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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子。简直跟他们的脑筋一样施瓦本，在两个什么都不一样的陌生地方。当房子完工时，又给他们的女人造了两个施瓦本孩子。
只有屋子前面的那些树木，虽然像战前在家里的时候那样每年修剪，但天空、土壤和气候不一样，长得越出了施瓦本样式。
我们坐在乱蓬蓬的公园里，吃着埃德加的核桃。埃德加说：味道像胆。他脱掉鞋子，用鞋跟敲开核桃壳。完了把仁放在报纸上。他自己不吃。格奥尔格给了我一把钥匙，头一回派我去那个夏屋。
我从鞋子里取出钥匙。打开门，没有开灯，我划亮一根火柴。水泵立在那儿，高高瘦瘦，像个独臂人。水泵管子上挂着一件旧夹克，下面放着一个锈迹斑斑的浇水壶。锄头、铲子、耙、葡萄剪子、扫帚搁在墙边。上面沾着泥土。掀起井盖，亚麻布袋在深洞上方摇晃。我从钩子上取下袋子，把书塞进去，又重新挂好。出来，从身后关上门。按原路，穿过来时踩坏的草地。长满毛地黄般花朵的紫色锦葵，还有毛蕊花，戳向空中。田旋花晚间闻着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或者这只是我的恐惧。每一根草扎着我的腿肚子。这时，一只迷路的小母鸡出现在路上，唧唧叫着，我的鞋子一到，它就闪开了。草长得比鸡高出三倍，在它背上合拢。小母鸡在这花团锦簇的荒野里泣诉着，找不到出路，左冲右突地奔命。蟋蟀啾啾地鸣叫着，可是母鸡的叫唤响得多。心想，它的惊慌失措会暴露我。每一株植物都在目送我离去。我的皮肤从额头到肚子都在跳动。
夏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我第二天说。我们坐在露天酒馆里。啤酒发绿，因为酒瓶子是绿色的。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用赤裸的胳膊抹去了桌子上的灰尘。可以看见他们的胳膊在桌面什么地方摆过。他们的脑后垂挂着绿油油的栗树叶子。黄叶子还隐藏着。我们碰杯，相对无言。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披在额上、鬓边、颊旁的头发，变得晶莹剔透，因为火辣辣的太阳照在上面。或者是因为啤酒咕嘟作响，当有人把酒瓶子放到桌子上时。树上有时落下一片黄叶。我们中间或有人抬眼望去，似乎想看看叶子再一次坠落。下一片即将坠落的叶子他不等了。我们的眼睛没有耐心。我们并不想跟叶子纠缠。无非是想看看那些把我们的脸引开的翻飞的黄点子。
桌面烫得像熨斗。脸上的皮肤绷着。午间的热浪一股脑儿砸将进来，酒馆里空空荡荡。工人们还在工厂里做他们的铁皮羊和木头瓜。我们又叫了一轮啤酒，这样我们两臂之间至少还有个瓶子摆在那儿。
格奥尔格垂下头，他的下巴底下还有第二个下巴。他在自己嘴里面哼一首歌：
金丝雀儿黄又黄
黄得来哟像蛋黄
羽毛软绵绵
眼睛没有光
这支歌在国内很有名。可是两个星期前，歌手们越境跑了，歌就不许再唱。格奥尔格让喉咙里的歌和着啤酒流下去。
服务生靠在树桩上，谛听着，一面打着哈欠。我们在这里不是客，我们瞧着服务生身上油腻腻的夹克，这时埃德加说：关系到孩子的事，做父亲的什么都理解。我父亲就理解那些家伙顺手牵羊把小木人拿走了。我父亲说：他们也有孩子啊，他们的孩子也爱玩。
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国家。不想下多瑙河，不想飞到空中，不想爬货车。我们走进乱蓬蓬的公园。埃德加说：假如该完的完蛋了，那么别人就都可以留下来。他自己都不信他说的话。没人相信该完的一准完蛋。每天都听到有关独裁者患旧疾新病的谣传。这也没人信。可大家还是交头接耳，一个传给另一个。我们也传递谣言，谣言里仿佛潜伏着致命的病毒，最终还是会抵达独裁者本人：肺癌，咽癌，我们悄声说，肠癌，大脑萎缩，瘫痪，血癌。
的房子。简直跟他们的脑筋一样施瓦本，在两个什么都不一样的陌生地方。当房子完工时，又给他们的女人造了两个施瓦本孩子。
只有屋子前面的那些树木，虽然像战前在家里的时候那样每年修剪，但天空、土壤和气候不一样，长得越出了施瓦本样式。
我们坐在乱蓬蓬的公园里，吃着埃德加的核桃。埃德加说：味道像胆。他脱掉鞋子，用鞋跟敲开核桃壳。完了把仁放在报纸上。他自己不吃。格奥尔格给了我一把钥匙，头一回派我去那个夏屋。
我从鞋子里取出钥匙。打开门，没有开灯，我划亮一根火柴。水泵立在那儿，高高瘦瘦，像个独臂人。水泵管子上挂着一件旧夹克，下面放着一个锈迹斑斑的浇水壶。锄头、铲子、耙、葡萄剪子、扫帚搁在墙边。上面沾着泥土。掀起井盖，亚麻布袋在深洞上方摇晃。我从钩子上取下袋子，把书塞进去，又重新挂好。出来，从身后关上门。按原路，穿过来时踩坏的草地。长满毛地黄般花朵的紫色锦葵，还有毛蕊花，戳向空中。田旋花晚间闻着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或者这只是我的恐惧。每一根草扎着我的腿肚子。这时，一只迷路的小母鸡出现在路上，唧唧叫着，我的鞋子一到，它就闪开了。草长得比鸡高出三倍，在它背上合拢。小母鸡在这花团锦簇的荒野里泣诉着，找不到出路，左冲右突地奔命。蟋蟀啾啾地鸣叫着，可是母鸡的叫唤响得多。心想，它的惊慌失措会暴露我。每一株植物都在目送我离去。我的皮肤从额头到肚子都在跳动。
夏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我第二天说。我们坐在露天酒馆里。啤酒发绿，因为酒瓶子是绿色的。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用赤裸的胳膊抹去了桌子上的灰尘。可以看见他们的胳膊在桌面什么地方摆过。他们的脑后垂挂着绿油油的栗树叶子。黄叶子还隐藏着。我们碰杯，相对无言。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披在额上、鬓边、颊旁的头发，变得晶莹剔透，因为火辣辣的太阳照在上面。或者是因为啤酒咕嘟作响，当有人把酒瓶子放到桌子上时。树上有时落下一片黄叶。我们中间或有人抬眼望去，似乎想看看叶子再一次坠落。下一片即将坠落的叶子他不等了。我们的眼睛没有耐心。我们并不想跟叶子纠缠。无非是想看看那些把我们的脸引开的翻飞的黄点子。
桌面烫得像熨斗。脸上的皮肤绷着。午间的热浪一股脑儿砸将进来，酒馆里空空荡荡。工人们还在工厂里做他们的铁皮羊和木头瓜。我们又叫了一轮啤酒，这样我们两臂之间至少还有个瓶子摆在那儿。
格奥尔格垂下头，他的下巴底下还有第二个下巴。他在自己嘴里面哼一首歌：
金丝雀儿黄又黄
黄得来哟像蛋黄
羽毛软绵绵
眼睛没有光
这支歌在国内很有名。可是两个星期前，歌手们越境跑了，歌就不许再唱。格奥尔格让喉咙里的歌和着啤酒流下去。
服务生靠在树桩上，谛听着，一面打着哈欠。我们在这里不是客，我们瞧着服务生身上油腻腻的夹克，这时埃德加说：关系到孩子的事，做父亲的什么都理解。我父亲就理解那些家伙顺手牵羊把小木人拿走了。我父亲说：他们也有孩子啊，他们的孩子也爱玩。
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国家。不想下多瑙河，不想飞到空中，不想爬货车。我们走进乱蓬蓬的公园。埃德加说：假如该完的完蛋了，那么别人就都可以留下来。他自己都不信他说的话。没人相信该完的一准完蛋。每天都听到有关独裁者患旧疾新病的谣传。这也没人信。可大家还是交头接耳，一个传给另一个。我们也传递谣言，谣言里仿佛潜伏着致命的病毒，最终还是会抵达独裁者本人：肺癌，咽癌，我们悄声说，肠癌，大脑萎缩，瘫痪，血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