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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高龄了。在尹凡看来，作学问和所有的脑力劳动没有太大差别，虽说出成果要靠积累，但一旦年龄大了，思维不再活跃，新知识难以吸收，创新的灵感也渐渐熄灭，即使写论文也只能是炒炒现饭。像范老师这样很早就在国内出名的社会学专家，不再写书也不影响他的名气，如果写出跟不上学术潮流的论文，反倒会损坏声誉。不过他虽然不再亲自动笔写书，但学校乃至校外一些指令性的研究课题还常常会请他挂名甚至领衔，这些课题出版时，他的大名依然摆在显赫的位置。这是因为，课题虽然不需要他亲自动手做，但挂了他的名字，就使得其学术价值自然而然得到“提升”——这似乎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方式。老师从教几十年，弟子门生满天下，本省各学术单位、大专院校甚至省直一些厅局都有，就连上海、北京也有他的学生。想到这儿，他忽然开了窍：我为什么不想法到省城去发展，何必留在这个地方呢？当初毕业之所以分回到河阳，一是因为没有门路，二也同时是缺少社会阅历，不知怎样操作。现在可得在这方面动动脑筋了。
想到这里，他给范哲老师写了一封信，信上先是向老师和师母问候，说又隔了这么久没有见到老师师母，心中十分想念；然后再说上次去省城参加社会学年会，老师关于希望自己的弟子中能够有专心作学问，以后好传承和发扬老师的学术精神的人，这番话对自己震动很大。回来后思之再三，终于下定决心，想回过头来教书或搞研究。可河阳已是无用武之地，祈望老师向学校领导推荐，让自己能到省城大学、到范老师的门下、到社会学专业去教书。
虽说给老师的信已经发出，但尹凡知道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他同时又给一位已经在省社会科学院院报担任副主编的师兄打长途电话，把自己的处境和想法说了一下，问能不能去那儿“高就”一下。那位师兄先是对他的想法“不敢苟同”说现在的人都巴不得往机关里跑，省社科院这几年调进机关，给领导当秘书、到处室当科员，甚至到机关的下属单位去混的人是一拨又一拨。即使留在这儿走不了的，真正作学问的扳起指头也算不出几个，其他人不是偷偷在哪儿开个店，就是暗中替一些厂家搞推销拿提成，反正比作学问来钱。“作学问多苦，吃力不讨好的事，简直不是人干的”！这是师兄最后的总结。不过师兄又回过头来说，社科院虽然地方“不怎么样”毕竟是省城，你要来，从人事上讲，肯定有困难。不过再困难，我找人帮你问问还是可以的。
能不能调成，尹凡知道这是几乎没多少把握的事。但万一呢？世界上说不定就会有万一的事。晚上，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娄虹，倒不是征求她的意见，只是预先让她知道一下自己的念头，免得到时候她又说自己隐瞒什么。娄虹听了他的考虑，心中倒是很高兴。虽然随着尹凡调进河阳已经让自己有了“成就感”但能够进省城不是好上加好的事吗？她当然支持尹凡的意见，而且希望这事真的能办成。
只是，她声音有些紧张地说，只是这个月，我那个没来了，会不会是肚子里有了？
尹凡看了她一眼，然后撩起她的衣服，装模作样对着娄虹浑圆的肚子听了听，说，没听见里面有动静，不知道小家伙是不是准备上路了？
娄虹捏起拳头敲尹凡的背，说，你这个人啥也不懂，就知道学问学问！
既已想到联系调走，尹凡觉得还有必要把工作做得充分一点。他把自己以前读研和在高专上课时发表的几篇论文找了出来。他的论文数量虽然不多，但当初都发表在一些有关的核心期刊上，而且是寄过去被编辑看中了才刊载的。不像现在许多人发论文是靠关系或花钱买版面，更不像肖亦田出书是所谓“自费协作出版”所以肖亦田尽管有了“专著”但在他面前仍作出一定的谦虚姿态，其缘由盖出于此。
尹凡把自己的论文复印两份，给范老师和社科院那位师兄分别寄过去，一方面让他们的推荐有说服力，另一方面也有催促的意思，毕竟直接通过电话和信件来催问不够礼貌。但遗憾的是，不久，两个方面都有了回音。
先是社科院的师兄来电话，说他与主管的副院长关系还算比较好，将尹凡的个人情况和学术功底都做了介绍。分管副院长也觉得要办好现在这份刊物需要加强力量。但把问题提到院务会上讨论的时候，院长和书记都说这是不可能的。现在事业单位编制这么紧张，本院连行政带事业加工人编制，总共100多个，行政人员和工人占去了60%，剩下40%，也就5、60人吧，有图书馆、编辑部、社科普及站，还有10几个研究所。现在你编辑部已经有5个人了，早已超过了平均数，再要调人，别的部门怎么办？副院长说这本刊物是我们院里的门面，搞得好了可以在全国打出影响，所以加强一些力量是有益的。院长则说，加强力量我看注重在于质上面，提高现有人员的素质和敬业精神，比增加一、两个人更重要。他的话里头听上去就有批评杂志人员不够敬业的意思。本来，编辑部有5个人是不错，但其中一个常年以来一直病恹恹的，一年当中只能上三几个月的班，还有一个女的则在外面帮外省一家知名药厂做医药代表，已经挣得盆满钵满，早已经没有兴趣在这里干了。她之所以还把关系放在社科院，主要是为将来金盆洗手留个退路。副院长心想，院里面明知道这种情况，还认定编辑部有5个人在干活，只能说明对这一块不重视嘛。但院长的态度既然那样明确，他也不好再说什么。至于书记后面说的一句话更是让人难堪。在转到下一个议题的时候，书记又回过头来说，早就说刊物要在全国打出影响，打到现在也还就这个样子——当然这不怪你们，学术成果只能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嘛。
副院长担任院领导时间并不长，还有一股热情想把自己主管的业务弄出点名堂。要使刊物成为国内的名牌刊物也是他想出来的。书记那样一说，虽然明确讲了不怪谁，也等于是嘲笑自己好高骛远，他更不好再提调人的事了。
尹凡听完师兄的话，心想，自己不能调进去也就罢了，凭什么副院长那么个体现事业心与责任心的想法就成了好高骛远了呢？
不几天，尹凡又收到范哲老师的来信，信中所讲的情况与师兄那儿也差不多。
范老师在信中说，自己年龄已高，自上回开完社会学年会就应该退了，学校还是破例让自己多干了一年，说省城大学的一块招牌，能多留一年也是好的。可毕竟自己已经66岁了，再干下去，与退休规定不符，而且其他有些老教授还不太服气，于是也就给院党委写了退休报告。报告学校研究后批了，现在正送教育厅备案，不几天也就要办手续了。你的事我和院领导专门讲过，他们说我推荐的人选肯定错不了，再加上你又是本校毕业的研究生，对学校情况熟悉，也有感情的。只是听说你没有职称，这让他们感到为难。学校刚刚做了一个规定，没有副高职称一律不能调进，除非是本校某些学科需要的博士。校方说，你这方面的条件差得太远，不仅他们爱莫能助，就是档案送到人事厅，也会被卡下的。另外，你说想看看其它单位工作有没有哪儿能够接纳你，但这几年我疏于和外界来往，过去的学生也不常见面，他们现在的工作情况已经不大了解，一应门路，尚难落实，云云。范老师最后在信中感叹，我在学校工作了一辈子，现在只剩下一个广告的作用，而且，马上就连广告的作用也起不了了，将奈之何，将奈之何！
信是范老师亲自执笔的，字迹有些凌乱，一些笔画明显有颤抖的痕迹。范老师过去的字可不是这样，写得龙飞凤舞，流利中带遒劲，让人从中窥见他少年时的童子功夫，同学们都羡慕不已。可现在真是岁月不饶人，即使如范老师这样的学界泰斗，如今说起话来也是轻如鸿毛了。而且从他的信中，还可以读出一种心情的悲凉。
放下范老师的信，尹凡摇摇头，心中暗想，自己原来设计了一个泡沫，而这个泡沫还没来得及把它吹大，很快就破灭了。
竟高龄了。在尹凡看来，作学问和所有的脑力劳动没有太大差别，虽说出成果要靠积累，但一旦年龄大了，思维不再活跃，新知识难以吸收，创新的灵感也渐渐熄灭，即使写论文也只能是炒炒现饭。像范老师这样很早就在国内出名的社会学专家，不再写书也不影响他的名气，如果写出跟不上学术潮流的论文，反倒会损坏声誉。不过他虽然不再亲自动笔写书，但学校乃至校外一些指令性的研究课题还常常会请他挂名甚至领衔，这些课题出版时，他的大名依然摆在显赫的位置。这是因为，课题虽然不需要他亲自动手做，但挂了他的名字，就使得其学术价值自然而然得到“提升”——这似乎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方式。老师从教几十年，弟子门生满天下，本省各学术单位、大专院校甚至省直一些厅局都有，就连上海、北京也有他的学生。想到这儿，他忽然开了窍：我为什么不想法到省城去发展，何必留在这个地方呢？当初毕业之所以分回到河阳，一是因为没有门路，二也同时是缺少社会阅历，不知怎样操作。现在可得在这方面动动脑筋了。
想到这里，他给范哲老师写了一封信，信上先是向老师和师母问候，说又隔了这么久没有见到老师师母，心中十分想念；然后再说上次去省城参加社会学年会，老师关于希望自己的弟子中能够有专心作学问，以后好传承和发扬老师的学术精神的人，这番话对自己震动很大。回来后思之再三，终于下定决心，想回过头来教书或搞研究。可河阳已是无用武之地，祈望老师向学校领导推荐，让自己能到省城大学、到范老师的门下、到社会学专业去教书。
虽说给老师的信已经发出，但尹凡知道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他同时又给一位已经在省社会科学院院报担任副主编的师兄打长途电话，把自己的处境和想法说了一下，问能不能去那儿“高就”一下。那位师兄先是对他的想法“不敢苟同”说现在的人都巴不得往机关里跑，省社科院这几年调进机关，给领导当秘书、到处室当科员，甚至到机关的下属单位去混的人是一拨又一拨。即使留在这儿走不了的，真正作学问的扳起指头也算不出几个，其他人不是偷偷在哪儿开个店，就是暗中替一些厂家搞推销拿提成，反正比作学问来钱。“作学问多苦，吃力不讨好的事，简直不是人干的”！这是师兄最后的总结。不过师兄又回过头来说，社科院虽然地方“不怎么样”毕竟是省城，你要来，从人事上讲，肯定有困难。不过再困难，我找人帮你问问还是可以的。
能不能调成，尹凡知道这是几乎没多少把握的事。但万一呢？世界上说不定就会有万一的事。晚上，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娄虹，倒不是征求她的意见，只是预先让她知道一下自己的念头，免得到时候她又说自己隐瞒什么。娄虹听了他的考虑，心中倒是很高兴。虽然随着尹凡调进河阳已经让自己有了“成就感”但能够进省城不是好上加好的事吗？她当然支持尹凡的意见，而且希望这事真的能办成。
只是，她声音有些紧张地说，只是这个月，我那个没来了，会不会是肚子里有了？
尹凡看了她一眼，然后撩起她的衣服，装模作样对着娄虹浑圆的肚子听了听，说，没听见里面有动静，不知道小家伙是不是准备上路了？
娄虹捏起拳头敲尹凡的背，说，你这个人啥也不懂，就知道学问学问！
既已想到联系调走，尹凡觉得还有必要把工作做得充分一点。他把自己以前读研和在高专上课时发表的几篇论文找了出来。他的论文数量虽然不多，但当初都发表在一些有关的核心期刊上，而且是寄过去被编辑看中了才刊载的。不像现在许多人发论文是靠关系或花钱买版面，更不像肖亦田出书是所谓“自费协作出版”所以肖亦田尽管有了“专著”但在他面前仍作出一定的谦虚姿态，其缘由盖出于此。
尹凡把自己的论文复印两份，给范老师和社科院那位师兄分别寄过去，一方面让他们的推荐有说服力，另一方面也有催促的意思，毕竟直接通过电话和信件来催问不够礼貌。但遗憾的是，不久，两个方面都有了回音。
先是社科院的师兄来电话，说他与主管的副院长关系还算比较好，将尹凡的个人情况和学术功底都做了介绍。分管副院长也觉得要办好现在这份刊物需要加强力量。但把问题提到院务会上讨论的时候，院长和书记都说这是不可能的。现在事业单位编制这么紧张，本院连行政带事业加工人编制，总共100多个，行政人员和工人占去了60%，剩下40%，也就5、60人吧，有图书馆、编辑部、社科普及站，还有10几个研究所。现在你编辑部已经有5个人了，早已超过了平均数，再要调人，别的部门怎么办？副院长说这本刊物是我们院里的门面，搞得好了可以在全国打出影响，所以加强一些力量是有益的。院长则说，加强力量我看注重在于质上面，提高现有人员的素质和敬业精神，比增加一、两个人更重要。他的话里头听上去就有批评杂志人员不够敬业的意思。本来，编辑部有5个人是不错，但其中一个常年以来一直病恹恹的，一年当中只能上三几个月的班，还有一个女的则在外面帮外省一家知名药厂做医药代表，已经挣得盆满钵满，早已经没有兴趣在这里干了。她之所以还把关系放在社科院，主要是为将来金盆洗手留个退路。副院长心想，院里面明知道这种情况，还认定编辑部有5个人在干活，只能说明对这一块不重视嘛。但院长的态度既然那样明确，他也不好再说什么。至于书记后面说的一句话更是让人难堪。在转到下一个议题的时候，书记又回过头来说，早就说刊物要在全国打出影响，打到现在也还就这个样子——当然这不怪你们，学术成果只能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嘛。
副院长担任院领导时间并不长，还有一股热情想把自己主管的业务弄出点名堂。要使刊物成为国内的名牌刊物也是他想出来的。书记那样一说，虽然明确讲了不怪谁，也等于是嘲笑自己好高骛远，他更不好再提调人的事了。
尹凡听完师兄的话，心想，自己不能调进去也就罢了，凭什么副院长那么个体现事业心与责任心的想法就成了好高骛远了呢？
不几天，尹凡又收到范哲老师的来信，信中所讲的情况与师兄那儿也差不多。
范老师在信中说，自己年龄已高，自上回开完社会学年会就应该退了，学校还是破例让自己多干了一年，说省城大学的一块招牌，能多留一年也是好的。可毕竟自己已经66岁了，再干下去，与退休规定不符，而且其他有些老教授还不太服气，于是也就给院党委写了退休报告。报告学校研究后批了，现在正送教育厅备案，不几天也就要办手续了。你的事我和院领导专门讲过，他们说我推荐的人选肯定错不了，再加上你又是本校毕业的研究生，对学校情况熟悉，也有感情的。只是听说你没有职称，这让他们感到为难。学校刚刚做了一个规定，没有副高职称一律不能调进，除非是本校某些学科需要的博士。校方说，你这方面的条件差得太远，不仅他们爱莫能助，就是档案送到人事厅，也会被卡下的。另外，你说想看看其它单位工作有没有哪儿能够接纳你，但这几年我疏于和外界来往，过去的学生也不常见面，他们现在的工作情况已经不大了解，一应门路，尚难落实，云云。范老师最后在信中感叹，我在学校工作了一辈子，现在只剩下一个广告的作用，而且，马上就连广告的作用也起不了了，将奈之何，将奈之何！
信是范老师亲自执笔的，字迹有些凌乱，一些笔画明显有颤抖的痕迹。范老师过去的字可不是这样，写得龙飞凤舞，流利中带遒劲，让人从中窥见他少年时的童子功夫，同学们都羡慕不已。可现在真是岁月不饶人，即使如范老师这样的学界泰斗，如今说起话来也是轻如鸿毛了。而且从他的信中，还可以读出一种心情的悲凉。
放下范老师的信，尹凡摇摇头，心中暗想，自己原来设计了一个泡沫，而这个泡沫还没来得及把它吹大，很快就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