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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闻报震怒，遣水陆两军十万人，三道出师伐南粤，又发夜郎兵出未修成的南夷道，千辛万苦才到洋河江，顺流而下。直抵番禹，灭南粤，置九郡。时为元鼎六年，唐通的企图，经过十八年终告实现。
这是一次大征伐，自然全国总动员。卜式一看又是慷慨陈词的时候了，便上书发挥他早先的“国是意见”认为“群臣宜尽死节，其弩下者宜出财以往军。”同时表示，他愿意和他的儿子，以及山东善射善行船的子弟从军“死之以尽臣节。”
这番话正投武帝所好，再一次把他的事迹义行“布告天下，使明知之”而且赐爵“关内侯”黄金四百斤，田十顷。封候是大用的先声，不久大拜，为“御史大夫”这是副丞相的职位。可是没有多少时候就垮了下来。因为盐铁国有化及征收船税，在执行技术上发生了偏差，卜式建议废止，武帝大不高兴之故。
盐铁国有化的政策，起于元狩四年，创议者是一个有名的司法官张汤。元狩四年为武帝即位后的第二十二年。当建元六年闽粤攻南越，遣韩安国、王恢相救；是为武帝一朝大规模用兵的开始，第二年也就是元光元年，命李广屯云中，程不识屯雁门，展开对匈奴的防御及攻击，这样到了元光六年，遣卫青、公孙贺、李广等出击，自此年年出”塞，不过十年的工夫，财政上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不得不从根本上去着手改革。
当时国家的岁出岁入，现在无从稽考其数字，但其项目，大致是清楚的。收入方面，第一项是田赋，自古以来最标准的税制是十分之一。高祖、惠帝时减为十五税一。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其间减半即三十税一者，十二年，完全免除者十二年。
孝景年间，始终维持三十税一的标准。此四十年间，真是深仁厚泽，而终汉之世，大致尊重这个传统，就像清朝从康熙朝规定的“永不加赋”一样，对于农民的思惠，是迭经变乱而仍能长期保持政权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是丁口税，按人收税，所以在汉朝称为“算钱”凡年满十五到五十六岁为止，出钱一百二十，称为“一算”有时减，有时加，幅度不超出三分之一。而此“算钱”的算法，又常被用作推行某一项政策的手段。譬如为了增加生育，规定老处女“五算”以为惩罚。为了增加生产，对只为私人服役的奴婢“倍算”——
奴婢的“算钱”当然由主人出。此外商人亦被视为不事生产者，所以也是“倍算”
未成丁的也要纳税，称为“口钱”这是皇帝个人的收入。照定制，七岁起至十四岁，每口二十钱，为“算钱”的六分之一。武帝为了弥补军费，由“少府”掌管的个人收入，划出一部分交国库。“口钱”的征收也加重，起征的年龄提前到三岁，税率加十分之一点五，变成二十三钱。由于“口钱”无分贫富，一律照纳，以致贫民无法负担而“生子辄杀”实在是一项弊政。
至于工商税，花样甚多。汉朝对财经问题的处理，最大的失策，就是对商人的观念和态度不正确。重农固然甚当，而过分轻商到了显失公平的程度，则难免自食恶果。因为上下关系是相对的，不尊重商人则无由责商人以急公好义。拿商业税来说，有一种“市籍税”不管你改了什么行，甚至做了官，只要是商人的子孙，家有“市籍”便得照缴不误。而“市籍”也者，在司法的意义上等于有“前科”所谓“七科滴”中“贾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占了七分之四，这些有“前科”的人，随时有戍边的可能。试想，有“市籍”已是一种精神上的羞辱和威胁，复收税而加以物质上的惩罚，然则经商“财累万金而不住公家之急”虽说商人重利，而政府也实不能不作自我检讨。
武帝闻报震怒，遣水陆两军十万人，三道出师伐南粤，又发夜郎兵出未修成的南夷道，千辛万苦才到洋河江，顺流而下。直抵番禹，灭南粤，置九郡。时为元鼎六年，唐通的企图，经过十八年终告实现。
这是一次大征伐，自然全国总动员。卜式一看又是慷慨陈词的时候了，便上书发挥他早先的“国是意见”认为“群臣宜尽死节，其弩下者宜出财以往军。”同时表示，他愿意和他的儿子，以及山东善射善行船的子弟从军“死之以尽臣节。”
这番话正投武帝所好，再一次把他的事迹义行“布告天下，使明知之”而且赐爵“关内侯”黄金四百斤，田十顷。封候是大用的先声，不久大拜，为“御史大夫”这是副丞相的职位。可是没有多少时候就垮了下来。因为盐铁国有化及征收船税，在执行技术上发生了偏差，卜式建议废止，武帝大不高兴之故。
盐铁国有化的政策，起于元狩四年，创议者是一个有名的司法官张汤。元狩四年为武帝即位后的第二十二年。当建元六年闽粤攻南越，遣韩安国、王恢相救；是为武帝一朝大规模用兵的开始，第二年也就是元光元年，命李广屯云中，程不识屯雁门，展开对匈奴的防御及攻击，这样到了元光六年，遣卫青、公孙贺、李广等出击，自此年年出”塞，不过十年的工夫，财政上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不得不从根本上去着手改革。
当时国家的岁出岁入，现在无从稽考其数字，但其项目，大致是清楚的。收入方面，第一项是田赋，自古以来最标准的税制是十分之一。高祖、惠帝时减为十五税一。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其间减半即三十税一者，十二年，完全免除者十二年。
孝景年间，始终维持三十税一的标准。此四十年间，真是深仁厚泽，而终汉之世，大致尊重这个传统，就像清朝从康熙朝规定的“永不加赋”一样，对于农民的思惠，是迭经变乱而仍能长期保持政权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是丁口税，按人收税，所以在汉朝称为“算钱”凡年满十五到五十六岁为止，出钱一百二十，称为“一算”有时减，有时加，幅度不超出三分之一。而此“算钱”的算法，又常被用作推行某一项政策的手段。譬如为了增加生育，规定老处女“五算”以为惩罚。为了增加生产，对只为私人服役的奴婢“倍算”——
奴婢的“算钱”当然由主人出。此外商人亦被视为不事生产者，所以也是“倍算”
未成丁的也要纳税，称为“口钱”这是皇帝个人的收入。照定制，七岁起至十四岁，每口二十钱，为“算钱”的六分之一。武帝为了弥补军费，由“少府”掌管的个人收入，划出一部分交国库。“口钱”的征收也加重，起征的年龄提前到三岁，税率加十分之一点五，变成二十三钱。由于“口钱”无分贫富，一律照纳，以致贫民无法负担而“生子辄杀”实在是一项弊政。
至于工商税，花样甚多。汉朝对财经问题的处理，最大的失策，就是对商人的观念和态度不正确。重农固然甚当，而过分轻商到了显失公平的程度，则难免自食恶果。因为上下关系是相对的，不尊重商人则无由责商人以急公好义。拿商业税来说，有一种“市籍税”不管你改了什么行，甚至做了官，只要是商人的子孙，家有“市籍”便得照缴不误。而“市籍”也者，在司法的意义上等于有“前科”所谓“七科滴”中“贾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占了七分之四，这些有“前科”的人，随时有戍边的可能。试想，有“市籍”已是一种精神上的羞辱和威胁，复收税而加以物质上的惩罚，然则经商“财累万金而不住公家之急”虽说商人重利，而政府也实不能不作自我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