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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文学 www.bixiawenxue.org,陈希我文集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上个世纪最后十年,在中国京城,有个大腕翻了个身,世界仿佛为之颠倒。于是我们看到了刘慧芳,一个“三从四德”的现代女性,她在“渴望”

    另一个女人在上海滩游荡。她在跟外国人睡觉。她说这叫“前卫”

    这是哪门子的“前卫”呢?一个女人面对两个男人,一个国人,一个洋人;一个性器小,一个性器大;一个弱者,一个强者,她弃弱而投强,弃暗投明。这是趋炎附势,哪一个朝代趋炎附势者不是这种逻辑?已经流行了千百年了,作者只是顺着写来,无怪乎要被人骂作是“用身体写作而不是用头脑”

    并不是谁都不用头脑。不,有人在发宣言:“这一代作家的道路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即,接受现有文学秩序成为其中一环,或是自断退路,坚持不断革命和创新。”注意:这里用了“新”和“革命”联系到那个上海宝贝的“前卫”以及若干年前时髦一时的几乎是同义词的“先锋”(我从小是习惯用“先锋”造“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样的句子的),再联系到那稍后轰动京城的切格瓦拉革命秀,原来旧词完全是可以新用的,最旧的用在最新处,那是化腐朽为神奇,是一种“酷”

    早在半个世纪前,在革命圣地延安,这样的词就广泛流传了。当时的革命大作家郭沫若这样激情昂扬地称赞赵树理:“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着兴趣。”一连几个“新”足见这个革命大作家的激赏。“新”在哪里?新在文艺成为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成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赵树理“新”的“革命”的文艺的代名词。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了大会,号召文艺创作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中国文学从此在这条路上走了半个多世纪,可是到了世纪末,又被一场“革命”革掉了性命了。

    凭心而论,赵树理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作家。他很会写,这一点跟当今动辄年产百万字的作家们相同。但是我相信那些作家的东西并没达到赵树理的净重。赵树理的作品情节生动,语言质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其所谓“艺术性”至今还没有被推倒(包括那些否定他的人),不像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那么他为什么要被“革命”呢?无非是因为他的作品承载了思想。的确。我想起了小二黑结婚:在解放区,男青年小二黑和女青年小芹相爱了,可是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反对,同时也受到了落后群众的攻击,最后得到区里干预,以婚姻法为武器,终于结了婚。

    都说这是一部歌颂婚姻自由的作品。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可是当我深究下去,就会发现,其实不然。与其是在歌颂婚姻自由,勿宁说,是在歌颂青年人如何受了婚姻法的保护。小二黑所以获得了婚姻自由的权利,是因为“村长头脑清楚”是因为区长主持公道“如今是婚姻自由”是因为有了婚姻法(小二黑原来是不知道有这“法”的),是因为有了这一切的保护。假如这一切不保护他呢?

    再往深里想,既然两个年轻人的自由要保护,那那个三仙姑的自由怎么就要剥夺了呢?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她爱打扮,老来俏,也应当有她的权利,可是那个给了小二黑们自由的区长这样指责她:“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个人不像?”而三仙姑自己也屈从了“真有点打扮得不像话,又想到自己的女儿快要跟人结婚,自己还走什么俏?”为什么女儿结婚了自己就不能再“俏”?因为区长说,因为围观的群众嘲笑。区长说的就是对的,群众说错就是错。鲁迅有篇文章,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个奴才分别向一个聪明人和一个傻子诉苦,自己的小屋连窗户都没有,又湿又阴呼吸都困难。聪明人对他说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他高兴;而傻子却要为他砸开一个窗户,他立刻叫来主人把傻子赶走,于是他又荣幸地得到了主人的夸奖:“你不错!”奴才所以是奴才,是因为他把别人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赵树理他也许根本没有想到过这。赵树理所以是赵树理,就因为他没有做这样的思考。这样的思考对于他太沉重。鲁迅毕生都在做这样的思考,抗拒奴性,不料以他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到头来却走到了赵树理们的地步,更不料的是,后来居然被人跟赵树理们捆绑在一起,并成了罪魁祸首。假如他老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

    实际上,我们的文学不是太有思想,而是太没思想了。那些貌似思想性很强的作品,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思想。赵树理们如此,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也如此“文革”期间更是如此。那么到了“新时期”呢?所谓控诉“文革”难道真是源于作家自己思考吗?不!与其如此,勿宁是只因为上头精神。那部伤痕,主人公因为母亲被“四人帮”污蔑为“叛徒”得以平凡昭雪,她获得了解放。但假如不是被“四人帮”迫害了呢?或假如“四人帮”没有倒台?或是“四人帮”倒台了她母亲却不在被平反之列,她母亲是不是还是“叛徒”?抑或是她母亲也有错或是根本就是“叛徒”呢?所谓解放,只不过是作家个人要求碰巧对上了政策,那种所谓解放的狂欢,其实只是一种假癫。

    也许你会说伤痕是一部早期的作品,很粗糙。那么那篇绿化树呢?这是一部貌似反思“文革”的作品,可作者却居然让主人公在学习资本论中得到重生。我实在看不出学资本论和反思“文革”有什么关系。这样只能得出知识分子必须接受改造的结论。那么作者为什么要扯出资本论呢?因为它是马克思的著作。扯上资本论,就能拉大旗做虎皮,让作品的思想意义得到提升,像中学生作文中的“立意”要高一样。文学思想的尊严就这样被败坏了。很有意思的是,小说还扯上了“性”这就让整个作品成了大花脸,作家成了二丑。这才是我们的文学。

    我不否认中国作家中有在努力进行个人思考者,可是他们往往难以成功,到头来还是不自觉地掉进了固有的思维定势,或者,终于还是怯弱,退缩了,甚至有人还创造了“擦边球”策略。战争打了折扣,成了体育竞技,体育竞技再打折成旁门歪道,我们文学特有的景观出现了——有人用意识流表现主流思想,有人带着小聪明搬弄博尔赫斯“迷宫”那是现代主义吗?现代主义首先是一场思想上的革命。没有思想上的革命,所谓的现代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杂耍。

    我想特别讲一讲博尔赫斯,这个可怜的老头。中国作家,曾经一度以奢谈博氏的“迷宫”为时髦,弄得笔者也心虚莫名,慌忙也钻进了其书肆,战战兢兢,晕头转向,直是怀疑自己的智商,逃将出来,猛地瞧见他老人家的一段话:“具有不朽禀赋的作品却经得起印刷错误的考验,经得起近似的译本的考验,也经得起漫不经心的阅读的考验,它不会失去其实质精神。”猛然清醒。那边还有人在骂皇帝的新装。可怜的被劣质中国作家害惨的博尔赫斯,可怜的丧失名誉的卡塔利娜勃洛姆!

    我想在这里谈谈技巧问题。中国文学,由于五、六、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前中期的艺术上的粗疏,后来技巧特别得到人们的宠爱。作家们习惯于奢谈技巧,张口必博尔赫斯,闭口必海明威、罗伯特-格里耶。好像中国文学只要补上技巧这一课,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技术主义猖獗。可其实,五、六、七十年代也是技术主义猖獗的年代,只要看看杨朔的散文,关山月的画,董希文的开国大典,汪曾祺的沙家浜,王蒙的“意识流”小说,谢晋的电影,就能明白。只要上头给个思想,他们就能用精湛的技巧配合演绎出一个所谓优秀艺术作品来。可是艺术不等于技术,文学也不等于艺术。也许,那些艺术门类,绘画、音乐、书法、舞蹈还可以因其艺术技巧成为好作品,比如绘画的色彩“点彩法”就是一例,还有康定斯基的色彩拼图;还有中国的山水画,还有齐白石的平民与暴君共赏的“虾”音乐有“主题音乐”一说,自然就有更多的“非主题音乐”德彪西的月光表达什么,至今还有种种解释,有意味的是,德彪西自己的解释并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同。这是艺术语言的相对独立性。但文学不行。列夫托尔斯泰说:我们为了表达情感,而有了艺术;为了表达思想,而有了文字。作为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天生有着不同的命运。也许你会说,诗歌有韵律学,小说有小说修辞学,但没有一部作品是靠音韵、格律、修辞乃至语言留存的。我们听说有伟大的少年音乐家,神童莫扎特,但我们没有听说有伟大的少年作家,说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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