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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末“70后”作家群中的“双姝”卫慧和棉棉，分别在长篇小说上海宝贝和糖里把疯狂得近乎失控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呈现给了读者。这让人们想起捷克文学大师米兰昆德拉笔下的“萨宾娜”和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她们在以叛逆者的姿态行走的同时，煽起一股张扬个性的精神风暴。“80后”出生的人群或多或少地受到叛逆意识的影响，在阳光、尘埃和雨水里开出形态各异的花朵，构成一个多元驳杂的“新生代群体”敢想敢做，标新立异，是他们典型的特征。
韩寒无疑是新生代群体中最具知名度的人物之一。这个与我同岁的男孩，在凭借20万字的三重门成为当年国内十大畅销书的作者的同时，也因在期末考试中六门功课高挂“红灯”而留级。紧接着他又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发表一番阙词，一度受到传媒的关注。前不久美国的时代周刊还把他与春树、满舟和摇滚乐手李扬作为中国的“另类分子”进行报道。我无意评说韩寒之功过，只是把他当作一种个性张扬的现象列出。
网友桑洋是休学在家做网站编辑的大学生。这位音乐专业的偏激青年，因承受不了来自校园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就转了一所大学，希望用一个全新的环境来改变自己。可转校后不久，他发现一切他厌倦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了。于是他退学在家，玩起了电脑。用他自己的话说：“电脑是情人，音乐是自己，它们给我安排了一条出路，我不是孤单的。”成了soho一族的桑洋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开心快乐每一天。
长我一岁的朋友唐军已是一个三岁孩子的父亲了。唐军高一没读完，就因恋爱问题而无心学习，回家结婚了。唐军冲破了父辈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恋旧俗，年纪轻轻就为爱情做了主。当初我还和别人一起担心唐军的早婚是不是冲动的结果。后来我看到的事实是，唐军不仅把家庭作坊式的卤菜店经营得红红火火，也把婚姻经营得幸福甘甜。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承担得无可挑剔，但过早地承担生活的压力，也使唐军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一些。可唐军却笑着说：“我比同龄人早熟了两年，在生活的道路上我比别人跑得快一些，仅此而已。”
22岁的我，如今已是一个有着三年教龄的高中教师。我的学生多是8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独生子女，他们与我一同成长在新中国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他们同我一样地幸福、骄傲、张扬、独立。原以为年轻的我将和学生们“零距离”交往，可当我试图融入学生们的世界时，却发现“代沟”已鲜明地凸现了出来。个性鲜明的学生，时常在听我讲话时认为“很有道理”做事时却把我的话当成“没道理”了。还记得，那天我教导一个较有潜质的学生，让他学习再认真努力些，不要太随意，争取考上本科大学。哪知该生却说：“上了大学又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有必要为一个没有把握的目标拼命吗？再说了，不上大学未必就没有出路。”他的想法现实的让我愕然。
我时常把自己比喻成守望者，站在高楼上看风景，其实我看到的是人，和我一样奔跑在时间里，感受着生活的快乐、辛酸和悲哀的市井中人。只是在这些人群中，我比较关心那些把潜藏的内心张扬的淋漓尽致的同龄人。套用文学批评家葛红兵的话来形容这个80年代的群体吧：时间的紧迫感，像一匹狼一样追击着我们，我们无法止息，不断僭越、突围、摆脱成了强迫症，我们害怕自己成为陈旧的，不得不一刻不停地刷新自己，超越自己。
上个世纪末“70后”作家群中的“双姝”卫慧和棉棉，分别在长篇小说上海宝贝和糖里把疯狂得近乎失控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呈现给了读者。这让人们想起捷克文学大师米兰昆德拉笔下的“萨宾娜”和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她们在以叛逆者的姿态行走的同时，煽起一股张扬个性的精神风暴。“80后”出生的人群或多或少地受到叛逆意识的影响，在阳光、尘埃和雨水里开出形态各异的花朵，构成一个多元驳杂的“新生代群体”敢想敢做，标新立异，是他们典型的特征。
韩寒无疑是新生代群体中最具知名度的人物之一。这个与我同岁的男孩，在凭借20万字的三重门成为当年国内十大畅销书的作者的同时，也因在期末考试中六门功课高挂“红灯”而留级。紧接着他又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发表一番阙词，一度受到传媒的关注。前不久美国的时代周刊还把他与春树、满舟和摇滚乐手李扬作为中国的“另类分子”进行报道。我无意评说韩寒之功过，只是把他当作一种个性张扬的现象列出。
网友桑洋是休学在家做网站编辑的大学生。这位音乐专业的偏激青年，因承受不了来自校园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就转了一所大学，希望用一个全新的环境来改变自己。可转校后不久，他发现一切他厌倦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了。于是他退学在家，玩起了电脑。用他自己的话说：“电脑是情人，音乐是自己，它们给我安排了一条出路，我不是孤单的。”成了soho一族的桑洋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开心快乐每一天。
长我一岁的朋友唐军已是一个三岁孩子的父亲了。唐军高一没读完，就因恋爱问题而无心学习，回家结婚了。唐军冲破了父辈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恋旧俗，年纪轻轻就为爱情做了主。当初我还和别人一起担心唐军的早婚是不是冲动的结果。后来我看到的事实是，唐军不仅把家庭作坊式的卤菜店经营得红红火火，也把婚姻经营得幸福甘甜。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承担得无可挑剔，但过早地承担生活的压力，也使唐军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一些。可唐军却笑着说：“我比同龄人早熟了两年，在生活的道路上我比别人跑得快一些，仅此而已。”
22岁的我，如今已是一个有着三年教龄的高中教师。我的学生多是8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独生子女，他们与我一同成长在新中国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他们同我一样地幸福、骄傲、张扬、独立。原以为年轻的我将和学生们“零距离”交往，可当我试图融入学生们的世界时，却发现“代沟”已鲜明地凸现了出来。个性鲜明的学生，时常在听我讲话时认为“很有道理”做事时却把我的话当成“没道理”了。还记得，那天我教导一个较有潜质的学生，让他学习再认真努力些，不要太随意，争取考上本科大学。哪知该生却说：“上了大学又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有必要为一个没有把握的目标拼命吗？再说了，不上大学未必就没有出路。”他的想法现实的让我愕然。
我时常把自己比喻成守望者，站在高楼上看风景，其实我看到的是人，和我一样奔跑在时间里，感受着生活的快乐、辛酸和悲哀的市井中人。只是在这些人群中，我比较关心那些把潜藏的内心张扬的淋漓尽致的同龄人。套用文学批评家葛红兵的话来形容这个80年代的群体吧：时间的紧迫感，像一匹狼一样追击着我们，我们无法止息，不断僭越、突围、摆脱成了强迫症，我们害怕自己成为陈旧的，不得不一刻不停地刷新自己，超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