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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二、志诚种与俗文学
而王西厢从主题到情节都对莺莺传有了很大的改变，从而在艺术上、主题上对崔张故事的加工相对于元稹的莺莺传有了更为高明的不同讲述，王西厢给了崔张一个较为合理完满的结果，道出了全剧的主题：“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尤其精彩动人。
我们应看到王西厢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不仅在于情节安排上的巧妙，也在于诗一般的语言。赵景深先生在评价王实甫与关汉卿语言风格特点时讲到：“前者长于抒情，后者长于叙事，前者是诗的，后者是散文的，前者影响后来汤显祖的词藻派，后者影响后来沈景的本色派。”（中国戏剧初考?西厢记作者问题辩证）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好评。作为俗文学的代表，也受到后世文人墨客的重视。他所创造的张生形象成了“志诚种”的代表。
王西厢中，张生是个“银样蜡枪头”一见莺莺就产生了“我死矣”的强烈反应，且立即决定“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功名富贵在意中人面前如草芥一般，自是不同于莺莺传中的张生。他不恋富贵，不是豪杰，只是个性情中人“忘餐废寝舒心害，若不是真心耐，怎能够这相思苦尽甘来”解白马之围、断肠赴试，都是为了爱情。为了爱情，他受尽老夫人的摆布，悔婚、斥私情、逼试，折磨得他形消魂伤，病态恹恹，却不愿放弃自得追求。为爱情执着无悔，对爱情忠贞不移。他沉溺于感情中，爱得那么纯真，对世俗变幻毫不以为意，也无力应付，若没有红娘的倾情相助，他与莺莺的爱情很难有美满的结局。追求爱情的高大形象与世俗生活中羸弱的身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张生形象虽从唐到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社会角色上由热衷功名到沉溺于感情；在男女关系上由诗作文人的花边新闻、生活佐料到人生的最大追求；在个性上由适于现实的多样性到社会的单一性，一步步更内敛、更倾向于内心的感情世界。但金榜题名结局的一致，说明他们都是封建社会传统的文人形象，功名富贵始终是他们精神的最终归宿。
三、张生塑造的文化背景
法国批评家伯纳德说：“文学是社会的表现。”文学所表现的是作家体验、感受到的社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作家们的个人经历及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同审美倾向和价值追求反观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和文学的嬗变。
元稹塑造的热衷功名的张生是个具有强烈“男人”意识的传统文人，在人人思进的唐朝，这样的人绝不在少数。“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科举制和其他用人之路所造成的文化氛围有何情景给他们的恰图提供了一个企盼的梦想，给他们造成了潜在的或现成的优越社会地位，给他们的心理上以一种莫大的优势。外在社会的立身现名、安邦定国；自然的瑰丽风光、奇景异像；历史的巨大变迁、家忧国患充盈在唐代文人的眼界心间。他们自觉地担负起家族兴旺、国家稳定、社会进步的历史重任，没有时间和心思审视灵魂深处的情感欲求、倾诉心灵的空闷彷徨。因此，唐代是开放外向的社会，唐代文人士功名现实的人，唐文学是干预时政的现实主义文学。
元代张生“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司马般才、潘安般貌、女儿般脾性成了他最大魅力。较之于莺莺传中的张生，他异化了男人的阳刚之气，沉溺于最为男人不屑的“女人化”的情感中，成为“真心耐”的志诚种。他隐遁在感情中不愿也不能自拔是由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变化。“盖兹唐宋以来，士之竞于科目考，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彼其才气无所用，而一于词曲发之。”文人失去了干预社会的途径，只有沉浸在文学世界中，以谈情来对抗名利的幻灭，来慰藉自己的怀才不遇、对理想的追求而不得“情”成为冲破现实束缚、追求自由理想的载体。社会形象的卑微、孱弱云内心对感情的执着追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外在的社会形象越难树立，对内在情感的需求就越强烈。对情的热情礼赞正是由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美丽憧憬的幻灭，是随严酷现实的控诉与逃逸，是对自由心性的渴望。元代以后重情文学的极大发展，人性解放思潮的出现正是以黑暗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为契机产生的。
社会价值的实现与内在情感的追求是文人心中永远相互抵触又无法真正此消彼长的分庭抗礼的两极。历来的文人无人能真正执立一端或超越这两极。即使是元稹不也在莺莺传结尾，让张生几欲见崔氏吗？“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热情呼唤者王实甫不也是以张生状元及第、封妻荫子的大团圆结局结束全剧的吗？作家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从一端渐渐滑向另一端，真正的动力正式时代历史的变迁，他们赤诚的热血和历史的脉搏一起跳动。
一个故事可以有不同的讲法，而且都可以达到高超的水平，但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一个故事在历史发展中的传承性。没有莺莺传就不会有直到今天我们仍为之叹服的西厢记杂剧。正是这样不断地继承、发展、创新，才使我们今天有了极为丰富精彩的艺术积淀，从而才有可能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艺术精品。
nbsp; 二、志诚种与俗文学
而王西厢从主题到情节都对莺莺传有了很大的改变，从而在艺术上、主题上对崔张故事的加工相对于元稹的莺莺传有了更为高明的不同讲述，王西厢给了崔张一个较为合理完满的结果，道出了全剧的主题：“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尤其精彩动人。
我们应看到王西厢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不仅在于情节安排上的巧妙，也在于诗一般的语言。赵景深先生在评价王实甫与关汉卿语言风格特点时讲到：“前者长于抒情，后者长于叙事，前者是诗的，后者是散文的，前者影响后来汤显祖的词藻派，后者影响后来沈景的本色派。”（中国戏剧初考?西厢记作者问题辩证）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好评。作为俗文学的代表，也受到后世文人墨客的重视。他所创造的张生形象成了“志诚种”的代表。
王西厢中，张生是个“银样蜡枪头”一见莺莺就产生了“我死矣”的强烈反应，且立即决定“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功名富贵在意中人面前如草芥一般，自是不同于莺莺传中的张生。他不恋富贵，不是豪杰，只是个性情中人“忘餐废寝舒心害，若不是真心耐，怎能够这相思苦尽甘来”解白马之围、断肠赴试，都是为了爱情。为了爱情，他受尽老夫人的摆布，悔婚、斥私情、逼试，折磨得他形消魂伤，病态恹恹，却不愿放弃自得追求。为爱情执着无悔，对爱情忠贞不移。他沉溺于感情中，爱得那么纯真，对世俗变幻毫不以为意，也无力应付，若没有红娘的倾情相助，他与莺莺的爱情很难有美满的结局。追求爱情的高大形象与世俗生活中羸弱的身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张生形象虽从唐到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社会角色上由热衷功名到沉溺于感情；在男女关系上由诗作文人的花边新闻、生活佐料到人生的最大追求；在个性上由适于现实的多样性到社会的单一性，一步步更内敛、更倾向于内心的感情世界。但金榜题名结局的一致，说明他们都是封建社会传统的文人形象，功名富贵始终是他们精神的最终归宿。
三、张生塑造的文化背景
法国批评家伯纳德说：“文学是社会的表现。”文学所表现的是作家体验、感受到的社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作家们的个人经历及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同审美倾向和价值追求反观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和文学的嬗变。
元稹塑造的热衷功名的张生是个具有强烈“男人”意识的传统文人，在人人思进的唐朝，这样的人绝不在少数。“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科举制和其他用人之路所造成的文化氛围有何情景给他们的恰图提供了一个企盼的梦想，给他们造成了潜在的或现成的优越社会地位，给他们的心理上以一种莫大的优势。外在社会的立身现名、安邦定国；自然的瑰丽风光、奇景异像；历史的巨大变迁、家忧国患充盈在唐代文人的眼界心间。他们自觉地担负起家族兴旺、国家稳定、社会进步的历史重任，没有时间和心思审视灵魂深处的情感欲求、倾诉心灵的空闷彷徨。因此，唐代是开放外向的社会，唐代文人士功名现实的人，唐文学是干预时政的现实主义文学。
元代张生“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司马般才、潘安般貌、女儿般脾性成了他最大魅力。较之于莺莺传中的张生，他异化了男人的阳刚之气，沉溺于最为男人不屑的“女人化”的情感中，成为“真心耐”的志诚种。他隐遁在感情中不愿也不能自拔是由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变化。“盖兹唐宋以来，士之竞于科目考，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彼其才气无所用，而一于词曲发之。”文人失去了干预社会的途径，只有沉浸在文学世界中，以谈情来对抗名利的幻灭，来慰藉自己的怀才不遇、对理想的追求而不得“情”成为冲破现实束缚、追求自由理想的载体。社会形象的卑微、孱弱云内心对感情的执着追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外在的社会形象越难树立，对内在情感的需求就越强烈。对情的热情礼赞正是由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美丽憧憬的幻灭，是随严酷现实的控诉与逃逸，是对自由心性的渴望。元代以后重情文学的极大发展，人性解放思潮的出现正是以黑暗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为契机产生的。
社会价值的实现与内在情感的追求是文人心中永远相互抵触又无法真正此消彼长的分庭抗礼的两极。历来的文人无人能真正执立一端或超越这两极。即使是元稹不也在莺莺传结尾，让张生几欲见崔氏吗？“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热情呼唤者王实甫不也是以张生状元及第、封妻荫子的大团圆结局结束全剧的吗？作家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从一端渐渐滑向另一端，真正的动力正式时代历史的变迁，他们赤诚的热血和历史的脉搏一起跳动。
一个故事可以有不同的讲法，而且都可以达到高超的水平，但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一个故事在历史发展中的传承性。没有莺莺传就不会有直到今天我们仍为之叹服的西厢记杂剧。正是这样不断地继承、发展、创新，才使我们今天有了极为丰富精彩的艺术积淀，从而才有可能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艺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