为及其对象化表现的小说才具有了广泛的人生审美价值。
战后还乡的海明威受着心灵创伤的痛苦煎熬。参战是他第一次个体心灵同社会整体存在的结合，但这一结合却被事实证明是虚无的。他为之献身流血的并不是什么正义的事业，而他对着射击冲杀的也不是什么恶人，那完全是一场盲目的兄弟相残。
这一次投入社会的活动中遭受的打击，是在心灵向个体生命的原始自然状态的回归中得到抚慰并最终康复的，而这一康复的过程，同时也是海明威逐渐地把痛苦对象化的过程。
归乡的海明威第一次未受恶梦惊扰的安睡是在“一个可爱的肮脏的流浪者，十分象女人，又有几分象畜生。”(海明威传辛格著)的意大利籍妓女玛丽雅那里获得的。
当海明威被恶梦纠缠得难以入睡达几个星期时，他便一人在清晨起来。
漫步街头，观看那朦胧的太阳照亮煤烟弥漫的芝加哥天空。
他发现玛丽雅坐在一所简陋公寓的门口，喝得半醉，冻得发抖。他们两人还没说几句话，这个意大利移民的女儿玛丽雅便上前拉着他的手，把他领到自己房里。这是一间肮脏的屋子，彼此没有问长问短，也没有忸怩羞惭之态，他们两人互相尊重，也都有激情。海明威在肮脏的窗玻璃透进的亮光下，发现她的紫眼睛就跟紫罗兰一模一样。后来他在那张床上躺下，立刻睡着了玛丽雅成了海明威的避难所。她懂得静默的奥秘和举止轻柔的妙处。她用手指抚摸他的小腿和大腿上的乌青伤疤时，嘴里总是轻轻地发出啧啧的叹息声，于是那旧有的疼痛便烟消云散，代之以十分明显的感官上的舒适。
玛丽雅善于使人兴奋，海明威需要的就是兴奋。他的康复过程是缓慢的，也是一个回过头来面对现实的长期过程，这时候可喜的是，神志和勇气的复苏，使他能够再次考察生活的真谛。(海明威传辛格著)
玛丽雅以他女性的心灵和肉体给海明威心灵和肉体的创痛带来了他所渴望的慰藉。但她还不能完全治愈海明威的伤痕。“‘玛雅丽，’海明威说，‘为了我，你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你用你的头发擦干了我的脚，用你的身体温暖了我的灵魂。但是如果现在这样我就算复原了，那可糟啦。我到现在还写不出一篇象样的小说。读起来全都味同嚼蜡，低劣极了。比我那被炸碎的膝盖骨还要支离破碎。我心里有东西可写。可就是活象患了便秘，憋在肚子里出不来。海明威这时候站得仍然离森林太近，难以看清他想描绘的那棵树。”(海明威传辛格著)这时的海明威还没有完成对战争的痛苦感受的对象化过程。他还不能把战争当作无关利害的对象加以审美的静观。对于战争，他还停滞在痛苦的感官体验中，还没有达到审美的感悟，因此，他写不出反映自己对战争的审美感悟的小说。他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心灵向自然的回归，在自然状态中恢复心灵对经历过的往事的对象化感悟的能力。
于是他摆脱了母亲的那些质问和橡树园的环境，回到他家在密执安州的夏季别墅。他在这里寂静的安定生活中得到了休息，写了几封简短的信，催促特德布伦贝克(与海明威同赴欧战的朋友)到这里来和他一起过这种自我流放的生活。他们两人一起打猎，钓鱼，谈天，回忆，就在盘坐于篝火之旁，吃些新钓到的有点烤焦了的鲑鱼的过程中，一个新的海明威渐渐脱颖而出。这位受了精神创伤的作家可以说出他想说的一切，而且被朋友接受了，(海明威传辛格著)
这种谈话使海明威最终实现了痛苦感受的对象化。在他向朋友诉说的同时，他也在向另一个自我诉说着，这就是精神的自我即心灵。在这样一个诉说和倾听的过程中，精神的自我象听别人的故事那样对象化地、也就是以无关利害的静观的心态去重新感受以往的经历。这些经历中的痛苦感受开始超越个体的利害得失的狭小天地，海明威终于可以从自我的痛苦中感受到所有参战者的痛苦了。他和那座“森林”开始拉开距离了。
这之后是几年艰苦的日子，在加拿大，在法国，海明威一面靠报馆给他的微薄薪水养活妻子和儿子，一面每天不停地用一架老旧的打字机打出一篇篇浸透心血的小说。他的新闻特写及报导很快出了名，但他寄出的小说却只能换回一打一打的退稿信。如果他专心当一名新闻记者，甘心遵守一家大报馆的规则，他会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和很丰厚的薪水。但海明威不肯为物质生活的需求而放弃心灵的自由追求。妻子终于无法忍耐海明威的生活方式，海明威也不愿受家室之累，他们分手了。
海明威在俯瞰巴黎屋脊的一间牢房似的狭长顶楼里开始过修道院的生活，这正是在巴黎奋斗的艺术家的优秀传统。家俱只有一张咯吱作响的床、一张结实的桌子、一把直靠背椅，另外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有破口的瓷面盆和一个大水罐(海明威传辛格著)
两年后，海明威在出版了一些短篇小说并赢得了一点名气后，终于以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奠定了自己在世界文学界的地位。这部小说和三年后出版的永别了，武器可说是两部倒叙的姊妹篇。如果先看第二部，而后再看第一部，你就可以全面地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和荒唐以及它给参战者那整整一代人造成的肉体和心灵的创伤。
从海明威离开战场到永别了，武器出版，整整过去了十年。从现实人生的体验到以审美的眼光静观这一体验，并用艺术的形式把静观中得到的审美感悟记录和表达出来。在海明威是一个多么漫长和痛苦的过程。
在永别了，武器中，充满了震耳欲聋的、撕心裂肺的爆炸和爆炸中溃散逃遁的人群；在太阳照常升起里，那些被炸散的人们失去了往日以某种共性的价值观念为依托的聚合力。他们各自为政地游荡着，漫无目地地聚散着，无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没有归宿。这种精神状态在英国作家韦尔斯的世界史纲的结尾处，在记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天的伦敦时有过精当的描写：
在伦敦，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宣布停战。它使一切日常例行工作奇异地停止了。办事员从办公室里涌了出来，不再回去了，店员们离开了店铺，公共汽车司机和军用卡车司机想把车子开到哪里就开到哪里，车上载满了随意上车的惊喜欲狂的乘客，他们没有什么目的地要去，也不管这些车要开到哪里去。茫然若失的群众立即充塞街道，凡是有国旗的住房和商店都把这种饰物挂了出来。夜晚来临，好几个月来因空袭而一直保持黑暗的许多主要街道上，灯火辉煌。蜂拥而来的群众重新集合在灯光之下的情景看来是十分新奇的。人人感到惶惶然，怀着一种不自然的和疼痛的慰藉。战争终于过去了。在法国将不会再有屠杀，不会再有空袭——事情将会好起来了。
人们想笑，也想哭——真是哭笑不得。兴奋的青年们和在假的年轻士兵们组成稀疏而嘈杂的游行队伍，挤过人流，尽力做出欢乐的样子。一尊俘获的德国大炮从陈列许多这类战利品的马耳大街拖到特腊法耳加广场，举火焚毁了炮架，鞭炮和花炮到处乱扔。但是人们并没有什么共同的欢乐。每个人几乎都因为损失太重，忍痛太深，没有什么热情去庆祝了。
停战的狂欢时刻人们的心情尚且如此，那以后的日子里，传统价值观念对于深受创痛而视其为虚无的人来说，恰如倒塌的巨树，再也不能招聚鸟兽了。
战后第三年，也就是一九二一年，海明威带着妻子来到巴黎时，巴黎是一派惨淡的景象：
海明威看到的是他自己的青年时代，是“纯粹的人的精华，”是被战争抛起和连根拔出的一代人，人们在逃避幻想的破灭，方法很多。有的人自溺后漂浮在塞纳河上，有人在自己的顶楼里服毒自杀。另一些人懒懒散散，以此窒息他们的生命，或者让花柳病摧残至死。舞男们既向男人又向女人出卖肉体。男人同性恋和女人同性恋都很风行，因为这别有滋味，而且免去了怀孕的麻烦。(海明威传辛格著)
看过永别了，武器的人，不难理解这种颓废的情绪。甚至在战争正进行的时候，人们就早已深感战争的荒唐与虚无。主人公亨利算得上勇敢的军人，但他完全是以一种近乎自我强制的责任感和军人的道德准则无可奈何地行事。一旦战争的荒谬连这样一点慰籍和可能都不留给他时，他便独自单方面宣布停战而逃入爱人卡瑟琳的怀抱。但是，已经在逐欲的路途上走入世界大战的西方世界，给每个人设下的结局就是死亡——或是肉体的，或是精神的。“如果有人勇气十足地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这个世界为了制服他，就非置他们于死地不可。这个世界当然是不会让他们活下去的。它折磨着每一个人，要使每一个人俯首贴耳，唯命是从。”(永别了，武器)在这样的世界上，特化了的民族国家的权力高于一切，聚集在它周围的盲目的信徒在运用这权力宰割别人时格外地执着与果断。杀人如麻，这是人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祭献在民族国家神坛前，并以此为名用武力追逐物欲的必然结果。亨利要逃避这个必然的结局，带着己的爱妻到战争风暴的风眼瑞士，度过了短暂的一段幸福生活。但他逃避了战争，却未能逃避死亡。卡瑟琳和胎儿在难产中双双逝世，迎接亨利的是早春时节冰冷的风和雨。亨利和卡瑟琳是一对可爱的青年，是人类的精纯之花；他们的爱情纯美迷人。但这一切在战争的巨大的齿轮辗轧之下，象玻璃工艺品一样，只来得及闪一下微光，发一声微响就粉碎了。而战争的齿轮也
终因辗轧了太多的血肉被粘滞得停止了滚动。
曾经被捆绑在传送带上输向那巨大齿轮的人们四散奔离。他们不想再受任何束缚，国家以及一切作为其组成部分的观念或准则，都被他们嘲笑并抛弃。他们每天要去的地方，除了酒巴、咖啡馆就是钓鱼的小河或斗牛的沙场；他们每天要做的事，除了把自己灌得烂醉就是和异性寻欢。这就是太阳照常升起中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
但如果谁把海明威的这部小说看作是吃喝玩乐的百科全书，那只能证明他自己除吃喝玩乐外再没有其它信息接受能力了。
毫无疑问，海明威在这部小说中，确实写了一伙随心所欲，或努力随心所欲的家伙。但正象前面我们已经谈过的，他们的随心所欲在有意无意之间促进了心灵向个体血肉的回归。这种回归是对那种把他们送入战争齿轮的国家运行机制的反动。是对以往的传统价值观念作出虚无的评价和宣判。而且，他们并不是真正快乐的一伙。主人公吉克，在战争中丧失了性能力。女主角布雷特也因此失去了爱的归宿，只好一个接一个地投入那些她根本不爱的男人的怀抱。我们已经说过，心灵的这种放纵自由，是以从原有的依托物上撕裂开来为代价的。因此，一方面，他们的寻欢作乐是没有心灵寄托的虚无中的飘荡；另一方面，他们必需在表面的无所谓中孕育出一种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这样看来。他们是背负着沉重的担子的。他们的毫无准则的浑混，正是新的准则的孕床。人生美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对血肉丰满的感性
物欲的超越。如果没有前者也就谈不上后者。民族国家极端人格化和权力化是对个体丰满的血肉的抽象与否定，海明威小说中的放纵情欲是否定之否定。是向虚无中寻求新生。世界上有哪一个新生命不是在虚无中孕育的呢？
这种寻求新生的努力，我们可以在吉克身上看到。他并没有因为丧失性能力而变成忌妒狂，也没有因此失去做人的尊严。他不仅依然是布雷特精神上的支柱，而且也是周围朋友们的核心。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并没有同性能力一道丧失掉道德的力量。这种道德不是橡树园的伪善与保守，这种道德是朴实自然的。正象原始人没有私有财产观念一样，吉克也超越了不能把布雷克居为己有的悲哀。他比所有和布雷克睡过的男人都更有资格占有她，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和布雷克的情人们成为知心的朋友。而且，吉克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有求于那些男人，正相反他们到是在情感上有赖于吉克，更为重要的是，吉克并没有因为失去性能力而成为一个感情冷漠的人，他不是因为不爱布雷克而不忌妒她的放纵，他们之间有着一种超越性关系的理解和信任。这正是人与人之间达到新的心灵融合的起点。
海明威酷爱斗牛，他的吉克也酷爱斗牛，斗牛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靠自然的力量与技巧求生存和胜利的过程。在那个被大战撕去了光辉灿烂的面纱而显露出虚伪狰狞的面目的世界里，斗牛场显得更为真实和自然。在这里，好象演算着一道道高度纯化了的生命相搏和求生的代数式，一切都具有一种简洁明快、直截了当和一目了然的原始自然的活力。它不断地复现着自然蛮荒中的生命规律——力量与技巧的抗衡和生与死的搏斗。这是被高度文明充分特化了的现代社会中值得珍视的原始生命状态的保留地和了望台。海明威... -->>
一
欧内斯特海明威于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生在伊利诺斯州的橡树园，这是芝加哥一个富庶的郊区，曾被誉为‘世界中产阶级之都。”(海明威传辛格著)
美国这时刚刚建国一百多年，如果说它还是一个不久前才从大英帝国的怀抱中叛逆出来的楞头青，那么，海明威的出世，就意味着它已为自己孕育出了第一代叛逆者。
我曾蘸着苦涩的墨汁概述并分析了凡高和贝多芬，当我看完海明威的传记和他的作品，拿起笔来继续我的分析时，面前的稿纸似乎在摇摆着向我飘过来，一股浓浓的酒气弄得我有些醉意朦胧。海明威一生喝了太多的酒。在阅读的几天中，我也曾几次喝得云山雾罩，但我并不是在模仿那位白胡子的巨人。尽管他的一生充满了感性生活的享受与刺激，却从未因此丧失冷静的理性思考的能力，否则他就只能是一个橡树园里晃出来的浪荡公子，而不会成为举世爱戴的作家了。
看过了凡高和贝多芬的一生，你也许会很自然地做出结论说，只有在艰难痛苦中才能孕育出伟大的品格及作品。但我从海明威一生的花天酒地中走出来时，我并没有对这位伟大的作家产生丝毫的怀疑或讨厌，反而因为他生存的时代与我们的更近些而有了一种亲切感。
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一个人曾经历过或承受过什么，而在于一个人是否在他所经历或承受的生活中实现了心灵的超越与升华。
海明威的一生，有很大一部分时光是在斗牛场中度过的，他是斗牛士的朋友，是所有喜欢斗牛民族的朋友。他的少年时光就象一头小公牛一样，是在四出寻事中奔突过来的。
欧内斯特十岁生日时，做医生的父亲送给他一支猎枪并教他射击；上流社会的俱乐部里长大的母亲，则按着橡树园中家家都遵循喜好的礼仪为他举行了生日宴会。在父亲的希望中，儿子将是一个高大健美的医生，同时又是捕鱼和打猎的能手；在母亲的企盼里，儿子则是个人音乐会上的明星。
但在他十四岁时，他却不顾母亲的阻拦进了拳击训练班。
经过无数次的讨论，欧内斯特终于去上第一堂拳击课了，这险些成为他的最后一课。给他安排的斗拳对手是杨奥赫恩，此人是中量级拳手中的佼佼者，后来曾跟拳击冠军们比过高低。这位职业拳击家当时同意轻打互让，但是后来一则因为打得激烈，二则因为欧内斯特的劲头十足，所以他一时把原来的良好意图丢在脑后了。两人不再是你打我还，而是在一决胜负。
片刻之后便见欧内斯特躺倒在地板上，威风扫地；鼻子打破了，血溅在脸上。第二天，欧内斯特的鼻子上贴上了纱布，眼睛底下又红又肿，但他照样走上拳击场。别的学生纷纷自动退学，欧内斯特坚持到底。在斗牛行业里，每一头小公牛都得经受考验，也就是当小牛将近两岁时，要测验它的勇敢程度。做法是，先把小牛从牛群中分隔出来，让一些手持秃头长矛的骑手紧跟在后。然后抡起木杆，对准小牛的尾巴根，把小牛一杆子打倒在地。如果这头小牛一跃而起，向骑手猛扑过来，那饲养员和东家就会知道这头小牛很勇敢，能在斗牛场上大显身手，战斗一个下午。欧内斯特海明威总是第一个跃起身来，准备再次冲锋。(海明威传辛格著)
一个人来到世上，必然以其天生的肉体的特点和精神特点表现出各自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同时也就是他们与对象世界相结合，创造出他个人的人生天地的方式。海明威的方式就是这样充满了血肉冲突的搏斗感，就象风行世界的动作影片，刺激而强烈。他就是在这种方式中，以自己强壮高大的身躯直截了当、从不倦怠地与对象世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他所选择的与对象世界相结合的交接部，也完全符合他的个性。他从不肯就范于母亲的指引，拒绝参加他母亲为他安排好的同橡树园的一些长得漂亮而又有教养的年轻姑娘在一起的跳舞会。他所热衷的地方是芝加哥那些令人激动的，充满打斗的贫民区及低等酒巴。
欧内斯特找的是那些异乎寻常的、样子难看的、打成残废的和威武不屈的人。橡树园那个社会在这个富于反叛精神的青年人看来就象一盘乏味的茶点。他十岁时吸了第一支烟，十二岁时喝了第一杯劣等威士忌，十三岁时有了第一个女人。(海明威传辛格著)
海明威的这种选择多少应归功他的父亲海明威医生。幼年时，那位同样身材高大，喜欢捕鱼狩猎的父亲就经常带着小欧内斯特到密执安州的沃尔顿湖畔的夏季别墅去过几天原始猎人般的生活。“有时海明威医生带领欧内斯特到密执安州北部森林深处参观印地安人的帐篷。这个尚未到达青春期的男孩对那里的一切有了深刻的印象。波塔瓦托米部落的印地安人重视自己的身体；他们教会男孩在森林里生存的本领，教会女孩寻找草根和草药以及做饭、织布和缝衣。这种生活似乎远比他们在橡树园的三层楼房里所过的生活简朴，勇敢，纯洁。”(海明威传辛格著)
幼小的欧内斯特虽然还没有什么思想。但直觉的观察比较已使他感到橡树园中等资产者组成的小天地，同广大的自然界和粗犷的印地安人相比，已显露出令他难以忍受的虚伪与狭隘。当他跟着父亲到沃尔顿湖畔时“他可以赤脚跑路，向蓝色的天空开枪打野鸭和大雁，偶尔捕杀一只鹿，或者静静地坐着钓鱼，等待那种巨大的凸眼狗鱼上钩。他们在橡树园的家里总是穿得衣冠楚楚，行为彬彬有礼，常谈一些守旧派成年人的事情。言谈中赌咒是罪过，但在欧内斯特看来，这到似乎是一种有力而又有效的说话方式。性关系是根本说不出口的事情，甚至是比原始部落的禁忌还要忌讳的东西；生活的这一部分遮掩得十分严密，反而使这孩子和他的朋友们大感兴趣。他在森林里的日子富有天然乐趣和生活本色，平静安逸，令人满足，哪怕音乐课有所荒疏。”(海明威传辛格著)
小欧内斯特象一团等待塑造的泥团，他不愿象橡树园里的成年人那样按照有钱人的社会规范塑成千人一面的标准类型。他更不愿那些成年人用一套陈旧的常规把自己这一堆新鲜、冒着热气的泥团扔进他们世世代代早已为其定型并特化了的模型中去铸造。他要更广泛地接触比橡树园的生活更为原始和本色的天地，从中汲取更充足的生命底蕴，使自己这团泥更大、更软、更新，以便将来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时代的方向从事新的塑造。
对橡树园的背叛是对那种被金钱富裕特化了的狭隘生活的反抗；对湖畔森林，对印地安部落和贫民区的热衷是向生命存在中更原始、更本色的源流的回归。这正是欧内斯特走向审美人生的起点。
一个人如果仅仅有了这样一个起点，是不可能进入审美人生的佳境的。如果欧内斯特仅仅是一个沉于酒色的人或仅仅是一个好斗的人，那么他只能把自己的一生靡烂在酒巴、妓巢或阴暗的小巷深处。他到这些地方，不单是出于肉体享受的需要，更是出于要了解、探寻生活的真实而全面的内容的渴望。相对于橡树园那种一成不变的、必须把自我挤压成某种特定型号才能见容其中的窠臼般的小天地。欧内斯特热衷的地方孕育着更深厚的生命力、蕴含着更多不可预见的变化发展的可能。
当欧内斯特从那些喧闹的地方走出来时，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径直回到自家的三层楼顶，坐在自己的打字机前，把他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一切打印成故事。十六岁那年，他的第一部重要的短篇小说赛皮金根发表在学校的文学杂志写作园地上，而且欧内斯特并没有因为喝酒做ài和打拳而成为无赖。“在青春期的几年里，海明威的志向单纯，他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有条有理。他每做一件事都要用尽自己的最大能力才肯罢休，他在辩论组得了演说奖，在田径队当了主管，在篮球队做了队长，而且成为水球队、步枪射击俱乐部和学校管弦乐队的成员，还被选中当校刊编辑。”(海明威传辛格著)欧内斯特不仅是个粗犷的爱寻刺激的热血青年，还是一个有很深的文化修养能够沉静深刻地思考和写作的文人。这正是投入与超脱的结合，正是拳击手与观众的结合。
欧内斯特走出中学校门时，他已同时具有了最文明市区所给予的文化修养和最野蛮部落及街区所赠送的强悍丰满的原始生命力。他的一位老师评论说：“在基督教和清教徒的哺育下长大的孩子，竟会对于恶棍和下等社会知道得那么清楚，描写得那么生动，这使我本人和别的许多橡树园人都觉得奇怪。”(海明威传辛格著)
这两种成份在欧内斯特身上的结合，使他既是一个有着良好的文明素质的文人，又避免了“橡树园人”的那种狭隘与孱弱。欧内斯特海明威因此能够全方位地与对象世界的各部分相结合。他以最自然、最直截的方式进入生活，同时也最自然、最直截地进入了心灵同对象世界无限深远和广泛的整体存在相结合的起点。但他还只是这一征程上的一头良种小公牛，他还需要更多、更艰难的锻炼考验和自我努力才能成为一头真正的斗牛。只有当他把自我的个性特色和人类共性发展互相融合起来，统一起来，使自我得到的人生感悟成为人类整体自醒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时，海明威才真正通过自我而融入对象世界无限深广的存在中。
二
一九一七年四月，正当欧洲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得精疲力竭，两败俱伤之时，美国象最狡猾的投机商那样宣布参战。爱国的旗帜舞动在美利坚上空，街道两旁满是欢送出征将士的彩带、花束和震耳的口号。美国第一次派出自己的儿子到外面去打仗。他们的父母和他们参战的儿子都相信这是远离战场千里之遥的祖国的需要。参军是每个青年人的骄傲，他们是去结束一场灾难，拯救养育了自己祖辈的母邦。
那时离海明威中学毕业还有一个月，他等不得一个月的时间，急不可待地志愿报名参军，但他的眼睛在练拳击时被严重击伤过，因此被拒之门外。海明威无可奈何地领取了中学毕业证，拒绝了母亲要他上大学的要求。他要到堪萨斯城去，他要去当一名新闻记者，拿着一支笔冲向社会。
“一离开橡树园，海明威就觉得终于自由了。”(海明威传辛格著)从此他便毫无阻碍地把自己强壮的躯体投入到与社会人生的接触中，而且是一种最自然和最直截的接触。他一生都为此付出了家庭离散，筋骨折断的代价，但他也从这接触中感受到社会人生最深刻的本质存在。当他终于学会了使自我的心灵从这一满是创痛的肉体接触中超越出来，以精神的目光旁观肉体接触中的另一个自我和社会人生时，他就真正进入了人生审美的境界。
一年后，堪萨斯城明星报的见习记者，小伙计海明威终于在朋友的帮助下穿上了带有名誉尉官符号的军服，趾高气扬地加入了由威尔逊总统和夫人亲自检阅送别的部队。
那时他只有十八岁。
这正是热血沸腾的年龄，海明威虽然因眼伤被拒于作战行列之外，但他却无法忍受后方安逸的生活——每天游泳、打牌、闲逛。这怎能算是参战呢？他千方百计寻求上前线的机会，终于弄到一份往战壕送香烟及小食品的差事。这虽然还不能算是战士，但毕竟可以投身于战争了。
到前线的一星期后的一天夜里，海明威按奈不住激动的情绪，抓过一支步枪向敌阵猛烈射击。一名战士在敌人的还击中倒下，海明威前去营救时，一颗迫击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身上中了二百三十七块弹片。一共做了十三次手术。“医生们首先庆幸的是，他总算活过来了。他的身体象个筛子。这简直是奇迹。”(海明威传辛格著)
受伤并没有吓坏海明威，反到刺激起更大的冲动，伤愈后他跟随部队继续战斗。“这一次他是在战场上打仗——不再是一个救护车司机，不再是分送巧克力和小甜饼的人了。他在田野里打仗，在阿尔卑斯山打仗，在意大利北部的森林里打仗。”(海明威传辛格著)
战后归国的海明威被家乡奉为英雄。但所有夹道欢迎和围着他高呼的人，没有一个会理解这位英雄心灵所受的创伤。在战场上他从没有退缩过，并因作战勇敢而获得了勋章。但是回到家里，脱下征服，重新躺在松软的床褥中时，战场的恶梦却让他夜难成寐。“海明威到这时才受到前线的惨状、声响和危险的残酷折磨。爆炸的炮弹射出白热的火星，把他那睡梦
中的黑暗照耀得眼花缭乱。昔日战场上的巨响吓得他尖叫着惊醒过来。垂死的伤员们痛苦的嚎叫使他的每个夜晚都变成莫大的苦难。”(海明威传辛格著)
出征时为祖国而战的自豪和青年人的冲动都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荒唐和惨痛击得粉碎。从战场上回来的人看不到自己杀人和流血的任何价值。在这社会与历史的大悲剧中海明威们投入得最深，失败得最惨。参战曾是他们最强烈的愿望，也是他们这整整一代人对于民族、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及政治的最明确、最积极的信仰和参予。现在他们深深地感受到这次大战的无谓。同时造成这次大战的一切社会价值观念也在他们心中一落千丈。他们成了迷惘的一代。
当海明威带着第一个妻子到巴黎文艺沙龙的主人斯泰因女士家做客时，这位因鼓励和资助当时还年青的毕加索一类艺术家而著名的老姑娘，说海明威们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强烈地否认自己迷失了方向。“我没有迷失方向，”他愤怒地说。“她的说法完全是危言耸听我认为这一代人也许是在许多方面受了损害。但是除了那些死者、残者和已经证实的疯子以外，如果说我们也都迷失了方向或者受了损害，那我无论如何不相信。”
海明威虽然这样说，但几年后，在他的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中，他仍然把斯泰因的这句话加在小说前面的扉页上做为题记。因为这一称呼已被社会所接受。而海明威之所以反对自己迷失了方向，这里有一个看事物的角度问题。
斯泰因所谓的迷失，是以传统的人生及社会价值观念为参照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打碎了这一价值观念在海明威一代人心中的丰碑。因此，可以称海明威们是“迷惘的一代”但海明威们在背离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后，虽然象太阳照常升起中描写的主人公那样把人生看作无边际的游玩。但这种表面消极的个人主义式的自由散漫恰恰是旧的价值观念破碎，新的价值观念重新孕育中的必经之路。海明威不仅感悟到这一消极生活方式的内在的积极性，而且他本身就是这一积极性的典型代表。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民族国家传统价值观念在其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到特化阶段后，它的狭隘性和自私性的第一次世界范围的恶性发作。这种价值观念可以表述为：在民族观念下聚集在一起并被国家权力组织起来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毫无例外地把本民族及其代言者国家的利益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一个民族可以对其他民族做任何事情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和无尚光荣的。
中世纪的欧洲还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几乎整个欧洲大陆上的所有封建诸侯国在信仰和价值观念上都统一在基督的十字架下，罗马教皇君临于各国王侯之上，发号施令、呼风唤雨。这种统一是建立在对人的心灵压抑基础上的。人们的心灵象豆芽一样被宗教从感性生活的泥土中拔出，宗教裁判所用火刑把一颗颗烘干的心灵捆绑在流尽了鲜血的受难的耶稣面前。脱离血肉的心灵无论在任何方式中与任何对象相融合都是非审美的。因此，人们把文艺复兴开始的对人类各种感性生活的重新肯定看作是人性的复苏，同时也称为审美意识的复兴。
十四世纪开始的宗教革命最终砸碎了罗马教皇套在各王侯国家头上的枷锁。到十六世纪，各封建国家的国王们纷纷建立并巩固了自己对本民族的统治。但这种统治还没有最终造成各民族国家的彻底分裂和对抗。各国王侯通过互通婚姻和互继王位使各民族国家的统治阶层保持着贵族小圈子里的血缘联系。这联系虽然不能完全避免各国间的战争，但这种战争从没有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规模和狂热程度。一方面那时的运输交通和作战能力限制了各国王侯的野心；另一方面臣民们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和热情去为本是亲戚的各国王侯间的争吵而卖命撕杀。
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和十九世纪，民族国家的观念开始有力地支配着各民族的感情了。君主成了被供在殿堂上的灵位。而实际操纵着国家权力的是逐渐强大起来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官员们。
君主们来来去去；一个路易十四被一个好色的路易十五所接替，路易十五又被一个愚钝的业余锁匠路易十六所接替。彼得大帝让给一连串的女皇；查理五世之后是哈布斯堡王室的世系，不管是奥地利的一支还是西班牙的一支，大都是些厚嘴唇、粗下颚的迷信的人远为稳定持久的却是外交部门的办事人员，和阐述国家事务的人们的观念。
因此，我们发现在人们心目中，君主比起他作为首领的那个“强国”来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开始越来越少地读到这个或那个国王的阴谋和野心，而是更多地谈到“法兰西的预谋”或“普鲁士的野心”在一个宗教信仰正在衰微的时代，我们发现人们正在表现出对这些人格化了的实体具有了一种新的信仰。(世界史纲赫乔韦尔斯)
文艺复兴中复苏过来并被狂热地加以肯定的个人主义式的各种欲望和实现满足这些欲望的天赋权力，被人们以同样的狂热寄托并依附在国家身上。于是国家成了各民族的神。国家反过来以各种宣传手段和教育手段向自己的成员灌输伟大的爱国主义。同时这些神灵也确实以火与剑，以血与肉去实现自己成员的欲望。正是在这一逐欲的过程中，个人的利益被集中成国家的利益，国民们往往在一种朦胧不清却很固执的观念中相信国家的行动总是为他们谋利益或保护他们的利益的。于是大多数成员的盲目性构成了一种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个人肉体生命欲望的复苏也终于从它通向审美境界的起点而走上了片面追求物欲满足的狭隘天地了。人们的心灵从上帝那里争脱束缚后，没有在同肉体统一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超越与升华。却又被民族国家重新聚敛在国家利益的圣坛前祭奠。社会生活方面，人们之间心灵的融合被民族国家的狭隘性所阻隔。基督教所倡导的天下兄弟一家的博爱情意被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煽动起来的互相猜忌和仇视所代替。心灵从上帝过于冷峻空洞的天堂向个人肉体回归时似乎撞在了民族国家的浅滩上搁浅了，象前面说的那样，一般民众在近于盲目的状态中把国家的一切对外行为，尤其是那些强盗式的行为看作是个人利益的最高体现。从而心甘情愿地牺牲个人日常生活的安宁幸福，把参加对其他国家的战争看作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职责。这种盲目性多么近似于中世纪时向上帝的献身。
这一心灵的搁浅带有某种必然性，是心灵从上帝向血肉之躯回归时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渡阶段。人类心灵的宏观发展往往在微观的个人尚未觉醒的状态下，在一种人类整体的潜意识中演变着。从中世纪的对上帝的信仰到现代的个人价值观念的确立，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宏观向微观的心灵运动过程。这当中，整个的欧罗巴世界是最大的系统，各欧罗巴民族国家是次一等的子系统，然后是个人(当然其中还有一些更小的子系统)。正象一个人下楼时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下一样，心灵的回归也要逐级地完成。个体的人对这一回归的认识程度也随着逐渐地清晰和深刻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暴露了民族国家的狭隘性和由此而引发的战争的虚无性，海明威们曾把自己的全部都投入到这场战争之中，因此对于心灵盲目地祭献于国家神坛的虚无性感悟得较为深切。这一感悟促使他们自觉地完成心灵回归个体血肉之躯的演变。表面看，他们无所事事，整天饮酒做乐，对一切国家政治概不关心甚至把它们当作笑料下酒，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他们都不屑一顾，象海明威一样，他们不爱故园，不愿呆在自己的祖国，是一群钓鱼、打猎、看斗牛的流浪汉。但在这背后，隐含着心灵从民族国家这一整体存在割裂开来时产生的痛苦。心灵一旦离开原有的寄托物时必然产生一种空虚和失落感，尽管那个寄托物束缚了心灵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这种痛苦也是新生前的阵痛，心灵完全回归个体之后将孕育着新的向更广泛、更深刻的整体存在的对象世界的升华与融合。这是心灵摆脱非审美的物欲追求中的特化状态向审美的无限发展天地超越升华的运动。海明威是这一运动的先觉者和倡导者。这正是他的小说创作的审美价值所在。
从这个角度看，海明威们不是迷失方向的一代，而是正在寻求心灵发展的新的方向的一代。
人类心灵的发展，从人生审美的角度看，是一个不断的从自然状态出发，在逐渐的社会化发展中走向特化，然后又摆脱特化，向自然状态回归，吸取继续发展的生命力，再从自然状态向社会化发展的螺旋式上升循环演进的过程。
就欧罗巴世界来说，这个过程大致可概括如下：远古时代原始野蛮人的心灵完全处于自然的、个体的状态中，从这一状态出发，经过氏族的，希腊式城邦的和罗马式帝国的，到中世纪特化在上帝天堂中(当然这是就整个欧罗巴世界宏观而言，如果看各个小一些的糸统，如希腊、罗马等，也都有各自心灵从自然状态出发到社会化的特化樊篱中的历史)。然后开始了向自然的、个体的血肉回归的过程。
这个回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达到人们个体觉醒的阶段。海明威的小说，就是这一觉醒的标志之一。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海明威走向人生审美境界的起点。这个起点是痛苦的，只有当海明威完成了痛苦的对象化过程之后，他才通过个人的痛苦走入人生审美的境界。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之后，海明威的个性感觉才变成有共性价值的审美感悟，在他完全是个人喜好的行为及其对象化表现的小说才具有了广泛的人生审美价值。
战后还乡的海明威受着心灵创伤的痛苦煎熬。参战是他第一次个体心灵同社会整体存在的结合，但这一结合却被事实证明是虚无的。他为之献身流血的并不是什么正义的事业，而他对着射击冲杀的也不是什么恶人，那完全是一场盲目的兄弟相残。
这一次投入社会的活动中遭受的打击，是在心灵向个体生命的原始自然状态的回归中得到抚慰并最终康复的，而这一康复的过程，同时也是海明威逐渐地把痛苦对象化的过程。
归乡的海明威第一次未受恶梦惊扰的安睡是在“一个可爱的肮脏的流浪者，十分象女人，又有几分象畜生。”(海明威传辛格著)的意大利籍妓女玛丽雅那里获得的。
当海明威被恶梦纠缠得难以入睡达几个星期时，他便一人在清晨起来。
漫步街头，观看那朦胧的太阳照亮煤烟弥漫的芝加哥天空。
他发现玛丽雅坐在一所简陋公寓的门口，喝得半醉，冻得发抖。他们两人还没说几句话，这个意大利移民的女儿玛丽雅便上前拉着他的手，把他领到自己房里。这是一间肮脏的屋子，彼此没有问长问短，也没有忸怩羞惭之态，他们两人互相尊重，也都有激情。海明威在肮脏的窗玻璃透进的亮光下，发现她的紫眼睛就跟紫罗兰一模一样。后来他在那张床上躺下，立刻睡着了玛丽雅成了海明威的避难所。她懂得静默的奥秘和举止轻柔的妙处。她用手指抚摸他的小腿和大腿上的乌青伤疤时，嘴里总是轻轻地发出啧啧的叹息声，于是那旧有的疼痛便烟消云散，代之以十分明显的感官上的舒适。
玛丽雅善于使人兴奋，海明威需要的就是兴奋。他的康复过程是缓慢的，也是一个回过头来面对现实的长期过程，这时候可喜的是，神志和勇气的复苏，使他能够再次考察生活的真谛。(海明威传辛格著)
玛丽雅以他女性的心灵和肉体给海明威心灵和肉体的创痛带来了他所渴望的慰藉。但她还不能完全治愈海明威的伤痕。“‘玛雅丽，’海明威说，‘为了我，你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你用你的头发擦干了我的脚，用你的身体温暖了我的灵魂。但是如果现在这样我就算复原了，那可糟啦。我到现在还写不出一篇象样的小说。读起来全都味同嚼蜡，低劣极了。比我那被炸碎的膝盖骨还要支离破碎。我心里有东西可写。可就是活象患了便秘，憋在肚子里出不来。海明威这时候站得仍然离森林太近，难以看清他想描绘的那棵树。”(海明威传辛格著)这时的海明威还没有完成对战争的痛苦感受的对象化过程。他还不能把战争当作无关利害的对象加以审美的静观。对于战争，他还停滞在痛苦的感官体验中，还没有达到审美的感悟，因此，他写不出反映自己对战争的审美感悟的小说。他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心灵向自然的回归，在自然状态中恢复心灵对经历过的往事的对象化感悟的能力。
于是他摆脱了母亲的那些质问和橡树园的环境，回到他家在密执安州的夏季别墅。他在这里寂静的安定生活中得到了休息，写了几封简短的信，催促特德布伦贝克(与海明威同赴欧战的朋友)到这里来和他一起过这种自我流放的生活。他们两人一起打猎，钓鱼，谈天，回忆，就在盘坐于篝火之旁，吃些新钓到的有点烤焦了的鲑鱼的过程中，一个新的海明威渐渐脱颖而出。这位受了精神创伤的作家可以说出他想说的一切，而且被朋友接受了，(海明威传辛格著)
这种谈话使海明威最终实现了痛苦感受的对象化。在他向朋友诉说的同时，他也在向另一个自我诉说着，这就是精神的自我即心灵。在这样一个诉说和倾听的过程中，精神的自我象听别人的故事那样对象化地、也就是以无关利害的静观的心态去重新感受以往的经历。这些经历中的痛苦感受开始超越个体的利害得失的狭小天地，海明威终于可以从自我的痛苦中感受到所有参战者的痛苦了。他和那座“森林”开始拉开距离了。
这之后是几年艰苦的日子，在加拿大，在法国，海明威一面靠报馆给他的微薄薪水养活妻子和儿子，一面每天不停地用一架老旧的打字机打出一篇篇浸透心血的小说。他的新闻特写及报导很快出了名，但他寄出的小说却只能换回一打一打的退稿信。如果他专心当一名新闻记者，甘心遵守一家大报馆的规则，他会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和很丰厚的薪水。但海明威不肯为物质生活的需求而放弃心灵的自由追求。妻子终于无法忍耐海明威的生活方式，海明威也不愿受家室之累，他们分手了。
海明威在俯瞰巴黎屋脊的一间牢房似的狭长顶楼里开始过修道院的生活，这正是在巴黎奋斗的艺术家的优秀传统。家俱只有一张咯吱作响的床、一张结实的桌子、一把直靠背椅，另外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有破口的瓷面盆和一个大水罐(海明威传辛格著)
两年后，海明威在出版了一些短篇小说并赢得了一点名气后，终于以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奠定了自己在世界文学界的地位。这部小说和三年后出版的永别了，武器可说是两部倒叙的姊妹篇。如果先看第二部，而后再看第一部，你就可以全面地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和荒唐以及它给参战者那整整一代人造成的肉体和心灵的创伤。
从海明威离开战场到永别了，武器出版，整整过去了十年。从现实人生的体验到以审美的眼光静观这一体验，并用艺术的形式把静观中得到的审美感悟记录和表达出来。在海明威是一个多么漫长和痛苦的过程。
在永别了，武器中，充满了震耳欲聋的、撕心裂肺的爆炸和爆炸中溃散逃遁的人群；在太阳照常升起里，那些被炸散的人们失去了往日以某种共性的价值观念为依托的聚合力。他们各自为政地游荡着，漫无目地地聚散着，无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没有归宿。这种精神状态在英国作家韦尔斯的世界史纲的结尾处，在记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天的伦敦时有过精当的描写：
在伦敦，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宣布停战。它使一切日常例行工作奇异地停止了。办事员从办公室里涌了出来，不再回去了，店员们离开了店铺，公共汽车司机和军用卡车司机想把车子开到哪里就开到哪里，车上载满了随意上车的惊喜欲狂的乘客，他们没有什么目的地要去，也不管这些车要开到哪里去。茫然若失的群众立即充塞街道，凡是有国旗的住房和商店都把这种饰物挂了出来。夜晚来临，好几个月来因空袭而一直保持黑暗的许多主要街道上，灯火辉煌。蜂拥而来的群众重新集合在灯光之下的情景看来是十分新奇的。人人感到惶惶然，怀着一种不自然的和疼痛的慰藉。战争终于过去了。在法国将不会再有屠杀，不会再有空袭——事情将会好起来了。
人们想笑，也想哭——真是哭笑不得。兴奋的青年们和在假的年轻士兵们组成稀疏而嘈杂的游行队伍，挤过人流，尽力做出欢乐的样子。一尊俘获的德国大炮从陈列许多这类战利品的马耳大街拖到特腊法耳加广场，举火焚毁了炮架，鞭炮和花炮到处乱扔。但是人们并没有什么共同的欢乐。每个人几乎都因为损失太重，忍痛太深，没有什么热情去庆祝了。
停战的狂欢时刻人们的心情尚且如此，那以后的日子里，传统价值观念对于深受创痛而视其为虚无的人来说，恰如倒塌的巨树，再也不能招聚鸟兽了。
战后第三年，也就是一九二一年，海明威带着妻子来到巴黎时，巴黎是一派惨淡的景象：
海明威看到的是他自己的青年时代，是“纯粹的人的精华，”是被战争抛起和连根拔出的一代人，人们在逃避幻想的破灭，方法很多。有的人自溺后漂浮在塞纳河上，有人在自己的顶楼里服毒自杀。另一些人懒懒散散，以此窒息他们的生命，或者让花柳病摧残至死。舞男们既向男人又向女人出卖肉体。男人同性恋和女人同性恋都很风行，因为这别有滋味，而且免去了怀孕的麻烦。(海明威传辛格著)
看过永别了，武器的人，不难理解这种颓废的情绪。甚至在战争正进行的时候，人们就早已深感战争的荒唐与虚无。主人公亨利算得上勇敢的军人，但他完全是以一种近乎自我强制的责任感和军人的道德准则无可奈何地行事。一旦战争的荒谬连这样一点慰籍和可能都不留给他时，他便独自单方面宣布停战而逃入爱人卡瑟琳的怀抱。但是，已经在逐欲的路途上走入世界大战的西方世界，给每个人设下的结局就是死亡——或是肉体的，或是精神的。“如果有人勇气十足地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这个世界为了制服他，就非置他们于死地不可。这个世界当然是不会让他们活下去的。它折磨着每一个人，要使每一个人俯首贴耳，唯命是从。”(永别了，武器)在这样的世界上，特化了的民族国家的权力高于一切，聚集在它周围的盲目的信徒在运用这权力宰割别人时格外地执着与果断。杀人如麻，这是人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祭献在民族国家神坛前，并以此为名用武力追逐物欲的必然结果。亨利要逃避这个必然的结局，带着己的爱妻到战争风暴的风眼瑞士，度过了短暂的一段幸福生活。但他逃避了战争，却未能逃避死亡。卡瑟琳和胎儿在难产中双双逝世，迎接亨利的是早春时节冰冷的风和雨。亨利和卡瑟琳是一对可爱的青年，是人类的精纯之花；他们的爱情纯美迷人。但这一切在战争的巨大的齿轮辗轧之下，象玻璃工艺品一样，只来得及闪一下微光，发一声微响就粉碎了。而战争的齿轮也
终因辗轧了太多的血肉被粘滞得停止了滚动。
曾经被捆绑在传送带上输向那巨大齿轮的人们四散奔离。他们不想再受任何束缚，国家以及一切作为其组成部分的观念或准则，都被他们嘲笑并抛弃。他们每天要去的地方，除了酒巴、咖啡馆就是钓鱼的小河或斗牛的沙场；他们每天要做的事，除了把自己灌得烂醉就是和异性寻欢。这就是太阳照常升起中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
但如果谁把海明威的这部小说看作是吃喝玩乐的百科全书，那只能证明他自己除吃喝玩乐外再没有其它信息接受能力了。
毫无疑问，海明威在这部小说中，确实写了一伙随心所欲，或努力随心所欲的家伙。但正象前面我们已经谈过的，他们的随心所欲在有意无意之间促进了心灵向个体血肉的回归。这种回归是对那种把他们送入战争齿轮的国家运行机制的反动。是对以往的传统价值观念作出虚无的评价和宣判。而且，他们并不是真正快乐的一伙。主人公吉克，在战争中丧失了性能力。女主角布雷特也因此失去了爱的归宿，只好一个接一个地投入那些她根本不爱的男人的怀抱。我们已经说过，心灵的这种放纵自由，是以从原有的依托物上撕裂开来为代价的。因此，一方面，他们的寻欢作乐是没有心灵寄托的虚无中的飘荡；另一方面，他们必需在表面的无所谓中孕育出一种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这样看来。他们是背负着沉重的担子的。他们的毫无准则的浑混，正是新的准则的孕床。人生美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对血肉丰满的感性
物欲的超越。如果没有前者也就谈不上后者。民族国家极端人格化和权力化是对个体丰满的血肉的抽象与否定，海明威小说中的放纵情欲是否定之否定。是向虚无中寻求新生。世界上有哪一个新生命不是在虚无中孕育的呢？
这种寻求新生的努力，我们可以在吉克身上看到。他并没有因为丧失性能力而变成忌妒狂，也没有因此失去做人的尊严。他不仅依然是布雷特精神上的支柱，而且也是周围朋友们的核心。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并没有同性能力一道丧失掉道德的力量。这种道德不是橡树园的伪善与保守，这种道德是朴实自然的。正象原始人没有私有财产观念一样，吉克也超越了不能把布雷克居为己有的悲哀。他比所有和布雷克睡过的男人都更有资格占有她，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和布雷克的情人们成为知心的朋友。而且，吉克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有求于那些男人，正相反他们到是在情感上有赖于吉克，更为重要的是，吉克并没有因为失去性能力而成为一个感情冷漠的人，他不是因为不爱布雷克而不忌妒她的放纵，他们之间有着一种超越性关系的理解和信任。这正是人与人之间达到新的心灵融合的起点。
海明威酷爱斗牛，他的吉克也酷爱斗牛，斗牛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靠自然的力量与技巧求生存和胜利的过程。在那个被大战撕去了光辉灿烂的面纱而显露出虚伪狰狞的面目的世界里，斗牛场显得更为真实和自然。在这里，好象演算着一道道高度纯化了的生命相搏和求生的代数式，一切都具有一种简洁明快、直截了当和一目了然的原始自然的活力。它不断地复现着自然蛮荒中的生命规律——力量与技巧的抗衡和生与死的搏斗。这是被高度文明充分特化了的现代社会中值得珍视的原始生命状态的保留地和了望台。海明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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