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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作家经历过像卡夫卡现在经历的命运：生前几乎完全默默无闻，而死后很快便世界闻名。
对手弗兰茨卡夫卡来说，这种命运的刻薄由于他对荣誉持全然无所谓的态度而得到缓解。在他心目中，写作（在他一篇日记中这么写着）是“祈祷的一种形式”他努力的方向是内心的完美、白壁无暇的一生。不能说他毫不在乎世界对他怎么想。他只是没有时间来顾及这个问题。充斥他心中的是对伦理上最高境界的追求，这是人应该达到而实际上几乎达不到的境界；是一种上升至痛苦、至半癫半痴状态的冲力——不能容忍罪恶，容忍谎言，既不能容忍自我欺骗又不能容忍对他人的刻薄。这是一种经常以自我鄙薄为形式出现的冲力，因为卡夫卡仿佛是用显微镜观察他自己的弱点，渴望与纯洁、神圣获得最紧密的融合，在他的格言中这被冠以“不可摧毁的东西”这种全力以赴的追求占据了他的一生。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是现代作家中最接近托尔斯泰的人。“倘若心中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之物的信念，人便不能生存。”卡夫卡以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他自己的宗教观。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句话。
卡夫卡生前的状况便是如此。
在他死后，一开始找不到一家大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遗作。每一本我几乎都必须先在另一家出版社中出版。我试图引起一些名人对这些出版物的兴趣。盖尔哈特霍普特曼写信对我说，可惜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卡夫卡这个名字今天人们打开每一期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或意大利的杂志，差不多都会碰到这个名字。
今天聚集在卡夫卡这个人物上的耀眼的灯光自然也会引起对他的形象的一切扭曲。但只要充分相信卡夫卡自己教诲的那个“不可摧毁之物”对那些扭曲也可以不必放在心上。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难以着手的人格的正确的形象轮廓将自己会显现出来，尽管这个轮廓今天还是那么有争议。
但是如果今天就能有机会描绘出本质的、正确的轮廓来，自是令人高兴的。也就是说，如果那些曾与卡夫卡有个人联系的证人出来讲话的话。比如最近我得到的回忆卡夫卡一书，这是卡夫卡的一个朋友（弗利德里希梯伯格，现在在耶路撒冷）写的；比如卡夫卡生命的最后岁月直到他去世的生活伴侣朵拉笛芒（她不久前，于1952年8月在伦郭去世）在她在以色列可惜太短暂的逗留中，在公众演讲和私下谈了许多她与卡夫卡共同生活的事情，大多数由费利克斯威尔奇记录了下来。加入这些证言行列的有玛尔特罗伯特关于朵拉的报道，还有古斯塔夫雅诺施值得注意的记载。雅诺施的记载之特殊价值在于：他在卡夫卡生前便记下了卡夫卡的言论；这好比艾克曼在歌德每次讲话之后马上将其记录下来，从而给我们留下了了解歌德这个真实的非凡人物的无法估价的源泉。雅诺施自己在他的书的“前言”和附录的“说明和解释”中介绍了他自己的生平和卡夫卡谈话录的产生经过以及手稿的故事。这里需要补充一下的是，这部手稿是怎么到我这里来的，它是怎么补充了从1920年3月底以后这段时间里，即从雅诺施认识卡夫卡的那天起，我们对卡夫卡生活的认识。关于这段时间直到不久前还没有很多出版物提及。雅诺施的记载填补了这个空白。
1947年5月，即我最终离开我出生的城市布拉格八年后，我收到了一封从布拉格寄来的信，信是以这几句话开头的：“我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我是您离开这里前不久在布拉格日报’上报道过的那个音乐家；也就是促成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捷克文译本在弗罗里安那儿发表的那个人。”写信者问我，他是否可以把他“关于弗兰茨卡夫卡的日记记载”寄给我，他在为此找一家出版社。“弗兰茨卡夫卡是我的青春时代——而且不止于此。您可以想象我的紧张心情，”在雅诺施给我的第二封信中这么写道。
这部手稿隔了很久才到达。而由于我当时工作繁忙，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去读。最终还是我的女秘书爱斯特霍弗夫人（她在我整理和出版弗兰茨卡夫卡的遗作中鼎力协助，使我欠她无限的情）拿去了这部著作，并在读后告诉我，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重要的著作。于是我开始读这些记载，其充实的新鲜内容向我涌来，令我惊讶，而这些内容清清楚楚地、无法替代地留着卡夫卡身上所宣示的那种天才的印记。就连卡夫卡的外表，他的讲话方式，他边说话边作手势的那种给人深刻印象的、柔和的姿态，以及他的相貌都活灵活现。我感到好像我的朋友突然活了过来，刚刚走进我的房间。我重新听到他说话，看到地闪闪发亮的活跃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身上，感觉到他安静的、痛苦的微笑，为他的智慧所吸引并深受感动。
此后不久，朵拉笛芒来此探访，她多次来看我，有一次我给她念了雅诺施这本尚未出版的书的片断。她马上被吸引住了，在雅诺施保留下来的一切文字中她认出了卡夫卡那无可替代的风格及其思维方法。她在这本书中感到真正地与卡夫卡重聚了，深受感动。于是这些谈话的真实性得到了两个证人的证实；不久又来了第三个人。卡夫卡的致密伦娜书简问世了，是由我的朋友维利哈斯整理出版的。这些信件在一家布拉格银行的保险箱里保存了二十年之久，我没有见过。现在我读到这些信件了，依我看，这些信属于所有时代里最伟大的情书之列，足以与朱丽叶德莱斯庇纳斯那些灼热而谦卑的书信相媲美。这里，在一些插曲中我又碰到了那位拘谨的年轻人古斯塔夫雅诺施，他把他的最早的一批诗歌送交给他极尊敬的卡夫卡评阅，同他一起讨论，而由于卡夫卡沉浸在完全不相干的思想和爱好之中，这种征求意见明显地打扰了他。雅诺施记载中涉及的整个对话局面当然只是他从一个方面看到的，而从另一个精度，从对立的方面看是掺杂着讥讽的滴剂的，却正因为如此而更证实了其真实性。
此外，雅诺施在我于1937年发表的卡夫卡传记中已经首次被提及，当然只不过在比喻中，说得更清楚些：随着他父亲的形象出现，没有提到名字。在第三章中我描述了卡夫卡如何善于同他工作的办公室内的同事们，即工人工伤保险公司的同事们交朋友，包括“同非常普通和思想非常混乱的心灵”我举例谈到一个监察员，弗兰茨曾将他的记事本转交给我。现在我又找到了那个记事本，在现在这个时刻它正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这个记事本开头写着这么一句话：nosexulesfilllevaeinhaclacrimarumvalle（见上面第三章）。这本记事本的充满幻想和独特思想的编撰人不是别人，正是雅诺施的父亲。我既结识了父亲，稍后也认识了儿子。人们会注意到，雅诺施一书的诠注落款是“阿尔玛乌尔斯”这个笔名，这便会令人感到与刚才提到的记事本有联系。父亲高雅的形象和他不幸的异族婚姻感人的次要主题，在古斯塔夫雅诺施的记载中，在卡夫卡形象的主旋律之外清楚地得以表现（这里可对比卡夫卡关于雅诺施父亲的评价，见致密伦娜书简第121页）。对卡夫卡来说，他同雅诺施交往的整个时期处于“密伦娜耶申斯卡一波拉克”这个命运攸关的信号之下。雅诺施于1920年3月底认识了卡夫卡。卡夫卡日记从1920年1月到1921年10月15日这段时间是个空白，与此有关的本子或散页无处可找。1921到10月15日卡夫卡第一次提到，他把他所有的日记都交给了密伦娜。有可能他那时正好将与这一伟大的爱情插曲有关的部分毁掉了。他死后，密伦娜把这些日记带给了我，还有长篇小说失踪者和城堡的手稿，这些保存在她那里，指定要交给我的。密伦娜在卡夫卡死后写给我的谈及这些事的那封信，我把它作为倒数第二封摘引于下。卡夫卡在日记中以m.标示密伦娜，有关的笔记我在其他地方（在卡夫卡父母的住处，在弗兰茨暂住过的小房间里）找到，可循迹至1922年5月。那种一开始即成为卡夫卡最大幸福的狂热的关系很快出现了悲剧性的转折。我保存着卡夫卡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恳求我阻止密伦娜再去看他。读者在将载入卡夫卡斯有信件的那本书中见到这篇东西。
这就是雅诺施交给我们的谈话内容之暗淡背景。对当时充满心中的巨大苦恼卡夫卡只是隐隐有所提及，此外，他以客观地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出现，以纵览的方式关心着世界大事、各民族和各阶级以及各宗教间的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卡夫卡在他一生几乎所有情况下持有的巨大的自制力——除非是他坐在日记本前或在与最亲密的朋友谈话时。
雅诺施转达的卡夫卡的话给人以真实可靠的印象，它具有卡夫卡通常讲话风格那种不会误认的标记，这种风格也许比他写作的风格更简明，更精确，对于卡夫卡来说，要说什么没有意义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从未从他嘴里听到过一句不深刻的话。即使在他谈论最日常的普通事情时也同样如此。对他说来（也同样对正在与他谈话的人说来），根本就不存在日常。他从不刻意追求思想深刻的格言，而是一切都自然轻快地从他嘴里涌出，他的话在胚胎状态中就是奇特的，奇特地诞生，根本无须去寻求奇特性。当他没有重要的话可说时，他宁可闭口缄默。在同雅诺施谈话中的素材范围也是我自己在无数与卡夫卡的谈话中所熟悉的，我毫不困难地认出这些话题素材正是卡夫卡关心的核心范围。
在我的卡夫卡传中我仅以一段简短的解释将雅诺施作证的这一整段时间一笔带过。由于那时密伦娜还活着，我有所保留。在那以后，我们从玛加蕾特布伯一诺伊曼的书中（斯大林和希特勒管制下的囚徒知道了更多关于这位不平凡的女性的事，也知道了她在集中营中的可怕的死亡，还有她感染所接触的所有人的那种神奇的、鼓舞的力量。卡夫卡（192年1月18日日记）曾将她的品质说成“无所畏惧”现在卡夫卡给她的信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认识她的手段，此外还有维利哈斯撰写的跋和密伦娜这个真正了不起的女人的重要的肖像画。在一定意义上，她生存方式的光芒也在雅诺施的记载中反映了出来，尽管她的名字从未被提到过。可是要理解卡夫卡对雅诺施讲过的许多话并找到正确的回音，就必须考虑到，在卡夫卡当时特别用心考虑犹太人问题的时候（如对话所示），他爱上了密伦娜这么一个捷克女基督徒，而且她的两个女友都嫁给了犹太人。密伦娜的丈夫也是犹太人。为了跟他结婚，她与站在政治舞台上的、身为民族主义思想特别强烈的父亲这个捷克人之间爆发了最激烈的冲突。卡夫卡处在这样全新的、激动人心的环境中，面临这样的抉择，使他能更深入地观察犹太人问题。
在读了雅诺施的谈话及致密伦娜后我才明白，卡夫卡伟大的长篇小说城堡提供了根本性的注脚，这是一首惊人的悲剧叙事诗，写的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无家可归者，他想要在他所选择的家乡扎根，却不成功。
撇开城堡之外的一切更广泛、甚至包罗万象的宗教内容不谈，不可忽视传记住这个前提。推诺施无意中为帮助理解这些内在联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关于这些内在联系，密伦娜给我的信件（八封信，一部分对卡夫卡作了广泛的分析，谈到了他与她的关系）和我自己关于卡夫卡生命的那个阶段的笔记，以及密伦娜口头对我的叙述还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人们可以在长篇小说城堡中找到卡夫卡对密伦娜的爱情关系的反映，这些往往是以古怪的疑惑和轻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是所发生事情的强烈的扭曲变形，也许只有用这种手法才能拯救他脱离危机。密伦娜在长篇小说中是以极端漫画化的形象借“弗丽达”之身出现的。她为了搭救卡夫卡（k.），迈出了关键性的步子；她与他结合，与他一起在贫困和放弃享受的情况下建立了家室，然而愉快而坚定，她想永远属于他，并通过这一点引导他回到质朴和直接的真实生活中来。可是就在k.取得进展，抓住伸来的手的同时，对那个女人产生影响的先前的联系又冒了出来（“城堡”、民众、社会，尤其是那位神秘的先生克拉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的是以夸张的、妖魔化了的吓人形象表现出来的密伦娜内心无法摆脱的合法丈夫），梦想中的幸福很快便告终结，因为k.不愿只获得一半权利，他希望的是独自将弗丽达娶为妻子，而不能让她老是为“城堡”的信使们，那些谜一般的助手，为克拉姆所占有。可是她却背叛了他，回到了她曾经摆脱的“城堡”的势力范围中去。随着故事的发展而清楚起来，k.心中整体获救的愿望之火燃烧得远比弗丽达坚决，弗丽达心中的愿望像点燃的稻草般一烧便尽，或者很快就失望了。密伦娜口头告诉我，她的丈夫得知卡夫卡是他的情敌并想要娶她时，他重新开始对地产生兴趣。
这部长篇小说和亲身经历的平行线还可以画得更远，可以看到k.身上自我折磨的特征强烈地显示出来。在长篇小说中他把自己看成是一手制造一个邀请、一个职位之任命的假想的骗子。劝他们断绝来往的密伦娜的女友们在长篇小说中夸大地上升为神话般的、命运女神般的女店主形象。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古代悲剧中的合唱队。弗丽达在奥尔加（在长篇小说中）面前表现出来的奇怪的妒忌和蔑视，反映了密伦娜对卡夫卡当时的未婚妻j.w.的态度。她断然要求卡夫卡与w.和她的家庭断绝关系。她的这个要求提得十分尖锐，甚至不合理，卡夫卡自己就曾这么指出过，尽管他还是听从了她。被社会遗弃的奥尔加一家同样也要去迎合现实。像这种现实主义的砖石在城堡中还可以找到很多。而整个建筑物大大高出一切这类砖石，作者把人间所有零碎部分富有想象力地改造一番，堆成高大的整体。假如人们看到了这个给人以强烈预感的、始终在模糊的光线中晃动而又有效地发出预言的整体，看到这整个建筑物，人们自然会更加为这部长篇小说深深吸引，产生无穷的赞赏之情。生活中的细节对于产生一部文艺作品所具有的重要性当然不能估计过高；但如果完全忽视其重要性，那么非常容易产生错误的观点。
长篇小说城堡构成了谈话录以及致密伦娜的布景和舞台。卡夫卡是在1921和1922年之间写这部小说的。我可以证明他从事于这部小说之写作的第一个日期是1922年3月15日。卡夫卡在这天将这本即将写出的书开头相当大的一部分念给我听。相似的主题当然在很久以前就出现在他的日记中了（比如1914年6月11日：村才子里的诱惑d。卡夫卡1917年在屈劳的经历构成了书中的环境；我甚至可以证实其材料与他中学时代的读物的关系（同博切娜汉姆可娃的优美的捷克文长篇小说祖母就有关系，在那部小说中，同样有一个给人以陌生感的宫殿统治着一个村庄）。密伦娜的信也隐隐约约地点到了这个古典女作家。可是这一切并不能阻止我们承认，仅仅通过同密伦娜相识，所有在作者心灵中早已形成的容器才装满了沸腾的内容，这种内容使他如痴如醉，使他产生了创作城堡这部长篇小说的灵感。在产生城堡的那个时期，除了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件和密伦娜致我的信件外，雅诺施的回忆也成了极重要的文献。由于正是在这个时期卡夫卡的日记完全中断了，而在此后不多的几年中也残缺不全。因此雅诺施的回忆就更显得重要了。
我将在此首次发表的密伦娜给我的八封信让我们深入地看到她与卡夫卡之间的整个关系，并且是从女方的角度出发看的。这样它们便在重要的特征上补充了由致密伦娜画出的这个爱情的画面。
第一封信落款日期是1920年7月zi日，是（同第二封一样）用德语写的，我将不作删改地抄录于下。第三封到第六封信（包括第六封），包含着最重要的内容，是由密伦娜投入其全副身心热情奔放地草就的，显示了她美丽的捷克母语，我在此将尝试着译出来。随着与弗兰茨关系的弦断音绝，密伦娜显然对我也更加有所保留了；所以她的最后两封信又回到了德语，她的德语比她的捷克语表达方式显得保守些。
关于密伦娜的捷克语在此再说几句。密伦娜耶申斯卡夫人是一位出色的女作家，而且不是她家庭中唯一的一位。关于同一姓氏的另一位女作家，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那是她的姑母；由于她捷克沙文主义的、小市民的思想意识，她在我们的圈子里是受非议的。相反，密伦娜则经常为布拉格自由派的日报论坛报撰稿。这份报纸是由感到自己是捷克人的犹太人，即激进的同化论者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者们创立的，这成了文学上颇受重视的一张报纸，捷克最杰出的作家中有许多人参加该报的工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密伦娜从维也纳寄文章来，至少每星期天在这份报上发表一次。卡夫卡常以极大的热情跑到一个报刊亭去，看看新的一期上有没有密伦娜的文章，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密伦娜写关于在维也纳的生活的报道，社会圈内的交谈，关于书的事，关于女式时装，关于日常新闻，此外还有一般的心理学观察。卡夫卡简直找不到足够的赞美言词来形容这些文章的精巧、活力、风格之轻松自如。他常将它们同他心爱的作家之一冯塔纳的书馆和游记相比。他买来报纸，大段大段地朗诵给我听；我承认，这些受到称赞的描述设有什么在我脑子里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什么也没有在记忆中留下。当然可能责任在我这边。看来应该花力气把密伦娜这些记者文章找出来，收集起来；因为卡夫卡对其文学价值的高度评价显然并非仅仅出自爱情，而且也是出自对密伦娜写作质量的客观评价。他关于文学事务的判断总是极其独特、精确的，失误非常少见。在出现失误的地方（比如对格里尔帕策的可怜的乐师的明显错误的评伦，致密伦娜一百零一页，甚至说它是“浅薄的、矫揉造作的”—一据我看来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再说也与卡夫卡自己在日记中及口头上对可怜的乐师的激动的评价相矛盾），必须始终考虑到，卡夫卡出于自我憎恨攻击某个作者的观点，实际上认为必须批判的是自己这种观点。这是一种与作者共同进行的自我对号入座。
据我所知，密伦娜没有出过书籍形式的作品，译作除外。
第一封信是由一件初看上去流于古怪的事情开头的。有人告诉我，在布拉格旁的维勒斯拉文精神病院里多年来关着一个不幸的人，他家里人关心他的囚禁状态。那人要求我开始为营救无辜受害者干点什么。卡夫卡告诉我，以前密伦娜也在这病院里待过，认识了队队先生。所以我写信给密伦娜，请她谈谈有关nn.的情况。我以前认识密伦娜，经常与她匆匆见面，那是在韦尔弗或作家保尔科伦菲德组织的社交场合中。我知道她在维也纳同韦尔弗的朋友恩斯特波拉克过着极不幸的婚姻生活。波拉克才华横溢、知识丰富，也搞些哲学研究（逻辑斯谛论者），被人们称为“行家波拉克”他对她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对其他女人也同样）。可引为对照的是城堡中许多处于克拉姆的描述。我知道，密伦娜是不顾全家人的反对投入波拉克怀抱的；也许她被迫居留维勒斯拉文与她家里人把她同波拉克分开的企图有关。波拉克同时与维也纳一个非常美丽的、智力平平的女人有着爱情关系，这个女人与另一个人有着暧昧关系，与之结了婚。波拉克想干什么就明目张胆地去干，丝毫不考虑密伦娜的感情——而她看来对他的无所顾忌深感痛苦，却似乎同时又爱这种折磨。她必须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她说到过，有时她在维也纳一个火车站为游客提箱子，为求一饱。布拉格她那百万豪富家庭许多年内不给这个“失去的女儿”任何资助。弗兰茨是在她这样的困境中认识她的。当他1920年上半年从美兰休养后回到布拉格时，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他这个平常多么平静的人那样幸福、那样兴奋地叙述着与密伦娜在维也纳度过的日子。然后他每天给她写几封信，也收到许多来信，但远远不能满足他的胃口。有时干脆电报往来。我不得不经常到弗兰茨的办公室（工伤保险公司）去找他，帮助他打发等待密伦娜的电报的漫长时辰。我发现，这种可怕的激动无疑给他已被疾病动摇了的身体状况带来可怕的恶化。作为我的朋友的忠实助手（后来他在我的关情问题上作了同样的贡献），我劝说密伦娜以轻松些的方式对待病人。对此，密伦娜寄来了第二封信。第一封信中的气氛还相当安宁；这表现在这第一封信在开头和主要部分谈的是一件远离切身关系的事情；但这件事又强烈地照亮了卡夫卡的人性，因为正是他不断地催我为那个被医生关起来的n.n先生插手干预。那时我们俩还有足够的精力，不仅关心自己的命运，而且关心第三者的痛苦。直至今日，我们在保险公司走廊里不祥地回响着的脚步声依然在我耳边震荡。只有在上午弗兰茨才必须在那座陈旧的大楼里坐着度过办公时间，但那时他下午也在办公室里度过，因为每时每刻都可能有密伦娜的电报或急信到来。
密伦娜给我的第一封信是这么开始的：
非常尊敬的博士先生：
您希望我提供某种证据，证明n.n.先生在维勒斯拉文遭遇的是不公正的待遇。可惜我可以告诉您的有关当局的事没有多少确定的、成熟的东西，尽管我非常愿意这么做。我从1917年6月至1918年3月逗留在维勒斯拉文，住在那同一座别墅中，我能为他做的一切无非是：我数次借书给他，他数次使我被关起来；也就是说，他不得与任何人交谈；一旦发生了他与任何人交谈的事，即使内容无关紧要并当着护理员的面也不行。那么一来，所有的人都会被关起来，护理员被解雇。
接下去描写了那被囚禁者所处的糟透了的处境。一句也许包含切身经历的典型的话是：“精神病学如果被滥用，便是一门可怕的学问。一切都可能是不正常的，每句话都可以成为折磨者的新武器。我敢起誓，事实便是如此，而n.n先生在世界上别的地方同样能生存。但我却无法证明任何事情。”
我的干预一无成效。但这是后来的事情。这封信在结尾部分自己把话题转到了弗兰茨身上，密伦娜总是把他称为“弗兰克”
我对您还有一个重要的请求，博士先生。您知道，我从来无法从弗兰克那里得知他的近况。他总是告诉我他的情况“好极了”这个可爱的人，他总是说健康得不能再健康，宁静得不能再宁静等等。我请求您，真的请求，请求——假如您看到，假如您感觉到他在受苦，为我的缘故肉体在受苦，请您马上告诉我。我不会对他说我是从您那儿获悉的；假如您答应我，我心情会平静一些的。我将怎么帮助他，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帮助他，这我知道得很清楚。弗兰克说，必须“爱您，为您而自豪、钦佩您”现在我做这一切，并预先表示真诚的感谢——首先为我能依靠您表示感谢。
我在回信中没有隐瞒，卡夫卡的状况在最近恶化了许多。7月29口密伦娜写信给我：
我确实非常恐慌，我不知道弗兰克的疾病是这么严重。
在这里时他真像个健康人，我根本没有听到过他咳嗽，他精神焕发，心情愉快，睡眠香甜。您感谢我.亲爱的、荣爱的马克斯，却不是谴责我已经很久没到他身边去了，谴责我坐在这里仅仅写写信。我请求您——我为此请求您：别认为我是个坏人，别认为我心情轻松。我在这里。心都碎了，完全绝望了（别告诉弗兰克！），手足无措。可是您写道，弗兰克确实需要我，从我这儿得到点什么，某种好东西。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真的马克斯。弗兰克无疑会到什么地方去，我将为促成此事尽一切力量。假如没有其他办法，那么我就在秋天自己到布拉格去。我们会送他离开布拉格的，对不对？我也希望，他在别的地方将很平静，心灵处于好的状态。我（这用得者说吗？），我将为此尽一切力量。
我的婚姻和我对丈夫的爱情的故事十分复杂，在此一言难尽。不过这事使我现在难以脱身，也许我永远不可能，我——不，语言是愚蠢的。但我不断地为我自己寻找出路，不断寻找解决办法，不断寻找善与正确。马克斯，请您相信，我不会让弗兰克痛苦的，请您相信我，这一点对我来说比世上其他一切都更为重要。
现在您在他那里。有什么消息您一定会马上告诉我的，您会严厉而真诚地对待我的，对吗？我今天感到轻松些了，因为我有了您，因为我不再那么过于孤独了。
等您回来，请您来信告诉我旅行的外界条件（比如办公室），再就是什么是必须为此做的事，怎么做？尤其是：从医生的诊断看他是否有恢复健康的可能？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我写这些干嘛？关键是让他离开那里，而他会这么做的，毫无疑问。我非常感谢您。我真的深深地感激您，您在信中对我这么好。请您原谅我称您为马克斯，弗兰茨是这么说的，而我已经习惯了。
致衷心问候！
密伦娜p
这里逐字逐句、不加删节地刊载了第二封信。我只是省略了密伦娜画的许多语气加重线。此外，我觉得她的笔迹与托马斯曼的笔迹有某些相似之处；这是非常奇特的，因为托马斯曼的笔迹（尤其在早期）似乎是独一无二的。
第三封信的开端涉及的是我的一本书，密伦娜非常赞赏它。接下去她写道（我从捷克语译了出来）：
我真想夜以继日地答复您的信。您说，为什么弗兰克畏惧爱情而不畏惧生活呢？然而我想，事情不是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与对所有其他人完全不同，首先，金钱、交易所、外汇中心，甚至一台打字机在他。心目中都是神秘的事物（事实上它们也是如此，只不过我们其他人没有感觉到而已），它们对他来说是最奇怪的谜，他面对它们的态度与我们完全不同。比如他的公务员工作是一种普通的履行职责吗？在他眼里机关（包括他自己的）是那么谜一样，那么值得欣赏，就像一个孩子看待火车头一样。他弄不懂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您曾同他一起去过邮局吗？他按照格式写好电文，摇着头去找他最喜欢的一个小窗口，于是（丝毫无法理解为什么）从一个窗口走到另一个窗口，直到碰到合适的，然后他数好钱，拿到找头，点一点收到的零钱，发现人家多给了他一个克朗，把这个克朗还给坐在窗后的小姐。然后他慢慢走开，再点一遍钱，在最后一道楼梯上他发现那给还的一个克朗仍然应该是他的。这会儿您站在他旁边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两脚交替落地，考虑该怎么办。走回去是困难的，上面挤着一准入。“让它去吧”我说。他震惊地看着我。怎么可以算了呢？他并不是为这个克朗难过。但这样不好。这根本不是一个克朗的问题。怎么能听之任之呢？他就此说了很多，对我非常不满。而这样的事重复发生在每个饭店里，在每个女艺丐那儿，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有一次他给了一个女乞丐两个克朗，想要收回一个。她说她没钱找。我们在那里站了两分钟，考虑怎么办这件事。后来他想起来，他可以把两个克朗都给她。但刚走开几步，他就变得闷闷不乐。而这同一个人不言而喻会毫不犹豫地、激动地、非常愉快地给我二万克朗。可是假如我请求他给我二万零一克朗，我们就必须找个地方去换钱，如果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把二克朗换成两个，那么他就会认真考虑，他应该怎么处理不该给我的那个克朗。他对钱的狭隘几乎同对女人的狭隘一样。他对机关的恐惧同样如此。有一次我给他打电报、打电话、写信，恳求他看在上帝的份上到这里来一天。当时对我来说非常必要。我拼命诅咒他。他几夜睡不着，折磨自己、写了一些充满自我践踏的信来，但人没有来。为什么呢？他不能请求休假。他不能向经理——即那个他从内心深处（真实地！）钦佩的经理，因为他打字速度快——他不能向他说，他要到我这儿来。找别的什么借口——又是一封震惊的来信——怎么说呢？撒谎？对经理编个谎言？不可能。假如您问他，为什么他曾经爱他第一个未婚妻，他回答：“他是那么会做生意。”说这话时，他的险由于敬重而放光。
噢，不，整个世界对他来说是谜一般的，始终如是。是个玄奥的秘密。是某种他没有能力做到的事，他从感人的、纯洁的质朴性出发给予高度的估价，因为那是“会做生意”的。我对他谈到我的丈夫，谈到他一年里上百次地做不忠于我之事，他以一种方式吸引着我和其他介入。这时他脸亮起了同样的敬畏之光，就像那时他谈到他那字打得很快，因而是个杰出的人的经理时一样，就像他说他的未婚妻“会做生意”时一样。这一切于他都是某种陌生的东西，打字打得快的入、有四个情妇的人对他来说是不可理解的，正如在邮局里误付的那个克朗和多给女乞丐的那个克朗是不可理解的一样.之所以不可理解，是因为那都是活的。但弗兰克不懂得生活。弗兰克没有生活的能力。弗兰克永不会健康。弗兰克将很快死去。
事情显然是，从表面现象看我们大家都有生活的能力，因为我们不如何时已在撒谎中找到了避难所，避到了目不见物、精神激昂之中，进到了乐观主义、具有某种信念的场所，遭到了悲观主义或其他什么东西的地方。但他从来没有逃到某种避难所之中，没有找到任何避难所。他绝对没有撒谎的能力，就如他没有灌醉自己的能力一样。他没有一丝一毫庇护，没有栖身之处。他就像一个赤裸裸的人处于穿着衣服的人们中间。甚至那一切，他所说的、他本身所是的、他所度过的一切都还不是真实。便是这么一种局限于一定范围内的存在，摆脱了一切可以帮助他改写生活的附加因素——无论在美好或在困苦状态下，都是一样。而他的苦行主义毫无英雄气概——因而更显得伟大和崇高。任何“英雄主义”都是谎言和懦弱。这不是一个将其苦行主义作为达到某种目的之手段的人；这是一个由于其可怕的洞察力、纯洁性和无妥协之能力而被迫采取苦行主义的人。
世上有非常聪明的、但也不愿妥协的人。但他们戴上了魔幻眼镜.从而看一切东西都不一样了。... -->>
很少有作家经历过像卡夫卡现在经历的命运：生前几乎完全默默无闻，而死后很快便世界闻名。
对手弗兰茨卡夫卡来说，这种命运的刻薄由于他对荣誉持全然无所谓的态度而得到缓解。在他心目中，写作（在他一篇日记中这么写着）是“祈祷的一种形式”他努力的方向是内心的完美、白壁无暇的一生。不能说他毫不在乎世界对他怎么想。他只是没有时间来顾及这个问题。充斥他心中的是对伦理上最高境界的追求，这是人应该达到而实际上几乎达不到的境界；是一种上升至痛苦、至半癫半痴状态的冲力——不能容忍罪恶，容忍谎言，既不能容忍自我欺骗又不能容忍对他人的刻薄。这是一种经常以自我鄙薄为形式出现的冲力，因为卡夫卡仿佛是用显微镜观察他自己的弱点，渴望与纯洁、神圣获得最紧密的融合，在他的格言中这被冠以“不可摧毁的东西”这种全力以赴的追求占据了他的一生。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是现代作家中最接近托尔斯泰的人。“倘若心中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之物的信念，人便不能生存。”卡夫卡以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他自己的宗教观。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句话。
卡夫卡生前的状况便是如此。
在他死后，一开始找不到一家大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遗作。每一本我几乎都必须先在另一家出版社中出版。我试图引起一些名人对这些出版物的兴趣。盖尔哈特霍普特曼写信对我说，可惜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卡夫卡这个名字今天人们打开每一期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或意大利的杂志，差不多都会碰到这个名字。
今天聚集在卡夫卡这个人物上的耀眼的灯光自然也会引起对他的形象的一切扭曲。但只要充分相信卡夫卡自己教诲的那个“不可摧毁之物”对那些扭曲也可以不必放在心上。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难以着手的人格的正确的形象轮廓将自己会显现出来，尽管这个轮廓今天还是那么有争议。
但是如果今天就能有机会描绘出本质的、正确的轮廓来，自是令人高兴的。也就是说，如果那些曾与卡夫卡有个人联系的证人出来讲话的话。比如最近我得到的回忆卡夫卡一书，这是卡夫卡的一个朋友（弗利德里希梯伯格，现在在耶路撒冷）写的；比如卡夫卡生命的最后岁月直到他去世的生活伴侣朵拉笛芒（她不久前，于1952年8月在伦郭去世）在她在以色列可惜太短暂的逗留中，在公众演讲和私下谈了许多她与卡夫卡共同生活的事情，大多数由费利克斯威尔奇记录了下来。加入这些证言行列的有玛尔特罗伯特关于朵拉的报道，还有古斯塔夫雅诺施值得注意的记载。雅诺施的记载之特殊价值在于：他在卡夫卡生前便记下了卡夫卡的言论；这好比艾克曼在歌德每次讲话之后马上将其记录下来，从而给我们留下了了解歌德这个真实的非凡人物的无法估价的源泉。雅诺施自己在他的书的“前言”和附录的“说明和解释”中介绍了他自己的生平和卡夫卡谈话录的产生经过以及手稿的故事。这里需要补充一下的是，这部手稿是怎么到我这里来的，它是怎么补充了从1920年3月底以后这段时间里，即从雅诺施认识卡夫卡的那天起，我们对卡夫卡生活的认识。关于这段时间直到不久前还没有很多出版物提及。雅诺施的记载填补了这个空白。
1947年5月，即我最终离开我出生的城市布拉格八年后，我收到了一封从布拉格寄来的信，信是以这几句话开头的：“我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我是您离开这里前不久在布拉格日报’上报道过的那个音乐家；也就是促成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捷克文译本在弗罗里安那儿发表的那个人。”写信者问我，他是否可以把他“关于弗兰茨卡夫卡的日记记载”寄给我，他在为此找一家出版社。“弗兰茨卡夫卡是我的青春时代——而且不止于此。您可以想象我的紧张心情，”在雅诺施给我的第二封信中这么写道。
这部手稿隔了很久才到达。而由于我当时工作繁忙，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去读。最终还是我的女秘书爱斯特霍弗夫人（她在我整理和出版弗兰茨卡夫卡的遗作中鼎力协助，使我欠她无限的情）拿去了这部著作，并在读后告诉我，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重要的著作。于是我开始读这些记载，其充实的新鲜内容向我涌来，令我惊讶，而这些内容清清楚楚地、无法替代地留着卡夫卡身上所宣示的那种天才的印记。就连卡夫卡的外表，他的讲话方式，他边说话边作手势的那种给人深刻印象的、柔和的姿态，以及他的相貌都活灵活现。我感到好像我的朋友突然活了过来，刚刚走进我的房间。我重新听到他说话，看到地闪闪发亮的活跃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身上，感觉到他安静的、痛苦的微笑，为他的智慧所吸引并深受感动。
此后不久，朵拉笛芒来此探访，她多次来看我，有一次我给她念了雅诺施这本尚未出版的书的片断。她马上被吸引住了，在雅诺施保留下来的一切文字中她认出了卡夫卡那无可替代的风格及其思维方法。她在这本书中感到真正地与卡夫卡重聚了，深受感动。于是这些谈话的真实性得到了两个证人的证实；不久又来了第三个人。卡夫卡的致密伦娜书简问世了，是由我的朋友维利哈斯整理出版的。这些信件在一家布拉格银行的保险箱里保存了二十年之久，我没有见过。现在我读到这些信件了，依我看，这些信属于所有时代里最伟大的情书之列，足以与朱丽叶德莱斯庇纳斯那些灼热而谦卑的书信相媲美。这里，在一些插曲中我又碰到了那位拘谨的年轻人古斯塔夫雅诺施，他把他的最早的一批诗歌送交给他极尊敬的卡夫卡评阅，同他一起讨论，而由于卡夫卡沉浸在完全不相干的思想和爱好之中，这种征求意见明显地打扰了他。雅诺施记载中涉及的整个对话局面当然只是他从一个方面看到的，而从另一个精度，从对立的方面看是掺杂着讥讽的滴剂的，却正因为如此而更证实了其真实性。
此外，雅诺施在我于1937年发表的卡夫卡传记中已经首次被提及，当然只不过在比喻中，说得更清楚些：随着他父亲的形象出现，没有提到名字。在第三章中我描述了卡夫卡如何善于同他工作的办公室内的同事们，即工人工伤保险公司的同事们交朋友，包括“同非常普通和思想非常混乱的心灵”我举例谈到一个监察员，弗兰茨曾将他的记事本转交给我。现在我又找到了那个记事本，在现在这个时刻它正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这个记事本开头写着这么一句话：nosexulesfilllevaeinhaclacrimarumvalle（见上面第三章）。这本记事本的充满幻想和独特思想的编撰人不是别人，正是雅诺施的父亲。我既结识了父亲，稍后也认识了儿子。人们会注意到，雅诺施一书的诠注落款是“阿尔玛乌尔斯”这个笔名，这便会令人感到与刚才提到的记事本有联系。父亲高雅的形象和他不幸的异族婚姻感人的次要主题，在古斯塔夫雅诺施的记载中，在卡夫卡形象的主旋律之外清楚地得以表现（这里可对比卡夫卡关于雅诺施父亲的评价，见致密伦娜书简第121页）。对卡夫卡来说，他同雅诺施交往的整个时期处于“密伦娜耶申斯卡一波拉克”这个命运攸关的信号之下。雅诺施于1920年3月底认识了卡夫卡。卡夫卡日记从1920年1月到1921年10月15日这段时间是个空白，与此有关的本子或散页无处可找。1921到10月15日卡夫卡第一次提到，他把他所有的日记都交给了密伦娜。有可能他那时正好将与这一伟大的爱情插曲有关的部分毁掉了。他死后，密伦娜把这些日记带给了我，还有长篇小说失踪者和城堡的手稿，这些保存在她那里，指定要交给我的。密伦娜在卡夫卡死后写给我的谈及这些事的那封信，我把它作为倒数第二封摘引于下。卡夫卡在日记中以m.标示密伦娜，有关的笔记我在其他地方（在卡夫卡父母的住处，在弗兰茨暂住过的小房间里）找到，可循迹至1922年5月。那种一开始即成为卡夫卡最大幸福的狂热的关系很快出现了悲剧性的转折。我保存着卡夫卡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恳求我阻止密伦娜再去看他。读者在将载入卡夫卡斯有信件的那本书中见到这篇东西。
这就是雅诺施交给我们的谈话内容之暗淡背景。对当时充满心中的巨大苦恼卡夫卡只是隐隐有所提及，此外，他以客观地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出现，以纵览的方式关心着世界大事、各民族和各阶级以及各宗教间的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卡夫卡在他一生几乎所有情况下持有的巨大的自制力——除非是他坐在日记本前或在与最亲密的朋友谈话时。
雅诺施转达的卡夫卡的话给人以真实可靠的印象，它具有卡夫卡通常讲话风格那种不会误认的标记，这种风格也许比他写作的风格更简明，更精确，对于卡夫卡来说，要说什么没有意义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从未从他嘴里听到过一句不深刻的话。即使在他谈论最日常的普通事情时也同样如此。对他说来（也同样对正在与他谈话的人说来），根本就不存在日常。他从不刻意追求思想深刻的格言，而是一切都自然轻快地从他嘴里涌出，他的话在胚胎状态中就是奇特的，奇特地诞生，根本无须去寻求奇特性。当他没有重要的话可说时，他宁可闭口缄默。在同雅诺施谈话中的素材范围也是我自己在无数与卡夫卡的谈话中所熟悉的，我毫不困难地认出这些话题素材正是卡夫卡关心的核心范围。
在我的卡夫卡传中我仅以一段简短的解释将雅诺施作证的这一整段时间一笔带过。由于那时密伦娜还活着，我有所保留。在那以后，我们从玛加蕾特布伯一诺伊曼的书中（斯大林和希特勒管制下的囚徒知道了更多关于这位不平凡的女性的事，也知道了她在集中营中的可怕的死亡，还有她感染所接触的所有人的那种神奇的、鼓舞的力量。卡夫卡（192年1月18日日记）曾将她的品质说成“无所畏惧”现在卡夫卡给她的信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认识她的手段，此外还有维利哈斯撰写的跋和密伦娜这个真正了不起的女人的重要的肖像画。在一定意义上，她生存方式的光芒也在雅诺施的记载中反映了出来，尽管她的名字从未被提到过。可是要理解卡夫卡对雅诺施讲过的许多话并找到正确的回音，就必须考虑到，在卡夫卡当时特别用心考虑犹太人问题的时候（如对话所示），他爱上了密伦娜这么一个捷克女基督徒，而且她的两个女友都嫁给了犹太人。密伦娜的丈夫也是犹太人。为了跟他结婚，她与站在政治舞台上的、身为民族主义思想特别强烈的父亲这个捷克人之间爆发了最激烈的冲突。卡夫卡处在这样全新的、激动人心的环境中，面临这样的抉择，使他能更深入地观察犹太人问题。
在读了雅诺施的谈话及致密伦娜后我才明白，卡夫卡伟大的长篇小说城堡提供了根本性的注脚，这是一首惊人的悲剧叙事诗，写的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无家可归者，他想要在他所选择的家乡扎根，却不成功。
撇开城堡之外的一切更广泛、甚至包罗万象的宗教内容不谈，不可忽视传记住这个前提。推诺施无意中为帮助理解这些内在联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关于这些内在联系，密伦娜给我的信件（八封信，一部分对卡夫卡作了广泛的分析，谈到了他与她的关系）和我自己关于卡夫卡生命的那个阶段的笔记，以及密伦娜口头对我的叙述还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人们可以在长篇小说城堡中找到卡夫卡对密伦娜的爱情关系的反映，这些往往是以古怪的疑惑和轻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是所发生事情的强烈的扭曲变形，也许只有用这种手法才能拯救他脱离危机。密伦娜在长篇小说中是以极端漫画化的形象借“弗丽达”之身出现的。她为了搭救卡夫卡（k.），迈出了关键性的步子；她与他结合，与他一起在贫困和放弃享受的情况下建立了家室，然而愉快而坚定，她想永远属于他，并通过这一点引导他回到质朴和直接的真实生活中来。可是就在k.取得进展，抓住伸来的手的同时，对那个女人产生影响的先前的联系又冒了出来（“城堡”、民众、社会，尤其是那位神秘的先生克拉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的是以夸张的、妖魔化了的吓人形象表现出来的密伦娜内心无法摆脱的合法丈夫），梦想中的幸福很快便告终结，因为k.不愿只获得一半权利，他希望的是独自将弗丽达娶为妻子，而不能让她老是为“城堡”的信使们，那些谜一般的助手，为克拉姆所占有。可是她却背叛了他，回到了她曾经摆脱的“城堡”的势力范围中去。随着故事的发展而清楚起来，k.心中整体获救的愿望之火燃烧得远比弗丽达坚决，弗丽达心中的愿望像点燃的稻草般一烧便尽，或者很快就失望了。密伦娜口头告诉我，她的丈夫得知卡夫卡是他的情敌并想要娶她时，他重新开始对地产生兴趣。
这部长篇小说和亲身经历的平行线还可以画得更远，可以看到k.身上自我折磨的特征强烈地显示出来。在长篇小说中他把自己看成是一手制造一个邀请、一个职位之任命的假想的骗子。劝他们断绝来往的密伦娜的女友们在长篇小说中夸大地上升为神话般的、命运女神般的女店主形象。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古代悲剧中的合唱队。弗丽达在奥尔加（在长篇小说中）面前表现出来的奇怪的妒忌和蔑视，反映了密伦娜对卡夫卡当时的未婚妻j.w.的态度。她断然要求卡夫卡与w.和她的家庭断绝关系。她的这个要求提得十分尖锐，甚至不合理，卡夫卡自己就曾这么指出过，尽管他还是听从了她。被社会遗弃的奥尔加一家同样也要去迎合现实。像这种现实主义的砖石在城堡中还可以找到很多。而整个建筑物大大高出一切这类砖石，作者把人间所有零碎部分富有想象力地改造一番，堆成高大的整体。假如人们看到了这个给人以强烈预感的、始终在模糊的光线中晃动而又有效地发出预言的整体，看到这整个建筑物，人们自然会更加为这部长篇小说深深吸引，产生无穷的赞赏之情。生活中的细节对于产生一部文艺作品所具有的重要性当然不能估计过高；但如果完全忽视其重要性，那么非常容易产生错误的观点。
长篇小说城堡构成了谈话录以及致密伦娜的布景和舞台。卡夫卡是在1921和1922年之间写这部小说的。我可以证明他从事于这部小说之写作的第一个日期是1922年3月15日。卡夫卡在这天将这本即将写出的书开头相当大的一部分念给我听。相似的主题当然在很久以前就出现在他的日记中了（比如1914年6月11日：村才子里的诱惑d。卡夫卡1917年在屈劳的经历构成了书中的环境；我甚至可以证实其材料与他中学时代的读物的关系（同博切娜汉姆可娃的优美的捷克文长篇小说祖母就有关系，在那部小说中，同样有一个给人以陌生感的宫殿统治着一个村庄）。密伦娜的信也隐隐约约地点到了这个古典女作家。可是这一切并不能阻止我们承认，仅仅通过同密伦娜相识，所有在作者心灵中早已形成的容器才装满了沸腾的内容，这种内容使他如痴如醉，使他产生了创作城堡这部长篇小说的灵感。在产生城堡的那个时期，除了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件和密伦娜致我的信件外，雅诺施的回忆也成了极重要的文献。由于正是在这个时期卡夫卡的日记完全中断了，而在此后不多的几年中也残缺不全。因此雅诺施的回忆就更显得重要了。
我将在此首次发表的密伦娜给我的八封信让我们深入地看到她与卡夫卡之间的整个关系，并且是从女方的角度出发看的。这样它们便在重要的特征上补充了由致密伦娜画出的这个爱情的画面。
第一封信落款日期是1920年7月zi日，是（同第二封一样）用德语写的，我将不作删改地抄录于下。第三封到第六封信（包括第六封），包含着最重要的内容，是由密伦娜投入其全副身心热情奔放地草就的，显示了她美丽的捷克母语，我在此将尝试着译出来。随着与弗兰茨关系的弦断音绝，密伦娜显然对我也更加有所保留了；所以她的最后两封信又回到了德语，她的德语比她的捷克语表达方式显得保守些。
关于密伦娜的捷克语在此再说几句。密伦娜耶申斯卡夫人是一位出色的女作家，而且不是她家庭中唯一的一位。关于同一姓氏的另一位女作家，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那是她的姑母；由于她捷克沙文主义的、小市民的思想意识，她在我们的圈子里是受非议的。相反，密伦娜则经常为布拉格自由派的日报论坛报撰稿。这份报纸是由感到自己是捷克人的犹太人，即激进的同化论者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者们创立的，这成了文学上颇受重视的一张报纸，捷克最杰出的作家中有许多人参加该报的工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密伦娜从维也纳寄文章来，至少每星期天在这份报上发表一次。卡夫卡常以极大的热情跑到一个报刊亭去，看看新的一期上有没有密伦娜的文章，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密伦娜写关于在维也纳的生活的报道，社会圈内的交谈，关于书的事，关于女式时装，关于日常新闻，此外还有一般的心理学观察。卡夫卡简直找不到足够的赞美言词来形容这些文章的精巧、活力、风格之轻松自如。他常将它们同他心爱的作家之一冯塔纳的书馆和游记相比。他买来报纸，大段大段地朗诵给我听；我承认，这些受到称赞的描述设有什么在我脑子里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什么也没有在记忆中留下。当然可能责任在我这边。看来应该花力气把密伦娜这些记者文章找出来，收集起来；因为卡夫卡对其文学价值的高度评价显然并非仅仅出自爱情，而且也是出自对密伦娜写作质量的客观评价。他关于文学事务的判断总是极其独特、精确的，失误非常少见。在出现失误的地方（比如对格里尔帕策的可怜的乐师的明显错误的评伦，致密伦娜一百零一页，甚至说它是“浅薄的、矫揉造作的”—一据我看来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再说也与卡夫卡自己在日记中及口头上对可怜的乐师的激动的评价相矛盾），必须始终考虑到，卡夫卡出于自我憎恨攻击某个作者的观点，实际上认为必须批判的是自己这种观点。这是一种与作者共同进行的自我对号入座。
据我所知，密伦娜没有出过书籍形式的作品，译作除外。
第一封信是由一件初看上去流于古怪的事情开头的。有人告诉我，在布拉格旁的维勒斯拉文精神病院里多年来关着一个不幸的人，他家里人关心他的囚禁状态。那人要求我开始为营救无辜受害者干点什么。卡夫卡告诉我，以前密伦娜也在这病院里待过，认识了队队先生。所以我写信给密伦娜，请她谈谈有关nn.的情况。我以前认识密伦娜，经常与她匆匆见面，那是在韦尔弗或作家保尔科伦菲德组织的社交场合中。我知道她在维也纳同韦尔弗的朋友恩斯特波拉克过着极不幸的婚姻生活。波拉克才华横溢、知识丰富，也搞些哲学研究（逻辑斯谛论者），被人们称为“行家波拉克”他对她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对其他女人也同样）。可引为对照的是城堡中许多处于克拉姆的描述。我知道，密伦娜是不顾全家人的反对投入波拉克怀抱的；也许她被迫居留维勒斯拉文与她家里人把她同波拉克分开的企图有关。波拉克同时与维也纳一个非常美丽的、智力平平的女人有着爱情关系，这个女人与另一个人有着暧昧关系，与之结了婚。波拉克想干什么就明目张胆地去干，丝毫不考虑密伦娜的感情——而她看来对他的无所顾忌深感痛苦，却似乎同时又爱这种折磨。她必须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她说到过，有时她在维也纳一个火车站为游客提箱子，为求一饱。布拉格她那百万豪富家庭许多年内不给这个“失去的女儿”任何资助。弗兰茨是在她这样的困境中认识她的。当他1920年上半年从美兰休养后回到布拉格时，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他这个平常多么平静的人那样幸福、那样兴奋地叙述着与密伦娜在维也纳度过的日子。然后他每天给她写几封信，也收到许多来信，但远远不能满足他的胃口。有时干脆电报往来。我不得不经常到弗兰茨的办公室（工伤保险公司）去找他，帮助他打发等待密伦娜的电报的漫长时辰。我发现，这种可怕的激动无疑给他已被疾病动摇了的身体状况带来可怕的恶化。作为我的朋友的忠实助手（后来他在我的关情问题上作了同样的贡献），我劝说密伦娜以轻松些的方式对待病人。对此，密伦娜寄来了第二封信。第一封信中的气氛还相当安宁；这表现在这第一封信在开头和主要部分谈的是一件远离切身关系的事情；但这件事又强烈地照亮了卡夫卡的人性，因为正是他不断地催我为那个被医生关起来的n.n先生插手干预。那时我们俩还有足够的精力，不仅关心自己的命运，而且关心第三者的痛苦。直至今日，我们在保险公司走廊里不祥地回响着的脚步声依然在我耳边震荡。只有在上午弗兰茨才必须在那座陈旧的大楼里坐着度过办公时间，但那时他下午也在办公室里度过，因为每时每刻都可能有密伦娜的电报或急信到来。
密伦娜给我的第一封信是这么开始的：
非常尊敬的博士先生：
您希望我提供某种证据，证明n.n.先生在维勒斯拉文遭遇的是不公正的待遇。可惜我可以告诉您的有关当局的事没有多少确定的、成熟的东西，尽管我非常愿意这么做。我从1917年6月至1918年3月逗留在维勒斯拉文，住在那同一座别墅中，我能为他做的一切无非是：我数次借书给他，他数次使我被关起来；也就是说，他不得与任何人交谈；一旦发生了他与任何人交谈的事，即使内容无关紧要并当着护理员的面也不行。那么一来，所有的人都会被关起来，护理员被解雇。
接下去描写了那被囚禁者所处的糟透了的处境。一句也许包含切身经历的典型的话是：“精神病学如果被滥用，便是一门可怕的学问。一切都可能是不正常的，每句话都可以成为折磨者的新武器。我敢起誓，事实便是如此，而n.n先生在世界上别的地方同样能生存。但我却无法证明任何事情。”
我的干预一无成效。但这是后来的事情。这封信在结尾部分自己把话题转到了弗兰茨身上，密伦娜总是把他称为“弗兰克”
我对您还有一个重要的请求，博士先生。您知道，我从来无法从弗兰克那里得知他的近况。他总是告诉我他的情况“好极了”这个可爱的人，他总是说健康得不能再健康，宁静得不能再宁静等等。我请求您，真的请求，请求——假如您看到，假如您感觉到他在受苦，为我的缘故肉体在受苦，请您马上告诉我。我不会对他说我是从您那儿获悉的；假如您答应我，我心情会平静一些的。我将怎么帮助他，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帮助他，这我知道得很清楚。弗兰克说，必须“爱您，为您而自豪、钦佩您”现在我做这一切，并预先表示真诚的感谢——首先为我能依靠您表示感谢。
我在回信中没有隐瞒，卡夫卡的状况在最近恶化了许多。7月29口密伦娜写信给我：
我确实非常恐慌，我不知道弗兰克的疾病是这么严重。
在这里时他真像个健康人，我根本没有听到过他咳嗽，他精神焕发，心情愉快，睡眠香甜。您感谢我.亲爱的、荣爱的马克斯，却不是谴责我已经很久没到他身边去了，谴责我坐在这里仅仅写写信。我请求您——我为此请求您：别认为我是个坏人，别认为我心情轻松。我在这里。心都碎了，完全绝望了（别告诉弗兰克！），手足无措。可是您写道，弗兰克确实需要我，从我这儿得到点什么，某种好东西。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真的马克斯。弗兰克无疑会到什么地方去，我将为促成此事尽一切力量。假如没有其他办法，那么我就在秋天自己到布拉格去。我们会送他离开布拉格的，对不对？我也希望，他在别的地方将很平静，心灵处于好的状态。我（这用得者说吗？），我将为此尽一切力量。
我的婚姻和我对丈夫的爱情的故事十分复杂，在此一言难尽。不过这事使我现在难以脱身，也许我永远不可能，我——不，语言是愚蠢的。但我不断地为我自己寻找出路，不断寻找解决办法，不断寻找善与正确。马克斯，请您相信，我不会让弗兰克痛苦的，请您相信我，这一点对我来说比世上其他一切都更为重要。
现在您在他那里。有什么消息您一定会马上告诉我的，您会严厉而真诚地对待我的，对吗？我今天感到轻松些了，因为我有了您，因为我不再那么过于孤独了。
等您回来，请您来信告诉我旅行的外界条件（比如办公室），再就是什么是必须为此做的事，怎么做？尤其是：从医生的诊断看他是否有恢复健康的可能？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我写这些干嘛？关键是让他离开那里，而他会这么做的，毫无疑问。我非常感谢您。我真的深深地感激您，您在信中对我这么好。请您原谅我称您为马克斯，弗兰茨是这么说的，而我已经习惯了。
致衷心问候！
密伦娜p
这里逐字逐句、不加删节地刊载了第二封信。我只是省略了密伦娜画的许多语气加重线。此外，我觉得她的笔迹与托马斯曼的笔迹有某些相似之处；这是非常奇特的，因为托马斯曼的笔迹（尤其在早期）似乎是独一无二的。
第三封信的开端涉及的是我的一本书，密伦娜非常赞赏它。接下去她写道（我从捷克语译了出来）：
我真想夜以继日地答复您的信。您说，为什么弗兰克畏惧爱情而不畏惧生活呢？然而我想，事情不是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与对所有其他人完全不同，首先，金钱、交易所、外汇中心，甚至一台打字机在他。心目中都是神秘的事物（事实上它们也是如此，只不过我们其他人没有感觉到而已），它们对他来说是最奇怪的谜，他面对它们的态度与我们完全不同。比如他的公务员工作是一种普通的履行职责吗？在他眼里机关（包括他自己的）是那么谜一样，那么值得欣赏，就像一个孩子看待火车头一样。他弄不懂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您曾同他一起去过邮局吗？他按照格式写好电文，摇着头去找他最喜欢的一个小窗口，于是（丝毫无法理解为什么）从一个窗口走到另一个窗口，直到碰到合适的，然后他数好钱，拿到找头，点一点收到的零钱，发现人家多给了他一个克朗，把这个克朗还给坐在窗后的小姐。然后他慢慢走开，再点一遍钱，在最后一道楼梯上他发现那给还的一个克朗仍然应该是他的。这会儿您站在他旁边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两脚交替落地，考虑该怎么办。走回去是困难的，上面挤着一准入。“让它去吧”我说。他震惊地看着我。怎么可以算了呢？他并不是为这个克朗难过。但这样不好。这根本不是一个克朗的问题。怎么能听之任之呢？他就此说了很多，对我非常不满。而这样的事重复发生在每个饭店里，在每个女艺丐那儿，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有一次他给了一个女乞丐两个克朗，想要收回一个。她说她没钱找。我们在那里站了两分钟，考虑怎么办这件事。后来他想起来，他可以把两个克朗都给她。但刚走开几步，他就变得闷闷不乐。而这同一个人不言而喻会毫不犹豫地、激动地、非常愉快地给我二万克朗。可是假如我请求他给我二万零一克朗，我们就必须找个地方去换钱，如果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把二克朗换成两个，那么他就会认真考虑，他应该怎么处理不该给我的那个克朗。他对钱的狭隘几乎同对女人的狭隘一样。他对机关的恐惧同样如此。有一次我给他打电报、打电话、写信，恳求他看在上帝的份上到这里来一天。当时对我来说非常必要。我拼命诅咒他。他几夜睡不着，折磨自己、写了一些充满自我践踏的信来，但人没有来。为什么呢？他不能请求休假。他不能向经理——即那个他从内心深处（真实地！）钦佩的经理，因为他打字速度快——他不能向他说，他要到我这儿来。找别的什么借口——又是一封震惊的来信——怎么说呢？撒谎？对经理编个谎言？不可能。假如您问他，为什么他曾经爱他第一个未婚妻，他回答：“他是那么会做生意。”说这话时，他的险由于敬重而放光。
噢，不，整个世界对他来说是谜一般的，始终如是。是个玄奥的秘密。是某种他没有能力做到的事，他从感人的、纯洁的质朴性出发给予高度的估价，因为那是“会做生意”的。我对他谈到我的丈夫，谈到他一年里上百次地做不忠于我之事，他以一种方式吸引着我和其他介入。这时他脸亮起了同样的敬畏之光，就像那时他谈到他那字打得很快，因而是个杰出的人的经理时一样，就像他说他的未婚妻“会做生意”时一样。这一切于他都是某种陌生的东西，打字打得快的入、有四个情妇的人对他来说是不可理解的，正如在邮局里误付的那个克朗和多给女乞丐的那个克朗是不可理解的一样.之所以不可理解，是因为那都是活的。但弗兰克不懂得生活。弗兰克没有生活的能力。弗兰克永不会健康。弗兰克将很快死去。
事情显然是，从表面现象看我们大家都有生活的能力，因为我们不如何时已在撒谎中找到了避难所，避到了目不见物、精神激昂之中，进到了乐观主义、具有某种信念的场所，遭到了悲观主义或其他什么东西的地方。但他从来没有逃到某种避难所之中，没有找到任何避难所。他绝对没有撒谎的能力，就如他没有灌醉自己的能力一样。他没有一丝一毫庇护，没有栖身之处。他就像一个赤裸裸的人处于穿着衣服的人们中间。甚至那一切，他所说的、他本身所是的、他所度过的一切都还不是真实。便是这么一种局限于一定范围内的存在，摆脱了一切可以帮助他改写生活的附加因素——无论在美好或在困苦状态下，都是一样。而他的苦行主义毫无英雄气概——因而更显得伟大和崇高。任何“英雄主义”都是谎言和懦弱。这不是一个将其苦行主义作为达到某种目的之手段的人；这是一个由于其可怕的洞察力、纯洁性和无妥协之能力而被迫采取苦行主义的人。
世上有非常聪明的、但也不愿妥协的人。但他们戴上了魔幻眼镜.从而看一切东西都不一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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