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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蝉，这日子还没有用旧，却又不得不似蝉蜕一般，层层褪去。母亲也难逃岁月的无情，不知不觉间竟步入了老年，她的满头白发在一刹那间打破了我心目中一贯的形象。
母亲，到底是什么时候变老了呢？
我记得母亲先前也有白发，有限的几根，隐藏在其间，但毕竟成不了气候，父亲解释说这是辛苦的缘故。父亲的解释很概括，至今还让我萌生无穷的理解。其实母亲早生白发，是生活之苦的结晶，比如，仅为填满肚皮而没有营养可摄取的劣质食物，比如，既要当好家，又要像个男人一样活跃在田畈劳作，比如，日子不顺心嘴上多唠叨几句还得蒙受我父亲的拳打脚踢，等等，母亲的头发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抽出几根白发来，就像稻田里抽出烦人的稗草一样，那是荒芜的开始。
我那时候还在求学，我的弟妹与我结成利益共同体，一起盘剥我父母的血汗。我算是懂事较早的孩子，却没有能力让这样的日子改头换面，就只好随着母亲白发的生长，也在心头生长隐隐的痛楚，因为觉得愧疚，认为这书还是要靠自己才能读好。
我弟弟终于没有这个耐心。一个夜晚，我们兄弟俩很豪华地一起喝了五瓶苦涩的啤酒，算是分别的开始，第二天，他只身去了大上海打工，我踏进了大学的校门。我妹妹后来就一直在他两个哥哥所走的道路上挑来拣去，最终算是捱到了初中毕业，再也不想在课堂上吊死。身处这样的家庭，我的愧歉是越来越多。但想想我的父母，总也算可以舒一口气了。
命运有时候真会捉弄人，我们兄妹三人走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后，不幸就接二连三地光顾我的家庭，我母亲也就在那样的岁月里，被日子一下子染白了头。
我弟弟先是跟着人家到北京上海做学徒，两年后，决心只身一人去闯荡生活，我们千叮咛万嘱咐地才让他走。一年后没有等到我弟弟的荣归，却等来一张公安局的通知。我弟弟在上海犯事，拿了人家装修队里的一支电刨，那电刨价值一千多元，公安局就说要法院。消息传来，急煞我的母亲。那时我已在一所学校教书育人。母亲是到邮电局给我单位挂的电话。我没接到电话，校长告诉我，说我母亲生病住院得赶紧回去。我直奔老家镇上的医院，着急地打听我母亲的病房，然而医院却说没这个病人。我又急着回到家里，竟发现母亲正眼泪汪汪地坐在门槛上，见我到了家，才止住哭泣，告诉了我弟弟犯事的真相。我惊诧于母亲电话里的谎言，原来她是为我才撒的谎，她只是怕一个坐牢的儿子给另一个国家户口的儿子脸上抹黑呀。
为了救我的弟弟，我们母子俩后来又坐火车去上海。我们唯一的线索是联系上了村长在上海熟悉的一个生意人，希望通过这个生意人走走公安局的关系，把我弟弟说成未满18周岁，然后把他从法律的泥坑里拉出来。那天我们赶到上海时已经华灯初上，按图索骥左转右拐，好不容易才找到那生意人的家，却是铁将军把的门。我和母亲，两个标准的乡下人，就像贼似地蹩在人家楼梯口，等不及了又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第二天去找他。于是我们开始找地方住，我们在大街上走，看到了好几个闪烁着霓虹灯的宾馆，却怎么也不敢走进去，因为母亲和我的衣袋里加起来的钱才五十块，我当初想，即使我袋里装满了钱，我们两个一踏进宾馆的门，那保安肯定上来阻止或盘问。我至今还想着，我弟弟当初进了派出所，即使他说不偷，人家肯定也不信。这一夜，我们在小区里找小旅馆，找来找去，除了有一家说有一张男铺外，其余的一律饱满。万般无奈，再折回去，要了那张唯一留存的男铺。母亲跟在我身后，更像一个贼似的，竟躲过了门卫一不小心出神的眼睛。那旅馆的所谓的男铺，是一个大间，走廊里过道上全是一张张床，我在那里缩一夜也没什么，可母亲在那里呆一会儿就得有一副厚脸，那里的呼噜声，那里的撒尿声，那里赤膊的男人们，都是让我母亲很难堪的场面。然而母亲只能在我的床上躲过一夜，否则又能到哪里去呢。这一夜我们母子俩躺在了一张床上，帐子里躺的是我，帐子外靠墙的地方躲着我母亲。我不知道那晚是怎样艰难地睡去，只记得醒来后旅馆里查房，把我的蚊帐被掀开来，查房人误以为我的睡相太差，也就终于蒙混过关。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与我母亲隔着帐子同床而眠，我不知道我母亲那晚躲着时，是怎样的胆颤心惊。所以这事后来一直成为我作为长兄教训弟弟时的辛酸事，希望他能体谅父母的不易希望他能为这个家庭考虑。
弟弟还是坐了一年牢，母亲的上海之行并没有给他带去福音。只是在这一年里，母亲念叨的始终是狱中的儿子，生怕人家欺负他，总说他的命太苦，说对不起他，等等等等，那一年除夕家里少了个人，母亲是用哭泣勉强地度过的。
弟弟回家后，母亲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却怎么也赶不上我弟弟人生观改变的速度，很快，母亲开始憎恨我弟弟的懒散。为了守住他的心，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张罗对像。于是双方看人家，然后双方谈条件，倒也制造出不少生活的甜蜜。然而，这门亲事终因我家条件过不了关，不得不半途而废。母亲是恨铁不成钢，在平凡日子里，自己说是看惯花花世界的弟弟，为了摆脱我父母的烦恼，用美酒加农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18岁的生命。
还记得那天下午，在安葬了我弟弟之后，我们一家人坐在门口，用一种痛骂的方式来遗忘一个生命的结束。母亲不哭，只是一个劲地说我弟弟的不懂事，说他是命里注定的短寿。我们都极力把我弟弟生前的臭事无限地放大，竟也挤出了我母亲脸上的笑容。母亲说，他死了就死了，以后省得再为他操心。我们说，你以后说不定又要想起他，母亲却斩钉截铁地说，不想他，不想他了。
然而，母亲到底还是食言了。在我弟弟离开人世后，家里传来的消息永远就一个：母亲在哭。弟弟死时，母亲还在气头上，等到猛然醒悟少了一个亲生骨肉，她怎么也止不住自己作为母亲的天性，更何况白发人送的黑发人。我很理解母亲的这一份情，其实她只是不表达，而那眼泪里盛载的却是天底下所有母亲都有的那份爱心。母亲天天以泪洗面，餐餐以泪伴饭，她的一举一动，都牵着另一世界里那个亲生骨肉的神经。我们怎么劝都无济于事，母亲以她独有的方式在祭典和怀念着我的弟弟。这是我弟弟的不幸，但不幸的更是活着的母亲，那是一种折磨。
母亲把那段日子那个家庭哭得无比灰暗，想必她就在... -->>
岁月如蝉，这日子还没有用旧，却又不得不似蝉蜕一般，层层褪去。母亲也难逃岁月的无情，不知不觉间竟步入了老年，她的满头白发在一刹那间打破了我心目中一贯的形象。
母亲，到底是什么时候变老了呢？
我记得母亲先前也有白发，有限的几根，隐藏在其间，但毕竟成不了气候，父亲解释说这是辛苦的缘故。父亲的解释很概括，至今还让我萌生无穷的理解。其实母亲早生白发，是生活之苦的结晶，比如，仅为填满肚皮而没有营养可摄取的劣质食物，比如，既要当好家，又要像个男人一样活跃在田畈劳作，比如，日子不顺心嘴上多唠叨几句还得蒙受我父亲的拳打脚踢，等等，母亲的头发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抽出几根白发来，就像稻田里抽出烦人的稗草一样，那是荒芜的开始。
我那时候还在求学，我的弟妹与我结成利益共同体，一起盘剥我父母的血汗。我算是懂事较早的孩子，却没有能力让这样的日子改头换面，就只好随着母亲白发的生长，也在心头生长隐隐的痛楚，因为觉得愧疚，认为这书还是要靠自己才能读好。
我弟弟终于没有这个耐心。一个夜晚，我们兄弟俩很豪华地一起喝了五瓶苦涩的啤酒，算是分别的开始，第二天，他只身去了大上海打工，我踏进了大学的校门。我妹妹后来就一直在他两个哥哥所走的道路上挑来拣去，最终算是捱到了初中毕业，再也不想在课堂上吊死。身处这样的家庭，我的愧歉是越来越多。但想想我的父母，总也算可以舒一口气了。
命运有时候真会捉弄人，我们兄妹三人走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后，不幸就接二连三地光顾我的家庭，我母亲也就在那样的岁月里，被日子一下子染白了头。
我弟弟先是跟着人家到北京上海做学徒，两年后，决心只身一人去闯荡生活，我们千叮咛万嘱咐地才让他走。一年后没有等到我弟弟的荣归，却等来一张公安局的通知。我弟弟在上海犯事，拿了人家装修队里的一支电刨，那电刨价值一千多元，公安局就说要法院。消息传来，急煞我的母亲。那时我已在一所学校教书育人。母亲是到邮电局给我单位挂的电话。我没接到电话，校长告诉我，说我母亲生病住院得赶紧回去。我直奔老家镇上的医院，着急地打听我母亲的病房，然而医院却说没这个病人。我又急着回到家里，竟发现母亲正眼泪汪汪地坐在门槛上，见我到了家，才止住哭泣，告诉了我弟弟犯事的真相。我惊诧于母亲电话里的谎言，原来她是为我才撒的谎，她只是怕一个坐牢的儿子给另一个国家户口的儿子脸上抹黑呀。
为了救我的弟弟，我们母子俩后来又坐火车去上海。我们唯一的线索是联系上了村长在上海熟悉的一个生意人，希望通过这个生意人走走公安局的关系，把我弟弟说成未满18周岁，然后把他从法律的泥坑里拉出来。那天我们赶到上海时已经华灯初上，按图索骥左转右拐，好不容易才找到那生意人的家，却是铁将军把的门。我和母亲，两个标准的乡下人，就像贼似地蹩在人家楼梯口，等不及了又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第二天去找他。于是我们开始找地方住，我们在大街上走，看到了好几个闪烁着霓虹灯的宾馆，却怎么也不敢走进去，因为母亲和我的衣袋里加起来的钱才五十块，我当初想，即使我袋里装满了钱，我们两个一踏进宾馆的门，那保安肯定上来阻止或盘问。我至今还想着，我弟弟当初进了派出所，即使他说不偷，人家肯定也不信。这一夜，我们在小区里找小旅馆，找来找去，除了有一家说有一张男铺外，其余的一律饱满。万般无奈，再折回去，要了那张唯一留存的男铺。母亲跟在我身后，更像一个贼似的，竟躲过了门卫一不小心出神的眼睛。那旅馆的所谓的男铺，是一个大间，走廊里过道上全是一张张床，我在那里缩一夜也没什么，可母亲在那里呆一会儿就得有一副厚脸，那里的呼噜声，那里的撒尿声，那里赤膊的男人们，都是让我母亲很难堪的场面。然而母亲只能在我的床上躲过一夜，否则又能到哪里去呢。这一夜我们母子俩躺在了一张床上，帐子里躺的是我，帐子外靠墙的地方躲着我母亲。我不知道那晚是怎样艰难地睡去，只记得醒来后旅馆里查房，把我的蚊帐被掀开来，查房人误以为我的睡相太差，也就终于蒙混过关。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与我母亲隔着帐子同床而眠，我不知道我母亲那晚躲着时，是怎样的胆颤心惊。所以这事后来一直成为我作为长兄教训弟弟时的辛酸事，希望他能体谅父母的不易希望他能为这个家庭考虑。
弟弟还是坐了一年牢，母亲的上海之行并没有给他带去福音。只是在这一年里，母亲念叨的始终是狱中的儿子，生怕人家欺负他，总说他的命太苦，说对不起他，等等等等，那一年除夕家里少了个人，母亲是用哭泣勉强地度过的。
弟弟回家后，母亲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却怎么也赶不上我弟弟人生观改变的速度，很快，母亲开始憎恨我弟弟的懒散。为了守住他的心，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张罗对像。于是双方看人家，然后双方谈条件，倒也制造出不少生活的甜蜜。然而，这门亲事终因我家条件过不了关，不得不半途而废。母亲是恨铁不成钢，在平凡日子里，自己说是看惯花花世界的弟弟，为了摆脱我父母的烦恼，用美酒加农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18岁的生命。
还记得那天下午，在安葬了我弟弟之后，我们一家人坐在门口，用一种痛骂的方式来遗忘一个生命的结束。母亲不哭，只是一个劲地说我弟弟的不懂事，说他是命里注定的短寿。我们都极力把我弟弟生前的臭事无限地放大，竟也挤出了我母亲脸上的笑容。母亲说，他死了就死了，以后省得再为他操心。我们说，你以后说不定又要想起他，母亲却斩钉截铁地说，不想他，不想他了。
然而，母亲到底还是食言了。在我弟弟离开人世后，家里传来的消息永远就一个：母亲在哭。弟弟死时，母亲还在气头上，等到猛然醒悟少了一个亲生骨肉，她怎么也止不住自己作为母亲的天性，更何况白发人送的黑发人。我很理解母亲的这一份情，其实她只是不表达，而那眼泪里盛载的却是天底下所有母亲都有的那份爱心。母亲天天以泪洗面，餐餐以泪伴饭，她的一举一动，都牵着另一世界里那个亲生骨肉的神经。我们怎么劝都无济于事，母亲以她独有的方式在祭典和怀念着我的弟弟。这是我弟弟的不幸，但不幸的更是活着的母亲，那是一种折磨。
母亲把那段日子那个家庭哭得无比灰暗，想必她就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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