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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这次干旱不只是局部现象的话，对于刚刚即位的赵煦来说，关系不大，可是，对于刚刚垂帘听政的高滔滔来说，无疑是个非常巨大的打击。
所以，经过一番商议之后，文彦博和吕公著立刻将矛头指向了蔡确和章敦，这两个人如今仍然呆在汴梁城中，也就幸运的成为了这一次替他们背大范围旱灾，这个黑锅的最佳人选。
至于那些去年逃荒到洛阳府境内河东路的饥民，暂时还是不要回河东路了，那里的虽然躲过了这次的旱灾，其实那里的情况比旱灾更严重，到现在为止，整个河东路还有很多的地方地面上覆盖的积雪仍未融化。即便到了后世，遇到这样的天气，都办法不多，更何况是古代。
眼看着整个河东路今年的春耕已经成为了一种奢望，没有办法种植粮食，这一年就没有任何收获。要是将这些饥民就这么放回去的话，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让整个河东路和这些饥民陷入更大的绝望当中。
真到了那个时候，救还是不救呢？
如果救的话，势必又要从汴梁城里调拨大量的粮食去救济整个河东路的百姓，从郑侠那个人以往的尿性来看，他在那个位置上不但难有任何作为，甚至是会将矛盾彻底的激化。
何况，从汴梁城到河东路，两路之间虽然距离很短，但是，再短的距离，运送粮食过程当中总归是要损耗一些粮食的，而郑侠的手底下，这种损耗会更多。
这个时候，文彦博和吕公著渐渐感觉出了一丝吃力的征兆。
站在变法派身边，指摘他们所作所为如何如何对国家和百姓不利，但是，有一点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一件事，那就是王安石和他的那些党羽们即便遇到再大的灾害，也能用粮食和财物将国库塞满。
也难怪后世在提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时候，曾有这样的评论——
聚敛之君，聚敛之臣。
可谓是一语中的。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本质上的确是是向富国强兵、稳固赵宋政权的稳固，可是，他这个人在很多大臣、贵戚反对的时候，就表现的态度暧昧。可是，到了王安石两次罢相之后，他变了。
宋神宗之所以仍然任用变法派大臣继续维持变法，根本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变法能够填满国家的府库和他自己的内库，还能够一直维持他那疯狂的进攻欲望。这也就难怪种谔、李宪和徐嘻一直在边关想方设法地挑衅西夏国。
西夏国那两位当政者当然是战争狂人，其狼子野心不比当年的李元昊要少多少。可是，宋神宗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最了解皇帝的人，不是他的父母，也不是他的妃子，更不是他的那些股肱大臣们，而是他身边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太监们。这也就难怪李宪这个阉人，虽然一直在外当官，却能够一直隆宠不衰。
七个月的时间，河东路的饥民们已经将汴梁城，国库中储备的粮食消耗掉了十分之一，如今大旱将要波及到中原很多路，所以，保守派大臣一致认为，为今之计，不但要让吕大防停止行动，还要将这些饥民分散到南方其他路去。
至于到底是哪一路，其实也不是很难选择。
荆湖北路和荆湖南路，说到这里，还得感谢一个人，他就是章敦。
这位很快就要被贬到岭南的副相，就是替大宋开拓荆湖的大功臣。
熙宁五年，他被任命为湖南、湖北察访使，得到四千八百零九户、田二十六万亩。
虽然有人上奏宋神宗说章惇，在平江杀戮过重，而且，其杀的人多是无辜之人，可是，那位弹劾章惇的张颉根本就是嫉妒章惇在地方上的卓然政绩，企图混淆视听。
章惇开拓荆湖的时候，其手下的禁军的确是有可能误杀良民，可是比起荆湖那些蛮族对当地汉人的所作所为，根本就是大巫见小巫。而且，张颉所谓那些死的无辜之人也多是荆湖路之中那些不肯降服，一直半割据状态、危害汉人生活和大宋统治的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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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这次干旱不只是局部现象的话，对于刚刚即位的赵煦来说，关系不大，可是，对于刚刚垂帘听政的高滔滔来说，无疑是个非常巨大的打击。
所以，经过一番商议之后，文彦博和吕公著立刻将矛头指向了蔡确和章敦，这两个人如今仍然呆在汴梁城中，也就幸运的成为了这一次替他们背大范围旱灾，这个黑锅的最佳人选。
至于那些去年逃荒到洛阳府境内河东路的饥民，暂时还是不要回河东路了，那里的虽然躲过了这次的旱灾，其实那里的情况比旱灾更严重，到现在为止，整个河东路还有很多的地方地面上覆盖的积雪仍未融化。即便到了后世，遇到这样的天气，都办法不多，更何况是古代。
眼看着整个河东路今年的春耕已经成为了一种奢望，没有办法种植粮食，这一年就没有任何收获。要是将这些饥民就这么放回去的话，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让整个河东路和这些饥民陷入更大的绝望当中。
真到了那个时候，救还是不救呢？
如果救的话，势必又要从汴梁城里调拨大量的粮食去救济整个河东路的百姓，从郑侠那个人以往的尿性来看，他在那个位置上不但难有任何作为，甚至是会将矛盾彻底的激化。
何况，从汴梁城到河东路，两路之间虽然距离很短，但是，再短的距离，运送粮食过程当中总归是要损耗一些粮食的，而郑侠的手底下，这种损耗会更多。
这个时候，文彦博和吕公著渐渐感觉出了一丝吃力的征兆。
站在变法派身边，指摘他们所作所为如何如何对国家和百姓不利，但是，有一点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一件事，那就是王安石和他的那些党羽们即便遇到再大的灾害，也能用粮食和财物将国库塞满。
也难怪后世在提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时候，曾有这样的评论——
聚敛之君，聚敛之臣。
可谓是一语中的。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本质上的确是是向富国强兵、稳固赵宋政权的稳固，可是，他这个人在很多大臣、贵戚反对的时候，就表现的态度暧昧。可是，到了王安石两次罢相之后，他变了。
宋神宗之所以仍然任用变法派大臣继续维持变法，根本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变法能够填满国家的府库和他自己的内库，还能够一直维持他那疯狂的进攻欲望。这也就难怪种谔、李宪和徐嘻一直在边关想方设法地挑衅西夏国。
西夏国那两位当政者当然是战争狂人，其狼子野心不比当年的李元昊要少多少。可是，宋神宗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最了解皇帝的人，不是他的父母，也不是他的妃子，更不是他的那些股肱大臣们，而是他身边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太监们。这也就难怪李宪这个阉人，虽然一直在外当官，却能够一直隆宠不衰。
七个月的时间，河东路的饥民们已经将汴梁城，国库中储备的粮食消耗掉了十分之一，如今大旱将要波及到中原很多路，所以，保守派大臣一致认为，为今之计，不但要让吕大防停止行动，还要将这些饥民分散到南方其他路去。
至于到底是哪一路，其实也不是很难选择。
荆湖北路和荆湖南路，说到这里，还得感谢一个人，他就是章敦。
这位很快就要被贬到岭南的副相，就是替大宋开拓荆湖的大功臣。
熙宁五年，他被任命为湖南、湖北察访使，得到四千八百零九户、田二十六万亩。
虽然有人上奏宋神宗说章惇，在平江杀戮过重，而且，其杀的人多是无辜之人，可是，那位弹劾章惇的张颉根本就是嫉妒章惇在地方上的卓然政绩，企图混淆视听。
章惇开拓荆湖的时候，其手下的禁军的确是有可能误杀良民，可是比起荆湖那些蛮族对当地汉人的所作所为，根本就是大巫见小巫。而且，张颉所谓那些死的无辜之人也多是荆湖路之中那些不肯降服，一直半割据状态、危害汉人生活和大宋统治的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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