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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第三个本命年，很有意思，今年的生日是在火车上度过的，真有一种生命在旅途中划过的感觉，整整一天我都与列车的车窗为伴，漫长的旅途让我感到些许疲惫，但车窗外美丽的风景，却又不时让我赞叹兴奋，列车所到之处时而是宁静的小城小站，时而是繁华的都市大站，但更多时候则是穿梭于广阔的田野之间，从清晨的薄雾笼罩到夕阳的晚霞余辉，我忽然发现人生莫不如此，淡淡的雾让青涩的童年充满了未知的迷茫，而夕阳晚霞的靓丽余辉则让这无限的美景一览无余，我的生命不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么，我忽然发现一个曾经懵懂的孩童，如何驱散人生旅途中的迷雾，这才是人生在世的真正意义，至于财富与名利，用好了他们是可以饱览更多风景的催化剂，用不好则不过是让你更加迷茫的烟幕弹罢了。
了解了这些我忽然的淡淡一笑，原来认清生命的路途才是关键，只有驱散了薄雾才会看到美丽的风景，如何才能做到，这当然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我庆幸我的第一个本命年给我提供了一本合适的教材，那就是我的童年的所见所知所闻。
我出生在一个北方的叫做哈尔滨的城市，我家面前的那条街道的名字叫透笼街，对面就是著名的索菲亚教堂，从我幼小时可以记忆的那一刻起，这座城市给我的印象就是整洁，安静，所有人都是静静的，走在大街上最大的声音可能就是偶尔路过的汽车的发动机声，或者是自行车的车铃声，再就是我们这些孩子的欢笑声，我的童年应该是正是现在孩子们失去的童年，成群的玩伴，彼此在笑闹中打发着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没有学习的压力，没有补课的烦恼，有的就是数不清的时间。
然而正是这样的宽松才让我有心思顾及身边的变化，到我十二岁那年一切都在翻天覆地的变化着，市场在这个城市又出现了，就建在我住的那条街道的道中央，开始没人敢去，有人说谁到那里谁就是“走资派”“走资派”这个词对我来说有些可怕，因为我曾在五岁时被人恶作剧指使喊过对我很好的邻家爷爷“走资派”母亲听到后严厉斥责，我因此还受到了皮肉之苦，幸亏邻家爷爷努力劝阻说这是童言无忌，母亲才罢了手，从那以后我知道“走资派”这个词不可以随便乱说，否则是要挨打的。
后来，市场外所有人都感到没事，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放开了胆量，投身其中，那个时候时兴万元户，可我知道那个市场中比这个标准多的人太多了，我曾问我的家人，我们也是万元户么，得到的温和的斥责：“小孩子不该问的别瞎问”但我还是感受到了家里的变化，邻居之间的变化，有些变化让我高兴，有些变化让我迷茫，生活的改善让很多人都神秘兮兮，融洽的邻里关系变得微妙，围绕利益的纠纷也多了起来，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的周围，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在他的第一个本命年早已比其他的孩子成熟，但我讨厌这种成熟，所以有时故意装作天真，但这样的欺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自己。
十三到二十四岁，是我最痛苦迷茫的时期，我的第二个本命年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度过的，刚上初中那年赶上了那场让人悲痛的政治风波，那场风波给我的切身感受就是“累”我记得所有的公共交通都瘫痪了，我从父亲单位的子弟学校走了两个小时才终于走到了家，那段时间父亲母亲忧心忡忡，好像生怕什么灾难发生似的，我第一次感受到动荡的社会对我生活的影响。
不过这些影响远比我学到的知识带给我的困惑要小得多，我清楚地记得高中时的政治经济学，我的政治老师讲课时的无奈，从第一年计划经济无限美好，再到第二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很棒，最后到了高考时的市场经济最神奇，我的思想像坐了过山车似的错乱，那时我很后悔选学文科，因为不仅是政治经济学，很多其他的课文史实也很让我迷茫，只感到有些内容实在经不起推敲，相遇老师讨论也被刻意回避，我近乎是在一种崩溃的状态下完成的高中学业，专科读了两年后我又回到了市场，在那里我度过了一个迷茫的本命年，感情生活一片空白，满脑子就是赚钱。
今年我三十六岁，以事业来衡量我的人生，我想应该远不及格，这十几年我也想有所进取，可惜现实告诉我，这不是一个按规则与法律办事的时代，我实在不愿意深陷其中，于是我选择了以一种平淡的方式继续我的人生，娶妻生子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其自然，生活虽然平淡，但家庭的温馨与惬意让我十分的充实，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要说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没有赶上激烈的政治运动，残酷的军事斗争，我们赶上了国民财富的积累阶段，有被人羡慕的理由，但我们也是迷茫的一代，我们将向何处去，我们的未来在哪里，有时候我依然感到眼前一片雾气蒙蒙，让我辨不清未来的方向，对于中国变化的好与坏，我想我们这一代最有发言权，因为我们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更是从精神上到物质上的受益者，中国的巨变那是真真切切的史实，但中国的问题也同样是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我隐隐感到我们这一带担负着改变这一切的重任，小时候人们常说我们是跨世纪的一代，但跨越了这个世纪之后我们要做些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们，我想我们也只能自己求索了。
今天早晨，晨练归来一个小女孩迎面而来，并且礼貌的问候：“爷爷好，”我大惊失色，慌张解释后，赶忙回家把胡须剃掉，我望着镜子里恢复了“本来面目”的我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我才三十六岁，正是烈日当空扫清阴霾的时候，身处这个变革的时代，身处这个发展的社会，身处我的伟大祖国，这是我的义务，更是我的责任。
这是我的第三个本命年，很有意思，今年的生日是在火车上度过的，真有一种生命在旅途中划过的感觉，整整一天我都与列车的车窗为伴，漫长的旅途让我感到些许疲惫，但车窗外美丽的风景，却又不时让我赞叹兴奋，列车所到之处时而是宁静的小城小站，时而是繁华的都市大站，但更多时候则是穿梭于广阔的田野之间，从清晨的薄雾笼罩到夕阳的晚霞余辉，我忽然发现人生莫不如此，淡淡的雾让青涩的童年充满了未知的迷茫，而夕阳晚霞的靓丽余辉则让这无限的美景一览无余，我的生命不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么，我忽然发现一个曾经懵懂的孩童，如何驱散人生旅途中的迷雾，这才是人生在世的真正意义，至于财富与名利，用好了他们是可以饱览更多风景的催化剂，用不好则不过是让你更加迷茫的烟幕弹罢了。
了解了这些我忽然的淡淡一笑，原来认清生命的路途才是关键，只有驱散了薄雾才会看到美丽的风景，如何才能做到，这当然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我庆幸我的第一个本命年给我提供了一本合适的教材，那就是我的童年的所见所知所闻。
我出生在一个北方的叫做哈尔滨的城市，我家面前的那条街道的名字叫透笼街，对面就是著名的索菲亚教堂，从我幼小时可以记忆的那一刻起，这座城市给我的印象就是整洁，安静，所有人都是静静的，走在大街上最大的声音可能就是偶尔路过的汽车的发动机声，或者是自行车的车铃声，再就是我们这些孩子的欢笑声，我的童年应该是正是现在孩子们失去的童年，成群的玩伴，彼此在笑闹中打发着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没有学习的压力，没有补课的烦恼，有的就是数不清的时间。
然而正是这样的宽松才让我有心思顾及身边的变化，到我十二岁那年一切都在翻天覆地的变化着，市场在这个城市又出现了，就建在我住的那条街道的道中央，开始没人敢去，有人说谁到那里谁就是“走资派”“走资派”这个词对我来说有些可怕，因为我曾在五岁时被人恶作剧指使喊过对我很好的邻家爷爷“走资派”母亲听到后严厉斥责，我因此还受到了皮肉之苦，幸亏邻家爷爷努力劝阻说这是童言无忌，母亲才罢了手，从那以后我知道“走资派”这个词不可以随便乱说，否则是要挨打的。
后来，市场外所有人都感到没事，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放开了胆量，投身其中，那个时候时兴万元户，可我知道那个市场中比这个标准多的人太多了，我曾问我的家人，我们也是万元户么，得到的温和的斥责：“小孩子不该问的别瞎问”但我还是感受到了家里的变化，邻居之间的变化，有些变化让我高兴，有些变化让我迷茫，生活的改善让很多人都神秘兮兮，融洽的邻里关系变得微妙，围绕利益的纠纷也多了起来，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的周围，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在他的第一个本命年早已比其他的孩子成熟，但我讨厌这种成熟，所以有时故意装作天真，但这样的欺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自己。
十三到二十四岁，是我最痛苦迷茫的时期，我的第二个本命年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度过的，刚上初中那年赶上了那场让人悲痛的政治风波，那场风波给我的切身感受就是“累”我记得所有的公共交通都瘫痪了，我从父亲单位的子弟学校走了两个小时才终于走到了家，那段时间父亲母亲忧心忡忡，好像生怕什么灾难发生似的，我第一次感受到动荡的社会对我生活的影响。
不过这些影响远比我学到的知识带给我的困惑要小得多，我清楚地记得高中时的政治经济学，我的政治老师讲课时的无奈，从第一年计划经济无限美好，再到第二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很棒，最后到了高考时的市场经济最神奇，我的思想像坐了过山车似的错乱，那时我很后悔选学文科，因为不仅是政治经济学，很多其他的课文史实也很让我迷茫，只感到有些内容实在经不起推敲，相遇老师讨论也被刻意回避，我近乎是在一种崩溃的状态下完成的高中学业，专科读了两年后我又回到了市场，在那里我度过了一个迷茫的本命年，感情生活一片空白，满脑子就是赚钱。
今年我三十六岁，以事业来衡量我的人生，我想应该远不及格，这十几年我也想有所进取，可惜现实告诉我，这不是一个按规则与法律办事的时代，我实在不愿意深陷其中，于是我选择了以一种平淡的方式继续我的人生，娶妻生子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其自然，生活虽然平淡，但家庭的温馨与惬意让我十分的充实，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要说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没有赶上激烈的政治运动，残酷的军事斗争，我们赶上了国民财富的积累阶段，有被人羡慕的理由，但我们也是迷茫的一代，我们将向何处去，我们的未来在哪里，有时候我依然感到眼前一片雾气蒙蒙，让我辨不清未来的方向，对于中国变化的好与坏，我想我们这一代最有发言权，因为我们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更是从精神上到物质上的受益者，中国的巨变那是真真切切的史实，但中国的问题也同样是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我隐隐感到我们这一带担负着改变这一切的重任，小时候人们常说我们是跨世纪的一代，但跨越了这个世纪之后我们要做些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们，我想我们也只能自己求索了。
今天早晨，晨练归来一个小女孩迎面而来，并且礼貌的问候：“爷爷好，”我大惊失色，慌张解释后，赶忙回家把胡须剃掉，我望着镜子里恢复了“本来面目”的我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我才三十六岁，正是烈日当空扫清阴霾的时候，身处这个变革的时代，身处这个发展的社会，身处我的伟大祖国，这是我的义务，更是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